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 （二）

　　我觉得现实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价值系统的危机，由此导致美学危机。这和时代的变迁有本质关系。

　　正如王德威等人近年对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研究所显示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确立与当时“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直接相关，背后是对启蒙主义弘扬的科学精神的崇拜。“文以载道”的士大夫传统和“感时忧国”的现实驱动，使“五四”前辈们化繁为简，弃宽择窄，放弃了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多种文类，选择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统。后来现实主义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被定于一尊。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前辈们选择的功过是非，只想说，无论在“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一体化”的“1950—1970”年代，还是1980年代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手法都成功地实现了其文学功能和被要求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其成功的基础恰恰在于，当时的社会都坐落在一套明确完整的理想价值体系里（尽管各时期的蓝本不同）。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功能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何为“客观真实”？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有一套社会整体“上下认同”的“镜与灯”。这“灯”里不仅有乌托邦图景，还要有一套可执行的替代性制度，因此才不但能教育民众认识世界，还能切实地鼓舞人民改造世界：富国强兵、建设新中国、与世界接轨——现实主义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巨大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是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认其严肃文学的价值，并以此贬斥消遣性的通俗文学的资本。

　　现实主义文学在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同时，对于个体读者而言，也具有巨大的精神抚慰功能。它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一个文学的整体世界里获得了定位、归属，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特别受普通读者欢迎的“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个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或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方式出人头地。这种功能直到1980年代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其中最成功的作品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然而，现实主义的路在路遥这里既是顶点也是转折点。19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支持现实主义的价值系统遭受重创，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甚至中国民间价值观都遭到深层质疑。于是，现实主义向“新写实”转向，“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和用一张贫嘴打造幸福生活的张大民成为“精神胜利”的平民楷模。到了2005年余华出版《兄弟》的时候，代表“时代精神”的是“成功的恶人”李光头，而代表道德良心的宋钢则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沦为可怜可笑的乞丐。这其中重要的转型作品是阎真的《沧浪之水》（2003年），小说沉痛无奈地书写了坚守“君子之风”和“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池大为在现实“操作主义”面前放弃、屈服的必然性，唯其沉痛无奈，更反证了现实法则的不可抗拒。此后的现实主义写作就彻底进入了“狼图腾”的时代，不过“丛林法则”和“坏蛋逻辑”毕竟与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违和，所以，主要在商业文学和网络文学领域大行其道。“主流作家”则退入“纯文学”倡导的“个人化写作”，包括一些号称“时代大书”的鸿篇巨制，本质上也是“小时代”的“小叙事”。这种价值模糊、趣味中庸的“小叙事”实际上是当代“主流文学”的创作主流，加之“专业作家”体制让不少著名作家居于云端，使得“主流文学”虽然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原则，但已在各个向度上日益丧失了反映现实的功能。

　　更深层地反映现实主义困境的是“底层文学”遭遇的困境。2004年前后兴起的“底层文学”是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象牙塔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转向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曾被寄望为“现实主义的复兴”，但却在爆发不久后就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这些揭露现实苦难的作品背后没有一套批判现实的价值系统。作家们只能站在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同情“底层”的苦难，且只能哭喊不能呐喊，因为在一个“阶级”被“阶层”取代的时代，无法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价值系统的缺失不但限制了作品的思想性，也内在伤害了作品的美学效果和快感机制——由于作家在思想上没底气，无法塑造出具有英雄色彩的主人公，现实主义作品中那种最令人期待的高潮情节，也总是推进一半就泄了气。于是，再苦难的现实描写都不能形成悲剧感，既不能鼓舞人心，也不能抚慰人心。

　　正因为现实主义的危机是时代性的、根本性的，如何修复其功能，重建其连通此岸与彼岸的路，就不能只从老路上寻找方法。如何顺应时代的变化，以创造性的思维发现新路，这是摆在作家和批评家面前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现实主义有理论上的界定问题，现实主义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还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 应当界定清楚。

　　因为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是狭义的现实主义，实用性是有限的，比如《红楼梦》算不算现实主义？比如刚才讲的《百年孤独》算不算现实主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讲可能都会有些问题，会遭到一些困难。因为现实主义本身首先讲究客观性，这样的客观性首先还是一种描述的客观性，要对现实有一种硬性的表述，这是法国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们后来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强调了评价性对描述本身的影响，认为描述要服从于评价，这样就要写典型抓典型，坏人的典型是什么，好人的典型是什么，如果用分析的方法来看的话，就有这样一些问题。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比较狭义，不应该成为文学的当然的一种创作方法，更不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创作方法，因为作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可能会走向样板戏似的创作。

　　所以我自己主张或推崇一种作为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法国作家加洛蒂讲，所有的文学都是现实主义，所以是无边的现实主义。他讲的实际上是一种创作精神，讲的是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即便是一部幻想小说，比如现在谈到的穿越小说，都是折射出一种心理的现实，所以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必然是现实主义的，没有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所以现实主义我认为主要是从创作精神来谈，而不是创作手法。

　　作为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怎样和现实相联系？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叫此岸和彼岸的关系问题，写一些个人生活当中的琐事，比如写微博算不算现实主义？今天若干人都在谈微博，这是不是现实主义？因为我把我的现实告诉了网友，所以作为文学创作来说，有些具体的东西恰恰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最不感人的东西，不能给人提供审美感受的东西。但如果一味地幻想，包括大家更多地对穿越小说的普遍感受，是瞎想，乱琢磨。

　　我特别不喜欢科幻小说，因为我认为科幻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地心引力的创作。比如刚才讲的穿越英雄，被赋予超人的能力甚至准上帝的能力之后，他一切都可以做了，就没有办法再呈现或反映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局限性。恰恰在这种局限性当中，人性所有的优劣、长短、美丑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我们说上帝是万能的，但是恰恰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才没有希望和未来。他的存在是一种绝对，绝对的存在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神要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完美的。如果它还要变得更完美，它本身就是不完美了。所以我对极端幻想型的作品持有一种批评，甚至审美上的否定，就在于我的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对于一度兴盛的“底层写作”，我觉得从精神现实主义的层面来说还不成熟，不具备内容当中那种深远绵长的东西。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就是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又给人一种诗意的感动。例如像他的《边城》，没有任何造作，写的都是很琐碎和简朴的生活，但是在短篇中就是一种乡土史诗的呈现，这种呈现的力量在中国的当代作家当中确实很少，所以现实主义必须要关注现实本身，现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能天天在那儿幻想和虚构。

　　精神现实主义就是刚才谈到的文化问题，我始终认为现在从中国当代文学和精神深度上来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当今作家的创作主体是红卫兵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例如莫言、张炜，还有稍微晚一点的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这些红卫兵或后红卫兵成为了中国作家的主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这近十年当中，这些人是红卫兵或红小兵作家，他们在这段时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你发现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老一代人，也就是王蒙这些“右派”作家，他们的创作生命已经终止了，虽然还在写，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已经不被认同了，离社会远了，就在那儿玩票，像王蒙就是票友。红卫兵或红小兵作家在大概80—90年代之间的十年时间喷发之后，继续创作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他们的文化积累没有跟上。他们在写一种生活的纯朴和原生态的时候，表达了对“文革”成长时代生活的感触和在底层生活的焦虑，而且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启蒙，对“文革”时代的一种清算，这些综合因素使他们充满了信心，而且带着一种内在的主动进行创作。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成功的，而他们的确是在右派文学之后作为红卫兵文学成功了。在张炜写完《九月寓言》之后，我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我认为那时候有两个作家最有前途，一个是张炜，一个是王安忆。但是写完《九月寓言》之后的张炜就没办法再继续了，包括现在夸得天花乱坠的《你在高原》，还有他的《家族》《能不忆蜀葵》《外省书》等。而王安忆是以《长恨歌》作了一个看似华丽实际苍白的“文学的终结”。

　　现在中国作家没有精神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创作的作品，就没有文学艺术的高度。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既是此岸，但也必须是彼岸，它不能跟社会同质化。现在中国作家群体最大的问题是创作的东西不好看，没有吸引力，不能感动人，不能给人美感，因为它现在和我们世俗败坏的社会一体化、同质化了。我们本来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优秀分子，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要认知这个社会，更要启蒙这个社会。我认为真正的伟大作家对于这个时代是要深入的、同情的，但他不仅要反映，而且要提升。

　　六十余年来，中国作家已经习惯了被领导，习惯了服从，习惯了做奴隶，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习惯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和时代。这恰恰是作家最堕落的一种认知和观念。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永远带有一种批判和审视，永远是对立面，不是对立面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需要的，是永远不可割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绝对不应该成为文学唯一的方法，但是我们缺少现实主义，不是缺少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文学叙述，而是缺少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作家缺少对一个时代应有的关联性和应有的使命感，这是当下中国文学不招人待见的一个根本原因。

　　今天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之所以没有得到发挥，相反被瓦解，我认为跟我们批评家群体的整体堕落有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批评家群体、作家群体，与僵化的政治体制是一体化的，在这个一体化当中，就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当代文学的整体溃败，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能归结于一个溃败的时代，而要归结为在这个时代的溃败中，中国作家集体丧失了历代中国文人所具有的风骨。

　　现在中国作家没有最起码的独立性，我始终是反对圈子化的，我认为圈子化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亵渎和扼杀。作为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就不应该进入一个圈子。一旦你进入一个圈子之后，你就发现你把你的自由捐给了这个圈子。你属于一个“圈子”，就与一个圈子利害与共，还有什么机会讲真话？

　　秦岭（天津作家）：

　　作为一名诉诸于写作的观察者，如果我们过度相信自己的眼睛，往往只能看到现实的此岸而不是彼岸，从而被眼睛活生生地蒙骗。“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早已欺世盗名。面对眼睛，心灵往往沦为废品。

　　现实本无此岸与彼岸之分，如果有，那么，中间那条江，必然叫无知。恰恰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早已划江而治。眼睛在这头，心灵在那头。现实主义文学何以困守此岸，迟迟过不了江？

　　最近美国正在持续进行着一件在美国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情，民众占领华尔街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现实理由之一是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导致大量产业工人失业。中国人生活的空间和土壤离不开三大背景：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时下的中国文人很奇怪，提起政治和经济，他不会想到这是直接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最为强大的外力，而是下贱地唯恐与极左、权力、金钱、铜臭沾边，显得自己不够文人；提起文化，他往往以身披多少国外文化外衣为荣，唯恐一不小心暴露出骨血里传承的自民族经典和传统经验里的元素，显得自己不够时尚。放眼天下，我们的社会现实比美国要丰富、复杂、严峻、诡异得多。我们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哪些人手上，我们的劳动者到底是哪些人，用不着我分析，找个小姐也会给出答案。文学是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如果一味地诟病于现行体制和评价机制，恐怕只是个稀松的借口，根本还在于过于自恋在此岸东瞅西看，致使心灵的破船始终无法融入彼岸的图景。现实的彼岸到底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只要你活着，在呼吸，在行走，现实的此岸和彼岸不但不遥远，几乎是零距离，它或许就在象牙塔的窗外，此岸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彰显的大发展大繁荣的灯红酒绿，而彼岸就在那并不轻巧的杯盏里，那里蓄满了一个时代城市有产者的欲望、绝望和空虚；它或许就在路上，此岸是道路边上馒头就咸菜的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的相互嘲笑，而彼岸却是惺惺相惜中默契、发酵的那种可怕的情绪和蔓延的颠覆意识；它或许就在日渐荒芜的田间地头，此岸是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红砖绿瓦和蔚然气象，彼岸却是留守老人对层层断裂的千年族风祖脉招魂似的呼唤以及留守幼儿对这个世界巨大的陌生和疏离；它或许就在历史的记忆里，此岸是民主革命者前仆后继的号角声以及踩着革命者淙淙血河疯狂反扑的陈旧势力，彼岸呢？几十年后号角之声犹可闻得，而大摇大摆趟着革命者鲜血的，往往是革命者的“官二代、三代”、新兴的官僚权贵、新兴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有产阶级。如果说，革命最终回到了原点，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当然不是彼岸的全部，也不是眺望彼岸的全部方法。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彼岸大致是怎么回事。

　　平时，我很不愿与某些著名的臭文人聊文学话题，从他们的头顶，我见惯了心灵废墟上凄凄的荒草。我宁可与那些出租车司机、农民工或者官场失意者为伍，这些群体里如果出作家，必然是大作家。他们观察现实能一竿子扎到底，现实的彼岸灯火通明，白昼般一目了然。文坛曾经很是感慨过上世纪80年代起身的一批作家，“当年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有些还在车间干活，有些还在田间耕地，有些还在海里捕鱼，有些还在哨卡站岗”。道理很简单，他们当时生活在生活里，现实就在眼前，不分此岸彼岸。有趣的是，他们一旦功成名就享受到体制的温床，作品就迟钝了，萎缩了，甚至连自己都找不到了。根本上是眼睛和心灵有了距离，要说他们远离了生活，还真不算废话。

　　致命的是此岸只有一个，而彼岸之外，还会有彼岸的彼岸，甚至无穷。

　　汶川地震后，我曾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期刊上发表过《心震》《透明的废墟》《相思树》等一系列反映灾难生活的中篇小说，有些所谓的专家和作家跳出来冷嘲热讽，说是再怎么写，能有记者笔下的纪实文字、照片、镜头有穿透力吗？要我说，这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除了视觉效果上灾难的场景和程度，它们能反映出废墟里所有亡灵在灾难来临前面对生命、死亡、流血、伤残、亲情、财产、仇恨的人性世界吗？你如果能把几堆废墟、几摞遗体带来的感官震撼和艺术的穿透力混淆在一起，那么我敢肯定，你的眼睛睁着，但你眼睛与心灵的距离无穷遥远，因为你的心灵早已死亡，你没有彼岸。

　　我在另一篇访谈中说过，在艺术上，虚构比真实更要真实，想象比现场更要现场。我不指望所谓的专家听得懂，但我相信，读者一定懂得。

　　偏偏是，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更是缺心眼儿，他们恰恰距离社会更远。他们不像国外的评论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地上直立行走，而是把自己牢牢镶嵌在文化范畴内部属于文学艺术的那条夹缝里，挖空心思地搞一些形而上的玩意儿。中国的评论家要给作家治病，首先要把自己的病治好。否则，病毒会在此岸扩散，未及彼岸，早已全军覆没。

　　眼睛和心灵划江而治，最早淹死的永远是作家，他一抬脚，就掉水里了。

　　真正的好小说是无岸之海，无所谓此岸彼岸。

　　王春林（山西大学教授）：

　　首先必须承认，自从“文革”结束，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开始，迄今长达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确实取得了相当丰硕的艺术成果。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地注意到，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一种必要的艺术理性精神，所以就很容易伴随着所谓市场经济的畸形繁荣，被过于喧嚣浮躁的时代风潮裹挟而去。我们发现，一向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而存在的，并且也的确曾经取得过突出成就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似乎越来越处于某种低迷不振的状态之中了。一方面，不仅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而且实际上看上去也确实非常貌似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以至于差不多都可以称之为繁荣昌盛了。但在另一方面，认真地追究一下，那些能够突破生活的表象真实，真正地具有一种深刻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却又是极其罕见的。如此一种巨大反差的存在，就清晰地告诉我们，当下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恐怕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面临着不小的危机。

　　面对着如此一种严峻的创作情势，我以为，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问题的提出，就是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正如和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现实主义会众说纷纭一样，对于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这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自然也可能会有差异分歧很大的理解与看法。在这里写出的，只是我个人对于这一重要命题的一点粗浅思考。所谓的“此岸与彼岸”这样一种对照性说法，明显地来自于宗教领域。在宗教的解释里，此岸指的是现世人生，而彼岸指的则是人死去后灵魂将要去往的来世世界。此岸具有实在性，彼岸则有着突出的超验性或者说超越性。当我们把这样的语词移用来描述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个人更多地把此岸看做是作家对于自己的书写对象所进行的一种浮光掠影式的浅表描写，而把彼岸看做是在对于书写对象有了一种内在深入的把握之后的深度挖掘和表现。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只是停留在此岸的作家们并不就是心甘情愿的。虽然说他们实际上也有一种深度切入表现书写对象的真切愿望，但是，遗憾的问题在于他们力不能逮，不要说强有力地介入表现书写对象了，更为致命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对自己的书写对象形成一种全面而又不失犀利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一个非常明显的缺憾，就表现为缺乏一种建立作家自己与现实或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那些信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往往很难在创作的路途上抵达理想的彼岸。当然，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一提起现实主义，人们一般都会比较褊狭地把现实主义看做是表现现实生活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既可以用来表现现实生活，也可以用来回顾反思既往的历史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意地把现实与历史概括提炼为作家的书写对象。

　　那么，到底怎样才算得上是抵达了现实主义的彼岸了呢？为了不至于使我们的探讨有过于宽泛之嫌，这里且结合笔者近期读到的两部明显可以被看做是抵达了现实主义彼岸的长篇小说对这一问题略作研究。其中，一部是格非直接切入现实生活表现当下时代的《春尽江南》，另一部则是李锐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说在我们时代主流媒体的笔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俨然是一盛世无疑，但格非却以其极大的勇气勘探表现出了令人悲哀的时代本质，发出了声音强劲的盛世危言。小说中的主人公谭端午，总是不断地阅读着一本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五代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频繁更迭的分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之一。很显然，格非之所以安排他的主人公翻来覆去地阅读以“五代”为表现对象的《新五代史》，应该是有其特别用意的。通过这样一种细节设计，格非其实是在借助于“五代”来暗指当下一种污浊不洁、精神沦落、令人失望至极的社会现实。

　　虽然李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具体书写的是发生于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义和团之间的复杂矛盾冲突，但作家那尖锐无比的思想锋芒却很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遥远的过去。李锐之所以执意要叙述一个遥远过去的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样的一个过去和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时代有着千丝万缕无法被割断的深层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锐对于遥远过去的书写，实际上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于当下时代的一种象征性表现。重要的，不是被书写的历史年代，而是书写历史的年代。从根本上说，李锐之所以要讲述一个过去的纠结不已的人性困境故事，关键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实质上也正是一个特别令人纠结不已的时代。只有紧密地与现实生活，尤其是与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纠结心态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入、透辟、准确、到位地理解并进入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所精心营构出来的那个艺术世界。

　　就这样，尽管从书写对象上看，格非面对的是现实，李锐关注的是历史，但在我看来，他们所创作出的却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应该被看做是成功地由现实主义的此岸书写而最终抵达了现实主义的理想彼岸的典范性作品。假若说空谈理论还不足以有充分说服力的话，那么，如同格非、李锐这样一种典范性创作的存在，给当下时代其他作家们的深刻启示作用，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牛学智（宁夏社科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我主要阅读了一些社会学和哲学文化学方面的著作，也作了一些所谓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把这些零散的经验再反观到文学上来，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当前我们已经阅读和正在阅读的一些中国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作品，创作方法上其实都是现实主义的，都可以用“真实性”、“逼真性”、“客观性”，甚至“批判性”、“揭露性”等话语方式来论评，也就是它们既是我们批评的伪现实主义，里面也有我们期待的彼岸现实主义文学因素，这是单从审美取向来说。然而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现象，依我对我们当前生活现实，以及阅读的社会学现实来看，都显得相当乏力，为什么？就我的结论而言，从当前叙事文学局部看，有“小看法”，而没有“大背景”。

　　具体说，首先，作家的文学思维其实是因袭多于断裂。“工具论”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反映论”文学叙事话语并没有在更年轻作家的头脑中得到更彻底的清理，他们所讲的“断裂”或者“身体”、“日常”、“个人”，进一步论证了文学关注点的转移，但并不是对文学“功利论”的否弃。这时候，以个人为本位的叙事甚至故事，转来转去，究其实质仍是政治功利论的变异——是以不同身份的个人来叙说社会的直线性变迁。特别是世界一流的社会学著作所发现的共通性问题，在如此叙事流程，或者模式中，根本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观照。因为那样的叙事眼界、视野，即便个人与社会取得了联系，也并不是充分的和反思性的联系，只是为变迁的历史性赋形的一种策略性联系。也就是说，个人是被“纯化”后的一种公共事务性叙事，里面的复杂社会学信息已经变得不可靠，失去了个人命运的寄存根源。一段时间，我们批判过福柯的“知识——权力”阐释模式，也认同性地转译过这个理论模式所希望的解构性叙事方式。但总的来说，从当前比较有影响的叙事文学来看，因为对“断裂”的肤浅理解，文学叙事方式只限于文学文本——可能还是所谓“纯文学”文本的“双重否定”式循环，思维上没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所得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以个人有限的了解、观察、想象，加上对意识形态构造的简单拼贴为基础的虚构，远没有一般性社会学著作对现实的了解，那么文学，谁还信服？

　　其次是新“国学论”——???一种旨在通过拯救传统文化来获得文化自觉、自信的论述方式、话语方式，已经深入地介入到了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当中。作家总认为他们输出的叙事经验不能代表中国经验，主要的原因在于故事、人物、情节、细节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阅读期待。而所谓中国化叙事经验，或者接受期待，无非是向传统学习，深挖传统文化的元素并且赋予当代的品质就行了。这是一种相当隐蔽、合法，但又相当糟糕的文学价值观。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是价值观的危机，而并不是文化符号的问题。文学创作完全按照文化产业的思维运思，导致的主要后果是，发现了许多边缘的、偏僻的、地方性的知识、性格、故事和审美符号，但是被发现的这些东西因缺乏当代世界前沿的价值观支撑，很快变成了一大堆谁也不认识的文化信息、文化垃圾。要么一味地回到历史，讲述一些隔山打虎的陈腐故事；要么沉迷于自为性的民间，反复地打捞一幕幕在当代人看来完全属于“传奇”的传统文化仪式。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以及困惑的根源，当代中国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及造成这些底层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基本上都在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之外。即便关注了，差不多都是以“去政治”，或者“审美”的理由搪塞而过，“真实性”、“客观性”、“逼真性”等标准，就像这些词的本来含义一样，仅仅是讲述一些一般读者都能认识到的常识。真实性就是人们觉得的确是那么回事的感知印象。你很难说文学提供的比网络信息、手机段子和宴席上的笑话高明多少。与其说这是人们与现实的隔膜，不如说是传统文化论述话语给文学叙事带来的巨大灾难。

　　因此，要朝向彼岸的现实主义迈进，除了上面诸位谈到的条件以外，恐怕还得认真清理思维上的惯性，也得严肃地反思我们现在提倡的一套文化战略措施。因为现如今的文学要赢得更多的声誉，思维不能单是文学的，或者把问题单单封闭在文学内部就能更新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