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语言:从“画意”到“本体”—兼谈黄贵权先生的摄影 现在一提起画意摄影，总是与特定的拍摄题材联系在一起，比如风光摄影；对画意摄影的风格也多是固定化了的刻板印象，极少分析其内在的发展和流变。其实画意摄影的拍摄题材是多元的，既有画意风格的人像摄影，更有静物小品，以及《人生的两条路》那样的情景式和《弥留》那样的风俗画式。画意摄影的风格也是变化着的，尤其是随着绘画风格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从最早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发展到了后来的印象主义风格。而当艺术的走向全面进入“现代主义”时期，当摄影自身的本体语言也随着“现代摄影”理念的确立，经“即时摄影”、“纯粹摄影”、“直接摄影”、“F64、“堪的”直至“决定性瞬间”的一系列发展而趋于完善时，古老的画意摄影也就彻底地边缘化了。 不过画意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却很有些“中国特色”，那就是没有走模仿西式新古典主义绘画的路子，而是走向了模仿中国画风格。理念上与西方的画意摄影一脉相承，但手法上却增添了“中国元素”。郎静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当西方的画意摄影或进入“现代主义摄影”，或转向“现代摄影”以后，中国的画意摄影却基本上没有跟着“与时俱进”。究其深层原因，大概有三点：1.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缺少可供繁殖的深层文化土壤，只能在高端的小圈子里“实验”。2.西方现代主义的繁荣期，正值大陆极左政治盛行，与世隔绝信息闭塞；而香港是商业文化主导，先锋文化难成规模；相对而言台湾发展得更为均衡，虽然朗静山晚年去了台湾，但他的画意摄影却未能主导台湾摄影日后的发展。3.至少在中国大陆，西方“现代摄影”理念下所建构起来的摄影本体语言，从来就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摄影人不得不继续在画意摄影的老旧语言里苦苦探寻而难觅出路。这不仅已成为当今风景摄影难以突破的瓶颈，同时也给貌似繁荣的纪实摄影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教育背景中，“题材决定论”已经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一说走出画意走出沙龙，首先想到的就是“题材”，就是把镜头从“风花雪月”转向“社会现实”，而对最最关键的本体语言却很少思考。殊不知本体语言得不到确立，拍神马都是“沙龙”。 从摄影史的发展脉络中不难看出，一部摄影史，其实就是摄影科技从诞生到发展，再到由这一媒介所产生的文本性逐步形成其本体语言，以及对本体语言的各种运用的历史。“现代摄影”是摄影本体语言的奠基者，“纪实摄影”则是以社会性诉求为目的对摄影本体语言的常规运用，是语言的“言语”之一种，当然这种运用的同时也会不断地丰富本体语言。而“现代主义”摄影，其实是对摄影本体语言的非常规实验，其目的在于艺术创新。当然这本身也就决定了“现代主义”摄影在文本实验上的不可持续性，比如纳吉把抽象摄影推向了极端，达到了绝对“陌生化”，但后人如果继续按照他的方法做，那就成了“俗套”。“后现代”的文本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戏拟”的方式去翻新“俗套”，否则“实验影像”这条路就真的难以为继了。 那么画意摄影在摄影语言上，与“现代摄影”以来的本体语言究竟区别何在？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评判黄贵权先生创新之处的重要依据。笼统地说摄影本体语言，只能越说越糊涂，但若把摄影语言分为几个层面来看，则会清楚许多。所谓摄影语言，就是摄影的影像编码，罗兰·巴特在谈到摄影的特殊性时说，摄影是一种“非编码的编码”。其实看似“非编码”的是图像中的单一视觉元素，因为看上去就是现实中物象的影像复制；而“编码”则是超越了现实中具体物象的文本性，比如超具象化了的影像细节，或视觉元素之间所构成的关系等。根据编码方式的不同，摄影语言又可分为三个彼此相关的层面。最基本的层面首先是“造型层”，这实际是属于视觉语言的层面，比如金字塔型在视觉上显得稳定，倒金字塔型则感觉不稳定，黄金分割看上去更舒服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摄影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都与基本的“构图”紧密相关。格式塔理论对于解释这一层面的原理很有帮助。第二个层面是“影像层”，是属于摄影语言所特有的。在这一层面里，又可分为“修饰性编码”和“语义性编码”两部分。“修饰性编码”是利用光影来装饰属于“造型层”里的拍摄主体，比如利用逆光效果给主体镶上“金边儿”，利用侧光凸显主体的轮廓等等。“修饰性编码”与主体在视觉关系上，只具有装饰性，并不能在图像语义的层面产生新的意义。这是一种浅层次的编码，所谓“糖水片”，就是最典型的“修饰性编码”。画意摄影也大多以“修饰性编码”为主。 “语义性编码”则或让视觉元素自身产生超越现实物象之上的影像语义，如韦斯顿拍的《卷心菜》；或让视觉元素之间构成新的语义，如斯泰肯拍的《查理·卓别林》《银行家摩根》，以及布勒松等的大量杰作《查理·卓别林》拍的虽然也是光影，但卓别林投在身后墙上的那个巨大身影却绝不仅仅是用来装饰卓别林的，而是与拍摄主体卓别林之间形成了全新的语义关系，生成了新的意义。布勒松则利用瞬间来构成视觉元素之间的“语义性关系”，如《柏林墙·1962年》《麻生山火山·1966年·日本》等等。摄影语言的第三个层面，是“表达层”，包括影像所传达的能指讯息和所指信息。新闻摄影以及其他实用性摄影信息量是最大的，而抽象摄影凸显的是能指讯息，信息则很少甚至为零；一般的纪实摄影需要兼顾能指讯息和所指信息之间的微妙平衡；“糖水片”则无论是能指讯息还是所指信息都比较匮乏；画意摄影虽以传达能指讯息为主，但却以画意的讯息为主，如“画境”、“写意”等等。 “造型层”对所有类别的摄影都非常重要，比如尤金·史密斯拍“水俣”的《入浴的智子》，与获得2012年荷赛年度图片奖的《怀抱中的也门男子》，在“造型层”上就非常相似，而在与之对应的“表达层”里则属于同一个母题：母亲与受到伤害的孩子。而这种母题作为能指的讯息，又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母亲原型”密切相关，所以非常容易获得“击中”的效果。 通过上述这些对于摄影语言的剖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描绘出画意摄影的基本编码规则，也就是画意摄影的“基因图谱”：画意摄影以“影像层”里的“修饰性编码”装饰“造型层”的主体，用以传递“表达层”的能指讯息—画境之美。 黄先生的画意摄影在“造型层”里已经出现了属于摄影镜头观看的“造型”，比如那张《何去何从》。黄先生在“影像层”的语言运用上，虽然“修饰性编码”还占主要成分，但“语义性编码”也开始发生作用了。长焦镜头所带来的细节描写，使他所拍摄的物象也具有了“具象中的抽象”效果。他对多次曝光的创造性运用，让人联想到了“印象派”的视觉效果。其实西方的画意派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从新古典主义的画意向现代转型期间，就曾出现很多不同的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印象主义摄影以及首次以特定艺术理念和风格流派为号召的摄影组织先驱“连环会”，就把画意摄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成了孕育现代摄影的温床。被誉为“现代摄影之父”的斯蒂格利茨，以及日后成为纯粹摄影奠基人的斯泰肯等，就都曾是“连环会”的重要成员。黄贵权先生的画意摄影，就很有些接近印象主义摄影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虚化、朦胧的视觉效果，大有中国式印象派的意蕴。可以说，黄贵权先生将中国式传统画意摄影向着现代的方向又推进了一大步。当然，黄贵权先生毕竟没有成为中国的斯蒂格利茨，没有创建起中国摄影的“分离派”。他是传统画意摄影的改良者，但还不是现代摄影的奠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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