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根本，是满足人类心灵需求的，而不像通讯报道那样只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小说，是在“社会问题”中去发现人性的复杂和心灵的微妙，而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既定的见解把人“典型化”成简单的说教道具。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因为“问题小说”要表达的主题都是简单的政治口号，作家的写作就是去努力地迎合并图解这些教条，所以自然会把复杂的人和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成一句“不能走那条路”……这正是“文学工具论”遗传给当代“问题小说”最致命的“基因缺陷”。
一条被“洗脑”的狗
——评《黄河大合唱》
看过李新勇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让我想起了一组叫《狗眼的照相》的摄影作品。摄影家按照狗眼的高度，把相机装在腿上，在街上边走边拍……拍出来的照片超出了人眼的观看定势，就像一条走街串巷的狗所看到的景观……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同一事物，是一种智慧。这是摄影的智慧，更是小说的智慧。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以及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等，便充满了这种智慧——借用动物的视角，对世界进行陌生化的观看……然而，在《黄河大合唱》中，我看到的却只是执拗，而不是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河大合唱》其实也是篇挺不错的小说。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那一定是篇可以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王润滋的《内当家》之类相媲美的佳作，甚至还能获个全国大奖也说不定。在文学工具化的年代，中国作家的“问题意识”一般都比较浓厚，于是“题材决定论”也就顺理成章了……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产生影响，主要靠的就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所谓“政治嗅觉”……作家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所谓的“重大题材”，小说也就基本上成功了一大半。这种过分功能化了的小说观念，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主流”，渗透进了小说写作的每一个细胞，以至于直到今天都还残留于文学的肌体之中……《黄河大合唱》可以说就是这种文体的一个翻新版。
首先，《黄河大合唱》站在传统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捕捉”到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大量进城后农村出现的“空巢”问题。然后就像当年的“问题小说”一样，设立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化了的善恶二元对立：乡村/城市、好人/坏人、道德/诱惑……而所有的人物，甚至连那条作为观察者的狗，都成了图解这一俗套主题的道具。原本心灵手巧的农民“小诸葛”刘一刀，乐天知命地生活在恬静的乡村……但最终经不住城市的诱惑，携妻儿进城打工……最后堕落成一个富有的“成功者”，并抛弃发妻……“宫廷御厨”的后人胡大峦，开包子铺发了财，进城后却成了赌徒，不仅输光了身家，而且伤天害理自甘下贱……就连那两个小村官，也因为城市的诱惑而麻木不仁尸位素餐……小说在写作上唯一有些新意的地方，就是叙述者借助了狗眼的视角看世界。这本应是一个可以超越常人固有成见的视角，写出可以超越于各种偏见的现实的复杂性。可惜作者笔下的这条叫“曹公公”的狗，却是一条被“洗脑”了的狗，比常人还常人，比传统还传统，比意识形态还意识形态……它除了看到些能证明作者主题思想的场景——诸如田园的荒凉、人心的不古、世态的炎凉、城市的罪恶……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动物的眼睛不仅没有超越人们习见的视角，而且更加单调更加偏狭。
作家写当下的“社会问题”，不是不能写，而是为何而写，如何去写？是从自身的心灵出发，还是从固有的观念和教条出发？写作目的不同，出发点不同，写出来的小说自然也判若云泥。人是复杂的，人心的复杂更是犹如浩瀚的宇宙……小说的根本，是满足人类心灵需求的，而不像通讯报道那样只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小说，是在“社会问题”中去发现人性的复杂和心灵的微妙，而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既定的见解把人“典型化”成简单的说教道具。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因为“问题小说”要表达的主题都是简单的政治口号，作家的写作就是去努力地迎合并图解这些教条，所以自然会把复杂的人和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成一句“不能走那条路”……这正是“文学工具论”遗传给当代“问题小说”最致命的“基因缺陷”。
今天的现实早已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不只是社会的形态不同于以往，就连现实的存在方式都已经高度的符号化、虚拟化和文本化了。文学早已不再是“反映”现实那样简单，作家们看不懂现实，却又非要去“反映”现实，就只能根据以往的思维定势、以往的经验和想象去写，其结果只能是——越”贴近现实”就越不“现实”。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真的像《黄河大合唱》写的那么简单？如果只是“反映”一下这种“现实”的表象，几组图片故事，甚至几条微博，就能说明“问题”了，已经没必要写这么一篇近四万字的小说了。在今天这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时代，真实的事件远比小说故事精彩，影像视频更比文学描写逼真……而唯有心灵，以及其叙述的复杂性，才是永远都无可替代的，才是小说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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