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圈的意义

藏  策

                                      一

开宗明义，上圈组这个项目，是继“济南国际双年展”之后，“元影像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实验，具有标志性意义。

“元影像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的核心理念，就是回归东方智慧，回归本心本性和回归摄影本体。其中的回归东方智慧，是把摄影提升到了一种人类智慧的境界，而不是再在摄影是不是艺术之类的狭隘纷争中兜圈子。是把“技”的境界，也包括“艺”的境界，提到为“道”的境界，让摄影的最高境界，成为闻道乃至悟道的过程。这一点是元影像理论中核心的核心，后面详细说。

“元影像理论”有一个与以往所有理论都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元影像理论”是一种研究发生学过程的理论，而不是仅仅用于批评的阐释学意义上的理论。也就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实践理论，而不是仅仅用来总结和评判实践的理论。通俗地说，是“事前诸葛亮”，而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元影像理论”虽然源于摄影领域，但又绝不限于摄影，是可以超越摄影而广泛适用于文学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理论”。“上圈组”之所以做成了这种文学与影像越界的项目，也与此有关。

既然是实践的理论，自然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2012年济南国际双年展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大量艺术家的影像探索，来丰富我们有关“摄影本体”的研究。而这次的“上圈组”项目，则通过大量从未摸过相机的村民们的拍摄实验，获得了大量有关“回归本心”学说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人类与生俱足的视觉天性，以及摄影回归本心后所带来的视觉变化，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其实，回归本体的效果比回归本心更容易证明。在元影像理论形成之初，我们便在广西桂林、甘肃平凉、内蒙响沙湾、新疆等几次小规模的实验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大批参与活动的摄影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便迅速地提高了摄影水准，有的甚至是脱胎换骨……而济南国际双年展正是这些成果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虽然在这些实验活动中，回归本心本性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心的灵光毕竟是难于以实证的方式呈现的。而“上圈组”的影像实验，因其中的主角其实是上圈村里那些从未拿过相机的村民，所以比摄影家的单方面实验更具说服力。

上圈村是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直到几年前才有了电视……村民们从未接触过相机，更不熟悉摄影，除了能看很少几个台的电视节目外，他们几乎就没受过读图时代的任何潜移默化。我们发给他们的相机，是只有几百元的低端卡片机，除教会他们相机的简单使用方法和告诉他们随便拍放松拍以外，没再教给他们任何有关摄影的“知识”。“上圈组”项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村民们的创作状态决定的，这种影像实验也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相信，无论实验的结果如何，都是有意义的。人在视觉上的“注意”，既是心理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出于本心的“注意”，能否超越一般性的技巧训练，而使影像具有诗学特征呢？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即有“童心”和“性灵”之说。上古先民未经文学培训，也能吟唱出《诗经》那样的千古绝唱。先秦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无不起源于民歌。那么摄影呢？

第一天的拍摄结果就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当晚的放映中，村民拍摄的影像竟然把摄影家的影像给比下去了，那些第一天拿起相机的村民竟然真的拍出了犹如乐府诗般的纯真味道，比拍了几十年的摄影家更有感觉……摄影家们先是震惊，继而是对自己深深的绝望……然而也正因为受到了这种强刺激，摄影家们的本心也被引发出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竟然也都拍出了有生以来最棒的影像。

可以这样说，在“上圈组”项目中，完全不是摄影家教会了村民怎样拍照，而是村民教会了摄影家怎样拍照。其中的道理，大概就如民歌与文人写作之间千百年来的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都是经过了漫长历史过程的，而不可能像“上圈组”这般立竿见影。心灵真的可以超越技术超越器材而感悟天地之大道？“元影像理论”关于回归本心本性的理念，在上圈的影像实验中，终于在实证的维度上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元影像理论”中有一个观点，认为摄影教育的最高宗旨应该是发掘出潜在于内心中的视觉天性，加以引导并发展完善之。而不是一味灌输那些外在于内心的条条框框，反而压抑了与生俱来的视觉天性。“上圈组”的影像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元影像理论”认为本体/本心之间的关系，就是能指/所指的关系。至于其中更为深层的文本/心理机制以及转换关系，通过我们在上圈实验中所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相信日后一定能破解出其中更多的奥秘。

       二

“上圈组”项目是一次心灵之旅，完全不同于以往那种以社会学为框架的所谓“田野考察”。首先，我们彻底颠覆了“田野考察”式影像采集中看与被看的关系，还被摄客体以主体的位置，还失语者以话语权，让以往只是在摄影家的镜头中充当被拍摄对象的村民，也能通过相机发声，与摄影家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进行彼此平行的自主表达，而不再只是被摄影家所“代言”。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传统的“田野考察”式影像采集，源自“知识”的拥有者对“他者”——原住民进行考察研究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单一维度和不平等关系的。其后的纪实摄影虽然对客体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但也极易遮蔽被摄者的主体地位，从而让他们成为影像叙事中的失语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切代言式的宏大叙事都注定是不可靠的。

其次，在影像上我们也不追求对上圈村的刻板还原，而更注重表达个人对上圈的内心感受。我们认为以影像采集的方式来还原上圈村，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人类对于客体的任何影像再现，都是一厢情愿式的。人类看到的世界，只是他们看得到的世界，充其量也只是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一面相，而绝对不等于这个世界本身。世界因有了光而显现，摄影也只能拍摄到因有了光而显现的物象。在没有阳光的暗夜，世界依然是那个世界，但物象却不同了。在那是属于夜的世界，猫头鹰们则迎来了属于它们的视像……摄影只是关于物象的，并不能代表物本身。像与非像，也只与我们的视觉习性和视觉感受有关……世界就应该是阳光普照的么？只不过是我们喜欢被阳光普照而已。质言之，就连光谱本身也不过是我们的一种视觉幻象。对于进入到了智慧层面的摄影而言，勘破幻象比沉迷于幻象更有意义。摄影需要这样的智慧，今天的摄影尤其需要这样的智慧。没有智慧的摄影，就会只偏执于相机与现实之间的物理层面和记录功能，只纠结于照片的“真实”与否而在照片之外的世界里走失……

照片可以携带的现实性信息，只是有关于现实世界的标志和痕迹——那些现实性的标记。标志和痕迹所镌刻的，也只是拍摄者的身体位置与他所在空间的关系，以及被凝固在空间里的时间关系。这其实很接近现象学所讲的空间关系，即强调身体位置及其在现实中的栖居。而有关这些标志和痕迹的社会学意义解读，其实都是我们一厢情愿地附加在照片之上的。我们由此获得的结论也只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论而已。

“上圈组”项目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路，不追求再现而注重体验，不苛求统一而尽显丰富。人们只需沿着照片中的那些标志和痕迹，去想象蕴涵其中的身体空间、心理空间、地理空间、自然空间乃至文化空间，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式地将其一一对应并套牢。“元影像理论”认为，既然摄影从来都不可能真正地还原现实中的“真实”，还不如返回自我的内心，呈现个人的视域，让不同维度不同角度的丰富性，溢出宏大叙事那单向的僵硬外壳……这种以“小叙事”突破“宏大叙事”的做法，反而更接近现实，更具有超越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狭隘模式之后所获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意义。

       三

上圈实验的基本理念，既得益于现代西方理论，更得益于古老的东方智慧。但“元影像理论”所说的回归东方智慧还远不止于此。首先，“元影像理论”讲的回归东方智慧，绝不是一种基于东方立场的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基于文化的东西之争而提出来的。恰恰相反，“元影像理论”所主张的回归东方智慧，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以人类文化智慧的高度，来看待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文化。传统的“东方文化优胜论”，与充满偏见的“欧洲中心论”，都是偏狭而可笑的。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精深的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根本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然而，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又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将东西方文化整合在一起，才是人类文明最高智慧的体现。历史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才是文化更新昌明的动力。古老的中华文化在进入晚晴之后，已经垂垂老矣……正是吸收了西方文化才得以返老还童的。然而一百多年之后，西方的“现代性”又早已千疮百孔备受质疑……按照西方的文化理路，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那么以讽喻为特征以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为表象的“后现代”，真的能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未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西方理论，将现代主义华美的肌肤撕开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裂口，隐藏于现代主义内部的种种断裂和吊诡从此被无情地公之于天下，由现代性构成的摩天大厦就此坍塌……

然而，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虽击垮了现代主义，却激活了沉睡中的古老东方智慧。因为古老的东方智慧本就是超越于结构与解构之上的，后结构主义对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在东方智慧面前却可以一一化解。就如西方哲学遭遇困境而沦为“后哲学”时，一向不被认为是哲学的东方学说却可以超越逻辑困境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哲学。那么这些古老的东方智慧，能不能超越言义相异的后现代困境，弥合“现代性”以来断裂，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贡献出一份圆融的精神力量呢？这正是“元影像理论”提倡回归东方智慧的用心所在。

当然，“元影像理论”毕竟是一种艺术理论，虽不乏胸怀天下之志，但总要落脚于具体实处。在艺术层面上，“元影像理论”追求的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艺术表达的去功能就是最大的功能，屏蔽意义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意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有什么实用功能么？表达了什么社会意义么？都没有。但却是孔夫子最心仪的，是礼乐教化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艺术表达的东方智慧。艺术的“无用”正是其“大用”。

法国学者让-克罗德•高概在谈到萨特、福柯等几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时说：“他们一般情况下固然才华出众，目光敏锐，却会在行动上非常严重地把事情弄错。而鉴于他们有许多的读者和听众，他们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教训也同样深刻。从近代的梁启超开始，文艺就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使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一系列文章里，尽管把小说的地位拔得很高，但强调的都是小说作为教化工具的价值，而非小说自身的本体价值。在其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小说更是逐步并最终彻底地沦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这种作为工具的小说，真如梁任公当年所愿的那样，促进了社会的改良么？答案是令人痛心的！被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小说，非但没有促进社会进步，反而成了极左思潮乃至“文革”的帮凶！

尤其是在今天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创新能力和个性化独特性的普遍缺失，已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疯狂消费替代了内心的喜悦，文化快餐置换了灵魂的需求……这种消费社会的弊端，仅以传统那种文化批判的方式是根本无法抵制的。而提倡明心见性澄怀观道的古老东方智慧，却可以温润人心、消解贪念，祛除暴戾之气。

其实，回归本心与回归本体，还只是“元影像理论”的基础，“上圈组”项目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本书所呈现的影像，汇集了我们实验探索中日渐明晰的路径，但也只是抵达“元影像”的一条路径而非全部。我们今天的探索仍很初级，尤其是在包括观念艺术在内的当代艺术等领域，如何以“回归东方智慧”来替代后现代思潮，我们的实验还远未完成。“元影像理论”的实践路径是多维的，所潜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于其在未来可能呈现的种种形态，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因为天地造化永远都会超越我们的想象。

     2013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