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大门在微信上发了一组当时在香港铜锣湾用手机拍的照片。下面附上一句“森山来到铜锣湾，嘎嘎嘎。”这是调侃的一句话，调侃的是森山大道不也就是如此吗？紧接着，他又发了一组，附加的话是，“还玩森山，有意思吗？ 大门这组影像确实有十足的森山大道味道，包括黑白摄影的感觉，发荡不羁的街拍风格，甚至手机传感器所呈现出来的颗粒感。一切都很轻松随意，如果森山能够看到这组大门的影像会有何感想呢？ 森山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偶像，被俗众膜拜奉为“大师”，并纷纷模仿。这让我想起前年在某摄影节上碰到的一幕。参观一个展厅时，一位朋友很有一番推荐的意思向我介绍和他一起参展的一位朋友的影像，介绍说，“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大学教授，一直学习森山大道的影像风格，拍得很棒。”颇有一种像了森山就很成功的意味。接着他问我对他们这个小群体各位摄影的看法。我说你们很多都不错，拍出了自己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感受，很有地域特点。但这里最不好的就是你十分推崇的这位学习森山大道的作品，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只看到他蹩脚地模仿。我指着一幅非常像森山的作品说，你看森山最著名的一幅作品是一只流浪的野狗阴影，结果他几乎也一模一样地拍了一张，那么这是森山的呢，还是这位朋友他自己的呢？ 关于森山，我们许多朋友只是盲目地崇拜，对他的作品也只是认为他出名了，就一切都合理了。这是咱们国人这些年的毛病，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就是庸俗大众的认知方式，对任何事物不去思考它成功的原因，只是看它是否出名。有名就是合理的，这是典型的大众思维方式。任何有名的事物事件和人物，都有他非常具体的出名原因，而且是有条件的，是时间和场域决定的具体结果。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去认知并接受，是最不可取的。森山大道为什么成功？那是因为在上世纪存在过一个视觉革命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从斯特格里兹开始到七十年代末），摄影家们对于前辈一直是处于革命的状态，总是希望照相机的镜头越来越自由，突破唯美时代制造的那些视觉教养禁忌，从对生活不羁的观看中，张扬人性与推进摄影美学特征的完善。这期间，一系列的人物制造了这条轨迹。他们是法国的那些街拍风格的摄影师（如布列松、维力罗尼等），之后罗伯特弗兰克等。森山是在他们之后，以更为大胆和随意的镜头感达到高峰，也因此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特征鲜明的日本摄影风格之路。
除开森山对日本战后的社会观察外，这种风格咱们调侃地说叫“乱拍”。乱拍，还和物质条件有关，那时森山他们可以随意地使用大量的胶卷了。而当时的中国摄影师们，使用胶卷基本上可以说叫捉襟见肘，胶卷还是个宝贵的东东。这里讲个故事，一次我和曾经是解放军画报主编的刘铁生在三峡的一个旅游点逛街，忽然见到一个小摊在卖文革中的解放军画报。铁生指着一本说，这期都是我的作品。我翻开一看，果然大半本都是他拍的“西藏绒布冰川”。我当时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他，你这么一个选题当时画报社给你多少胶卷完成。他说，一个反转、五个彩负，黑白管够。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难怪摆拍。没办法啊，那么老远，你去完不成任务怎么交差，当然得规规矩矩地摆拍了。他对我的说法深以为然，说就是那样。因为这些原因，中国的影像风格长期拘谨呆板，甚至影响后人，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视觉教养。再有一个故事，就是文革中，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造反派批判石少华，罪状之一就是说他陪着一个法国来的摄影师逛颐和园，那位摄影师举着照相机随意拍个没完，工作人员向石少华反映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有胶卷乱拍。石少华怕出问题告诫说，那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家，拍得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要虚心。结果这成了他的罪状。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中国摄影家在材料上的拮据，一定会对摄影方式和风格的认知产生影响。 森山显然没有这些顾虑，所以我们看他的摄影充满了随意拍的感觉，也因此这种拍法让他大获成功。他对后来的日本摄影影响很深，现在我们看荒木经惟的影像，就能看到这种影响。 现在数码摄影了，拍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没什么成本了。中国的影像在一些年轻人手中自由了起来。许多号称“私摄影”的，就是以这种随意拍（随便拍）作为他的摄影之道的。于是，视觉的自由革命也就在数码摄影的条件下完成了。所以大门说，“还玩森山，有意思吗？” 不过，大门的这句话我以为针对的还是一些喜欢模仿森山的年轻人说的。但是对于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摄影人来说，如何让自己的镜头自由起来，甩开唯美摄影给你造成的那种呆板的视觉教养后的习惯，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在咱们中国，一切发展都非常快，老的少的所面临的问题有时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大师们，还是应该放在历史结构语境中去认识和学习，不能简单的模仿。要记住，别人的风格是自己的死敌，说我像谁那是骂我。我就是我，我要找一条自己的路，才是正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