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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纬: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

2014-12-10 14:58| 发布者:cpnoz| 查看:2876| 评论:1|来自:现代摄影网

摘要: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在2008北京摄影季高峰论坛的发言及感想 姜纬 会议期间,有记者和我提及《江村纪事》系列,记者说看了以后,没有觉得在形式语言上有什么精彩之处,比较平淡,大意是这样。我说张祖道先生 ...

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
——在2008北京摄影季高峰论坛的发言及感想 姜纬

 

 

会议期间,有记者和我提及《江村纪事》系列,记者说看了以后,没有觉得在形式语言上有什么精彩之处,比较平淡,大意是这样。我说张祖道先生的照片,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讲,就是有着无"我"之境的。看看五代北宋的山水绘画,那都是无"我"的,可那也是中国绘画无与伦比的高峰,难怪刘国松先生看到台北故宫展出《溪山行旅图》真迹会热泪盈眶。"我"是不一定可靠的,今天的深刻,很可能到了后天就显得浅薄了,而无"我"是长远的,因为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像一张白纸,始终有谱写的可能;"我"会老,无"我"却可以保持年轻单纯的心情。看那些五代北宋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青春,中国的壮丽青春,老的是我们。

 

 

 

但事实上,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筑无"我"之境的。摄影毕竟有着攫取的本能。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入,感觉到中国的纪实摄影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早发现、早解决为妙。王安忆写道:"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 几年前了,我对路泞讲过,我讲我一直在大厦上面看这个世界,处理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我路过爱丁堡公寓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张爱玲常常站过的那个阳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不仅仅是城市,日月底下,大多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回到摄影方面,多数情况下,照相机的镜头其实是需要一个高度的,只有站在一个高度看见一整团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有许多许多的生活细节,累积起来,以量来说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或许还可能称得上宏大。但是,这样一个高度并不是让摄影家面对世界去当判官,而应当是"和它们商量的",也就是说,有智慧的高度,并不需要让人看见。仔细排一排,想一想,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么些年了,是不太有商量的语气的。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曾写过:"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她所说的情形,在现时中国的纪实摄影中,是大量存在着的。摄影是很有可能轻薄的,没有底子,那就真是浮沫了。

 

至于中国所谓的观念摄影,也真是无知者无畏。景泰蓝、清末的雕花家具,别人看是繁花似锦,我却看见一个民族的筋疲力竭,人在末世时候对前朝的想象就枯乏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心境里做文章,格局自然就局促了。现代社会,资迅发达,每个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还有什么个别的特质?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现代出现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接触的面太大就合流了,中国的教育背景、社会提供的视野又不宽阔,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单一了。这样来看,那些个从主观孵化出来的观念,其实资源是非常少的,是没什么底子的。自五四以来,我们的确非常善于摧毁旧世界,但也的确很不善于建设新世界。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从人的性格上说,年轻人总是在反叛传统的,问题是反叛什么?我就觉得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需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下,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广告姿态了,最后,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了。

 

 

那些"观念" 影像最为触目的是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现实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作者把观念当作诗,由光滑的语言滋养和维持,而真实的观念有无可回避的、粗糙的生活质地,它不可能彻底抽象和提炼为"精神"。但恰恰在精神之外,作者是冷漠的、无能的,他们的问题始终是不会生活,不知道怎样确立一种由道德、责任、爱以及耐心维系着的平衡的生活,于是他们敌视生活、超拔于生活之上,他们的"观念"需要牺牲,他们的"观念"中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将成为生活中的祭品。

 

这是极不自然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创作的常见现象,艺术工作者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自然"。但是,在中国的那些"观念"摄影作者中,这种不自然并不仅仅是艺术心理的个案,它还是这个时代大多人群的精神症候:人们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个词指的不是吃喝拉撒、挣钱工作,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干旱枯竭,在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朋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商量,如何安居。这是痛苦的、令人惶恐的,所以只能矫揉造作,只能不自然,只能假惺惺的冷漠或放纵。正是这种面对生活的无力感使那些作者将摄影弄成了"观念"。

 

此种局面自然离不开某些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有些人以为只要彻底干净的抛弃传统,就能迎来中国摄影的进步的"当代性",我说好听点,这种想法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想,同时我也不排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有意胡说八道。他们是真的"言必称希腊",所有的材料筛选、文法构思、推理逻辑、语气语调方式都来自于西方,惟独丢了中国。我非常乐意与这样的"理论学术"相距甚远,我理解的"当代性"是和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这里边有许多基础的工作可做,而不是凌空蹈虚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废话翻译话。我至今依旧认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家总会忍不住意识形态和理论话语所派定、左右的角色,直觉地进入广阔的"现场",摄影家绝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在"现场",而且以此为荣。中国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完全可以是当代性的重要资源,只是如此转换,需要信念和耐心。如果中国经验不能提供正面的普遍价值,那我们的摄影工作就没什么必要了,只是别人的复写者。因此,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当代性的过程中,保守主义立场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十九号晚上,我和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先生喝东西聊天,他说:"你的发言,我听了很激动,但恐怕改变不了多少现实,十个你可能都没有用啊。"我也诚恳的对他说:"我明白,一百个也没有用的,有时候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尽责而已。"我是绝望不到底,希望不过头,做好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

 

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富裕也更多选择,尽管这个时代有航天飞机、空调、宜家、伽玛刀、F1、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开发区,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而中国近一二十年以来的情况非常的幽深复杂,非常特别,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已有的认知经验,任何对于中国摄影的探讨,都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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