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白色的极简装饰、高阔而洁净的巨大空间。顶着夏天的大太阳，一走进著名摄影师陈长芬的新工作室，马上感觉到通体的宁静与清凉。 1989 年8 月，陈长芬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摄影术发明150 年来世界十大摄影名人之一，其肖像被刊登在杂志特刊的封面上。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长”字，作为摄影家，他拍摄的主题是“长城”，他的工作室名称也简洁到只取一个字：长。对于自己的工作环境，陈长芬说：“必须要脱离热闹浮躁，比较安静地工作，静静地回味自己的人生历程，回味和思考这个世界和所处的时代。” 在这个看似简洁的空间里，其实饱含着盛放的感情。
收藏长城之魂 进入上下三层、面积700 多平方米的阔大的工作室，左右两幅8×20 底片的照片从高处直落而下，右边的黑白长城，是陈长芬2008 年拍摄于秦皇岛地区的作品。这段长城显然人迹罕至，石岩耸立，路险山野，荆棘密布，林子中间，有着令当地农民都谈虎变色的“草爬子”。这种寄生虫侵袭人体，嗜血如命。可以想象陈长芬扛着30 多斤的设备，穿过林子，爬上山顶，需要远远超过常人的意志和力量。仅仅在上世纪80 年代，陈长芬就有着一年百余次登长城的经历。而这幅照片，只是陈长芬45 年摄影生涯的一个小缩影。 “世界上没有比城墙更长的大墙了，这是我在1965 年第一次乘飞机拍摄八达岭长城时的感言。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对万里长城的摄影的思考。没想到第二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一熬就是十多年。但拍摄念头始终没有减退，并于1978年完成了‘纵横万里’即‘国之歌’的拍摄，并开始了拍摄的系列计划。”
上世纪八十年代拍长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全中国没有几人有私家车，陈长芬也不例外。到距北京城一百公里外拍摄，他只好先乘火车或公共汽车，然后再骑自行车或雇用手扶拖拉机或者步行到达拍摄点。经过12 个年头的跋涉，终于成就了他的第一本长城摄影集，于1990 年在日本正式出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是佛家描述人生的三重境界。以禅意来看待我的摄影，我以为在日本出版的那本画册偏重于第一层意思，即看山是山。” 此刻，他轻轻打开面前的封面牛皮，环衬用绢，内页宣纸，四面毛边，全部用手工传统工艺制作的画册《长城史诗》，“这本画册可能更多是体现三句话中的第二句。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不是长城，而恰恰强调了长城的构成元素的真实性和作品不做修改的原创性，只是我在创作过程中较多地借助于时间空间的扩大和延伸，比如季节的不同，天气地貌的变化，光影效果或是角度选择，画面的构成等等。” 《长城史诗》的出炉耗时十年，最后此书决定用古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这四句话作为设计理念，并与自己的摄影理念相结合：“古人的造物观，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其中装订用的纸捻工艺好多人都不知道了。用糨子不用胶水。最精彩的是四面都是毛边，这与长城薪火相传、传递信息的材料——芦苇和泥沙的混合从视觉上是相一致的。”在扉页上，陈长芬写下“仅以此书献给用双手创作奇伟的人们”。他说，“这是我设计画册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对古人和现代人包括对自己的尊重。”
画册的110 幅作品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夫人裴淑萍和儿子陈鹏几乎参与了全过程。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老式北京2020S 吉普车，仅从1994 年至2004 年间，在汉长城和秦长城间往返，为长城拍摄行程三十多万公里。见证这个过程的还有他的爱犬——大象，“它从1994 年出生两个多月后就跟随我爬山涉水，在无人区或?到过的地方为我探险引路并给我带来好运。” “全世界略知长城的人都认为长城是奇伟的，蜿蜒的，像似一条大蛇，或是一条龙，我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理念较多地注重长城作为一个硕大的建筑本体美学潜力的挖掘，它的美学潜力既是中华民族独特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人类共同认知的美学基本原则，并从中去寻找对人类双手所创造奇伟的神话的解读和思考。然而这神话又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某种意义上，多年来陈长芬所做的便是一直想揭开这个神话的谜底。上世纪初八十年代他在一本杂志角上，曾读到过1965 年阿波罗飞船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或在太空上看到了中国万里长城，这条曾经又被后来的传媒否定了的消息，给他提供了一种遐想，启发了他对艺术的思考和创作的灵感。“如果你在飞机上看到过万里长城的话，再联想到太空人看长城，将会有多么的奥妙和浪漫，又多么地富有宇宙的人情味呀。”在他眼里，宇宙中有银河，天空中有云霞，地球上有长城，它们虽然不是有同一个概念的东西，但是有着天地人相互的关联。所以每当他看到修复后完整无缺、彩旗飘扬、游人如织、缆车不停地穿梭于长城的情形时，他总觉得这样的长城像是马戏团里一只珍稀的虎，在驯兽人手中没有灵魂地表演。而他认为更应该让长城安详地养息和回归灵魂。
摄影的责任和坚持 1989 年8 月，陈长芬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摄影术发明150 年来世界十大摄影名人之一，其肖像被刊登在该杂志的封面上。“中国拍摄长城第一人”实至名归。1997 年，因陈长芬拍摄的一幅斯德哥尔摩城市会堂的照片，被世界著名的相机品牌“哈苏”邀请作为摄影师出访斯德哥尔摩，成为中国摄影师跨出国门第一人。“当时中国还不太开放，填表没有摄影师这个职业，艺术家也不能填。最后只好以工程师的身份出访。”而他对21 世纪世界摄影的瞻望非常经典的一段话也产生于这一年：“自摄影术发明以来，特别是20 世纪，许多摄影师把镜头的重点对准了人，拍摄了大量有关领袖、战争、贫困、饥饿和灾难等作品。我以为，在未来的21 世纪里，如果人类有更高的文明程度，如果人与人之间进一步处于缓和的话，那么摄影师可能将会把镜头的重点转向自然和环境，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所生存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20 世纪摄影师的镜头定位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他把摄影当做一个载体，一个工具。摄影对于他重要的是用这个手段传递他的一种情感和哲思，传递他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谈摄影我必须谈责任。现在好多艺术家不谈责任，我必须坚持。我讲的社会责任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政治的，比如对风光摄影是对风景、环境、生态以及未来，都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和一般的风光摄影爱好者是不一样的。” 他把长城看做是世界上最长的大墙。“古今中外用大墙做游戏比比皆是，最明显的是皇宫的墙，当然还有城市的壕沟，乡村房屋之间的篱笆，至于长城也好，柏林墙也好，当今以色列的墙就更不用说了，其实这都是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表征。墙可以把人群分开，也可以把人体隔开，但人的心和灵魂是无法隔离的，这也许是当今人类探讨墙的意义所在。”他说。
在长城史诗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曾多次在清明时节去长城许多地段拍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因为只有这个季节，漫山白色的杏花包裹着无尽的山峦，长城从中鱼贯远方，悲思凄婉之情随着柔弱灰蒙的光线映入胶片之中，显示着无穷的自然之祭。的确，我从未在这个季节创作时感到任何兴奋，只感到有无尽的力量在促使我不停地记录和行走。”每当有人读到这段话，都禁不住哽咽。在他上锁的抽屉里，一直存放着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刘少奇画册，他的那幅“自然之祭”也被收编其中。“刘少奇死时连名字都没有，只是一个代号。陈长芬一幅作品把他打发了，送走了，完事了。” 他认为，对墙体更有意思的是人的关爱。“所以我把山海关城楼上的匾额题词‘天下第一晷’的‘晷’字作为图像来处理，一是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思考，二是对悠久汉族文化的一种提示。”所以，当遇到一位住在长城脚下已经97 岁的老母亲时，他跪下来为老人家拍下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长城在美国人心中是中国文化的代表。2007年，陈长芬在休斯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长城摄影展”，同期展出的还有和世界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作品。“我没给中国人丢脸，对得起帮助过我的真诚的朋友和淳朴的农民。” “摄影艺术有很多元素，我的基因、语言、思维方式是东方的中华民族的，这是不能改变的。”说起最近出行中的两次奇遇，那是自然给他的情感安慰：“在三清山道观的放生池里，很大的一只龟从水中浮上来，它向我吐水，还把脖子扭扭，我拍了照片还有DV，然后对它说拜拜。后来到陆羽写茶经的‘陆羽阁’，拍完陆羽像，正要往外走，突然一只鸽子飞来，落到梁上，然后绕着画像飞，同行的十几个人谁都没发现，只有我看到了。鸽子长满羽毛，我说这不是陆羽吗？”在三清山上，他遇到云水相接、天人合一的景象。“这镜头终生都赶不上。”他认为，风光是人在环境里的一种心态。如果一个人不能和自然对话，怎可能是风光艺术家，顶多是一个旅游者。 陈长芬的摄影多与天地打交道，久而久之与天地万物产生了交流和对话。“我的行为有时也能感动上苍。”1984 年的那个傍晚，他在司马台长城，用仅有的一部135 相机，一个标准镜头和一个彩色反转片记录了那风云突变的情景，一个小时的紧张拍摄，似乎把他带到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工作室里一首古琴曲《潇湘水云》循环萦回，自从陈长芬迷恋上茶文化之后，一个月连续去了武夷山，高黎贡山，江浙婺源三个最主要的茶区。他对书法艺术也是如醉如痴，问他何时爱上书法，他的回答令人捧腹：“网上盛传陈长芬是著名的书法家，到哪里都有人问我能不能写两篇字，逼得我没辙了。从湖州到三清山，一路上留墨宝，第一个落款是‘山青道人’，意思是在山清水秀的环境里有同路人。” 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写字和美术。工作后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他所在的学院因为没有专职摄影者，于是他就被分配弥补这个空缺。那时就用一台莱卡M3 相机，那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也是因为和摄影的关系，摄影艺术有很多元素，我的基因、语言、思维方式是东方的中华民族的，这是不能改变的。” 1997 年1 月陈长芬的名字被编入《世界摄影史》，美国第三版修订本中对他的摄影有过这样的表述：“陈长芬对摄影美学潜力的领会，在他航拍的大地、日月等照片中，把现代美学观念和古老的哲学思想融合起来。”他的摄影作品《裂变》也同时编入其中。 陈长芬从事摄影已近半个世纪，拍遍了中国的山水。“我现在已经很少拍长城了，为颠覆自己，更多是以日记的方式来拍照。”最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陈长芬数码摄影日记》，就是他2009年所做“功课”的一个结集。“传统的大机器我也拍，但已经很少了。更多是把摄影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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