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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亚明︱傅雷相片里的“镜中摄影师”到底是谁?

2017-9-5 09:45|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1084| 评论: 0|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2014年秋,《南方都市报》刊载了拙文《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简称《遗物》),主线是我整理父亲沈仲章遗物时,发现的两张傅雷照片。一张傅雷在书房,随文公布。另一张傅雷手持烟斗,“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 ...
2014年秋,《南方都市报》刊载了拙文《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简称《遗物》),主线是我整理父亲沈仲章遗物时,发现的两张傅雷照片。
一张傅雷在书房,随文公布。另一张傅雷手持烟斗,“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中之人相机齐眉,像是拍摄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进去了。”
傅雷与“镜中摄影师”,1962年10月(据傅敏)
这后一张没有马上刊发,因为“我决意先辨认‘镜中人影’,跟家属商量之后,再发表有烟斗的那张照片。”文内预告:“我已经请教了可能是镜中人的家人,我的猜想基本得到证实。”
朱家辨认
当初我一眼望去,觉得“镜中摄影师”很可能是我熟悉的朱家伯伯,即父亲和傅雷的共同朋友朱文光。朱文光已去世,我便请他的遗孀和儿子核证。朱家公子说“镜中摄影师”像他爸爸,朱家姆妈一看,确定就是朱文光。
2016年夏末,我征得朱家同意,匆匆写下朱文光的故事。取题《淹没于史海的磨难:傅雷镜中的摄影师》(简称《磨难》),刊发于《纽约时报》中文版。那张“镜中人”之照,用来引出主人公:“这位不小心为自己留了影的‘镜中摄影师’是谁?他该是朱文光。”
因为毕竟没有得到拍摄者(我以为是朱文光)或被摄者(傅雷)本人的证实,我斟酌过这一处措辞,特地选用“该”字。“该”字减弱肯定语气,含有推测之意,留了小小的余地。不过,标题以及其他言辞,都表明我相信朱文光是傅雷相片里的“镜中摄影师”。
《磨难》发表之后,我与傅雷次子傅敏续上联系。他证实我家保存的傅雷照片,确是我父亲冲洗放大的留底,支持《遗物》中的推测。但傅敏接着告诉我:“镜中摄影师”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
我再次请朱家母子仔细辨认照片。虽然镜中人影不清晰,但朱家姆妈从脸型、发型、服装、似乎戴眼镜等几点判断,仍然认为是朱文光。朱家姆妈说,傅敏和他哥哥傅聪像母亲朱梅馥,“脸型较宽大”,不像父亲傅雷的“瘦型脸”。朱家公子对照了朱文光二三十岁时的照片,也认为像镜中人。但又追加:“本人说的可信度是百分之百,而我和我妈妈只是推测。”
我不清楚傅家兄弟年轻时长什么样。写《遗物》时,仅从父亲与傅雷的共同朋友中搜索形象,“镜中摄影师”非常像朱文光。我以为既然本人已去世,未亡人的核证最为可信。我只想到论辈分傅家兄弟与我同一代,没计算按年龄他俩与朱文光更接近。把傅敏排除在辨认范围之外,始于我的考虑欠周。
依我之见,如果傅、沈、朱三家相聚,这是一个可以谈笑并增进感情的话题。别说是对着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哪怕见面认错个人,又有什么大不了?世交之间有家人外貌接近到难以分辨,岂不更显内在缘分?问题出在《磨难》,把推测当作确认,扩散于众。我是作者,感到羞愧,理应公开澄清。
傅敏依据
对“镜中摄影师”是谁,傅敏初次略提的几点已令我信服,朱家也认为亲历比推测更可靠,三家之间毋庸多议。但为尊重读者,让爱思索者知其所以然,我请傅敏拨冗回忆,从两方面提供更加具体确实的依据。
一是傅敏作为知情者,辨认同时摄入的参照物。“镜中摄影师”照片背景里,傅雷身旁有个落地架子,上面摆着带镜框的照片。傅敏认出,那是他哥哥傅聪与前嫂嫂弥拉“在国外的合影”。
我问傅敏,“照中照”有否可能摄于兄嫂婚前,最早何时可从英国寄达上海。傅敏回答:“均是结婚后的照片,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60年12月中旬,该年底他们已度完蜜月返回伦敦。他们寄来的照片,最初是1960年的结婚照片,那是在1961年年初寄到家的。之后,就是1962年至1964年的照片。1964年开始,才有傅凌霄等的照片。总之,照片中家兄夫妇的照片是1961年以后的。”
预览本文初稿后,傅敏补充说:傅聪与弥拉“相识于1960年,先父给弥拉的英文信始于1960年9月7日。”傅家摆设中的那张大照片,是其兄嫂“家庭生活照片”。
根据“照中照”,可推算出“镜中摄影师”摄于1961年年初之后。朱文光于1960年蒙冤,被关押整整六年,不具备拍摄该照的必要条件。
二是傅敏作为当事人,回忆当时的相关情形。他说:“那张照片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镜中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为当初拍的时候没有留意,印出照片来后才发现,觉得特别有意思,记得父母和我为此还议论一番呢!再说我那时候很瘦,特别像我爸爸。”
傅敏进一步回想,认定是他“拍于1962年深秋,确切地说是该年10月”。“为何肯定此大照片是我拍于1962年深秋?”有两条理由:“因为那年暑假后,我一直在家等分配工作。父母为安慰我的烦恼,特意在10月带我去游览南京镇江等地,10月下旬回上海后,我即回北京。因为等待工作分配心里不踏实,故回北京在学院焦急地等分配。直到月中才得知分配去向,下旬即去女一中报到。”“再则,看父亲穿的是秋天穿的毛衣。”
朱家母子也情有可原。他们特别熟悉朱文光的形象,不那么熟悉傅敏各阶段的长相。照片上镜中人影模糊,五官看不清,脸部轮廓确实酷似朱文光。朱家姆妈不记得傅敏戴眼镜,不清楚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脸型偏瘦,并不奇怪。我猜想,在朱家姆妈的脑子里“定影”的,可能还是傅家兄弟1950年代的模样。
傅敏告诉我,他读中学时去过一次朱家,该在1954-1955年间。高中三年级时他戴上了眼镜。我想,即便男大不是十八变,步入成年的傅敏,脸部骨架渐渐变长,比青少年时要显得窄些,这也不难理解。
傅敏回忆,去朱家是替他父亲取回照相机。由此假定,那是因为朱先生不能再去他家了,并推测朱文光在1950年中期已被拘。对傅敏自己的年龄,本人最可信,但对朱文光的受冤年份,就不见得准了。朱家母子记得很清楚,1960年接近年底,朱文光才失去自由。
我找到一卷彩色底片,上面有朱文光,也有我家人。辨析孩子年龄,可知那批照片摄于1959年至1960年间。朱家伯伯迈着大步,无忧无虑的样子。
朱文光在闵行,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朱文光的那张照片,背景是闵行。从前后几张看,父亲与他一起参观新建的“闵行一条街”。有张街景远处是闵行百货商店,招牌已经竖起。还有两张商店内景,已经开始营业。闵行百货商店的正式开张,依据初步查阅的地方志研究资料,好像该在1959年10月1日之后。也就是说,朱文光那时还在外面随意行走。
闵行百货商店远景;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闵行百货商店内部;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一般来说,各人对亲历亲见以及自家的情况较有把握,而对耳闻或者别家的就不一定确切了。年代久了,各家的记忆有些差异,也是难免的。这使我意识到,尽快尽多地归拢信息,对照分析,互证互补,正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道歉
对“镜中摄影师”的上述“考证”,仅为亡羊补牢之始。纠错之外,还得道歉。
朱家母子的辨认,起于我把“镜中摄影师”的范围划小了,局限于1955-1965年间可能去傅家的父辈照相圈朋友,不曾思索其他可能。更大的错误是我以为“确认”了,草率做入文中,发表于海外,把笑话闹大了。我向傅敏抱歉说,套用1970年代上海流行过的一种表达法,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把几件随机相连的事写在一起发表,并以“傅雷镜中的摄影师”介绍朱文光,是我的不慎重。其实不用“镜中的摄影师”作引子,朱文光的经历照样可以独立成文。傅、朱、沈等几家的相连事件,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编辑审阅《磨难》初稿时,对其中每一条带有“听说”性质的史料,都要求我核实,朱家何以知晓。我感觉像是上了一堂媒体训练课,然而我依然一错再错。
我也曾多次寻求与傅家后人联系,可惜起先没找对渠道。2016年8月底9月初,我又托人传话,说有文字希望预览,但又没成功。叹息之余我也担心,采访傅家亲属的人想必不少,我再挤入恐怕添忙。直到《磨难》发稿前夕,我才刚能转几道弯与傅家通气。当时只能传递最简单的信息,仅仅确证了傅聪的居住城市,没想到“镜中摄影师”更该核实。不管怎么说,查访不够积极,终是我的不是。
总之,惭愧一言难尽。
多亏傅敏也在努力。差不多同时有几条线传来傅家找我的消息。众人环环接棒为两边搭桥,令我感动。他们有的连名字我都不清楚,无从致谢;有的明确表示,出力只为敬重傅雷,无须言谢。依我揣度,傅沈两家联上之后,唯有多聊往事故交,为世人保存可靠史料,才对得起相助者和读者。
其他更正
我已发表了几篇涉及傅雷的拙文。眼下该做的第一步是更正其他不妥之处,顺带提些相关史料:
(一)《磨难》第一段言及:“有人关心,傅先生遗言归还沈仲章的‘奥米茄自动男手表’,最终是否到了我家。”我写道:“从遗书影印件看,那一条上面打了个勾。依我猜测,那件小事当时算是解决了。”
坦白说,那块手表的下落,我从未想到过问。先父先母为人大度,不计较财物,颇享口碑。遗书影印件上的那些勾号,我猜测可能是遗嘱执行者作的记号。但究竟是谁在《傅雷遗书》上打了勾,为什么打的勾,我一概不知。
傅敏主动告诉我:“你爸爸的名字沈仲章,我记忆犹新。可惜当年父母去世时,我自身难保,未能按我爸爸的愿望给你爸爸送回手表!遗书里提到的那些东西,后来一直不知去向!”
(二)《磨难》稍后有这么些文字:“我猜想,傅雷先生大概并不热衷于自己动手拍照,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凑趣。”在与傅敏互相求联时,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也找到了我,那儿的王树华主任大力促联。从与他的交谈中获悉,傅雷也爱好摄影。
我问傅敏,他回答:“先父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受到批判并最后定为右派,这一段时间以及到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的数年中,先父已断绝了与大多数人的来往。还有先父在1957与1958年以及以后数年都已不玩摄影了,直到1961年后又开始摄影。”
由此推测,父亲去傅家玩照相,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在1957年上半年以前,常与朱文光同往,这是根据朱家姆妈的回忆。第二个时段在1961年以后,没有朱文光作伴。但我已记事,记得父亲与傅雷交往,长我五岁的姐姐对有些事也“历历在目”。
而“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这段时间,父亲与朱文光是否偶尔会去探望傅雷?我觉得还是可能的。
(三)日前《纽约时报》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是朱文光的朋友。说他在1973-1974年间探望过朱文光,朱文光在上海家中,生病靠在床上。因此,希望再查朱文光平反释放的年份。
我向朱家核证,《磨难》中转述朱家的说法没有错。朱文光确实在1978年才获得彻底平反,回到市区原单位,从此天天住在自己家里。但他在1966年刑满,留在劳改工厂。1972年起偶尔可以回家,生病也可能获准回市区医治。这点我已向写信者解释,但觉得既有歧义可能,借此澄清也好。
他的反馈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待将来有机会再分享。
(四)2016年10月《文汇报》刊登了另一篇拙文《傅雷伯伯的花与“话”》,述及父亲拍摄傅家花卉,牵动我们全家。推算应在1961年之后,与傅敏说的相符。
该文也有问题。
一处较重要。我在篇首想当然地以为,傅雷夫妇撒手人寰时,“在宅院中丢下了美丽的花”。可怜那只是我的美好愿望,据闻傅雷亲手培育的花枝,因其主人受审,也被刨根究底,先其主人去了天堂。
另一处是细节。我在文中写道,父亲将傅家玫瑰带回家,精心摆拍,“哥哥姐姐扯着大毛巾做背景”。姐姐纠正说,不是大毛巾,而是“各种颜色的布料”。正式开拍时不用人力拉布景,而是把布料挂在一个架子上,下段弯折盖住桌面,铺垫在花盆下,这样整张照片背景一色。
姐姐继而补充,“从大幅平整的布料推测,是特意买的”。我猜也可能是家藏布料,姐姐回复:“家藏布料多为常用衣料颜色,记得有桃红色(配白玫瑰)等多种鲜艳色彩,所以推测是特意买的。”谁去买布料?父亲从来不去布店,孩子们都还小,只可能是我母亲。我还有些回忆,支持姐姐的推测,比较间接琐碎,不提了。
补充信息
面对差错缺漏,我反省自问:也许应了所谓多写多错,少写少错,不写不错?我几欲歇笔却又再思,假如问题不暴露,许多情况可能不会进一步追究。而我写文发文,本属抛砖之举,期盼尽早得到知情者和博学者的指正。诚如《遗物》结语,“抛”出尚待讨论的资料,“也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希望久疏音信的亲友旧识,读到此文后,能够重续联系,共同缅怀先人。”
以“镜中摄影师”为例,傅家与沈家互相寻找多时未果,《磨难》刊发后,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其中一条途径,就是一位美国读者通过编辑部,转来求联电邮。于是,我才知错,也可尽早纠错。试想,如果这一误认被“封存”几十年后再“出土”,澄清相对更难。
《遗物》末段还表达过一个愿望:“这儿我先分享傅雷先生在书房的照片。可惜照片清晰度不够,看不太清书桌上的物件、身后的字画盆景、墙边的书架等等。希望有志者观察研究后,加以讲解。或许,待我联络上其他也认识傅雷先生的父亲老友之后,再‘发掘’出更多的回忆。”
傅雷先生在家中书房(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原刊于《南方都市报》《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一文
为了略表对诸多相助者的谢意,以及对众多读者的歉意,我请傅敏辨认他家书房墙上的几幅挂图。他认出“那张最大最长的画”和两侧上面的两张小幅,都是黄宾虹的作品。“其他的画太小,不清楚,难以辨认。”
我想,如果拍摄有关傅雷的电影,或者重新布置傅家故居,这些信息应当能派上用场。企望有兴趣者就在读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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