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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1980年代的波西米亚气息

2017-11-13 16:53|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185| 评论: 0|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正如某些文学作品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语言和形式的理解,有一些摄影集也让我们对于照片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86)是南·戈尔丁(Nan Goldin)第一本摄影集 ...

正如某些文学作品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语言和形式的理解,有一些摄影集也让我们对于照片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86)是南·戈尔丁(Nan Goldin)第一本摄影集,也是现在我们所谓私摄影的基准之作。该书出版30周年之际,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同名展览,展览从6月持续到明年2月。

时代发生了很多改变,它依然能给观众带来震撼体验。时至今日,62岁的戈尔丁还在持续为“叙事曲”系列增补图像,但其展现的核心依然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人类还不会随身携带各类录音录像设备,并通过网络随时与世界分享自己生活中最微小的片段。

在数百幅图像中,我们看到男女、男男、女女关系,甚至是女性面对自己的关系,这些照片拍摄于卧室、酒吧、妓院、汽车和海滩,发生于普罗文斯顿、波士顿、纽约、柏林和墨西哥……跟随南·戈尔丁14岁离家的脚步,记录了她以及周围朋友的生活。吸引戈尔丁的是随性的姿态和色彩,爱欲与梦想的世界,憧憬与离合——在叙事曲之中,充溢着红色、蓝色、粉红、深黑。

在1996年的采访中,戈尔丁谈到快照时表示:“人们情之所至拿起相机,后者留存了记忆——时间、人物、地点。他们通过记录历史创造了历史。这正是我的工作。”

戈尔丁和她的拍摄对象生活在一起。他们不是她的血亲,却是她选择的家庭。

南·戈尔丁,父母结婚照片,马萨诸塞州万普斯科特,1985

戈尔丁的父母,海曼和莉莲,出生贫寒。他们是“有知识的犹太人,对于金钱不太在意”。海曼和莉莲在波士顿相遇,1939年9月1日结婚,那天正是德国入侵波兰的日子。

父母经常争吵,对儿子投注更多关爱,却常常忽略女儿的感受。南·戈尔丁的姐姐芭芭拉常常感到失落无助,甚而开始出现暴力倾向,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南·戈尔丁并未像姐姐那样希冀获得父母的认同,或许这种疏离关系拯救了她的人生。“从四岁开始,我的朋友就比父母更加重要。”

“在我11岁的时候,我的姐姐自杀了。”南·戈尔丁在《性依赖的叙事曲》前言中写道。“那是1965年,青少年自杀是一个禁忌话题。我和姐姐很亲密,也了解一些她自杀的实情。我见证她的欲望以及她的压抑。在她18岁的时候,她唯一的出口便是躺倒在华盛顿特区一处通勤列车的铁轨之上。”

“在哀悼的一周里,我被一个老男人诱惑。在这段痛苦时期,我被强烈的性兴奋所唤醒。在内疚情绪下,我痴迷于自己的欲望。”

南·戈尔丁13岁的时候,阅读《东村他者》,听“地下丝绒”,有志于成为一个“贫民窟女神”,一个坏女孩,而非像大多数女生那样将自己的生命期待局限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范围之内。

14岁,她已多次因“抽烟嗑药”被一些寄宿制学校开除,戈尔丁离开了家庭。起初,她居住于公社和寄养家庭,养父养母对她和她的黑人男友甚为感兴趣。他们向黑白情侣提供黑白蛋糕,那时候,戈尔丁还未拿起相机,未能记录下这样的时刻。

南·戈尔丁,菲利普和苏珊激吻,纽约城,1981

“我在南14岁的时候与她相遇。”表演者苏珊·弗莱彻(Suzanne Fletcher)表示,“她生活于马萨诸塞州的寄养家庭,我注意到她,因为她很酷。”二人成为亲密朋友,弗莱彻在萨蒂亚社区学校就读,次年,南·戈尔丁也成为该校学生。

在学校里,南·戈尔丁遇到了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他是一位男同性恋,后来,成为一名摄影师,此后数十年,都是南·戈尔丁最亲密的男性朋友。

南·戈尔丁,大卫和布驰在锡盘街哭泣,1981

正是阿姆斯特朗建议南希改名为“南”。他们一起去看电影,被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女孩着迷,热爱1930年代明星琼·克劳馥和贝蒂·戴维斯。“我们是激进的小孩,我们将这般友谊视为一种替代性的家庭,”弗莱彻表示,“即便在当时,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

当时,学校向宝丽来公司申请了一笔捐赠,包括一批相机和胶卷。戈尔丁成为学校摄影师,并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一方面是通过照相机,另一方面,阿姆斯特朗教她学会了幽默可以是一种生存机制。她变得更会开玩笑,在此之前,她只会喃喃低语。对于她来说,照相机同样是一种诱人的工具,是社会化的方式。戈尔丁开始了她的激情记录,她有写日记的习惯,而摄影成为她的视觉日记。

南·戈尔丁18岁的时候,在波士顿和一个年长的人居住在一起。“叙事曲”中一张著名照片《南和迪基在约克汽车旅馆,新泽西》记录了一个秃顶的男人从身后抱着南,图像透露出可怕的、隧道般幻觉和危险的秘密。

南·戈尔丁,南和迪基在约克汽车旅馆(局部),新泽西,1980

她和“彼方”(Other Side)酒吧的变装皇后结识,开始以他们为拍摄对象。南对于他们羽毛和幻想背后的真实自我并无兴趣,她倾心于他们自我创造的勇气。

1976年夏天,戈尔丁和阿姆斯特朗及其恋人一起在普罗文斯顿租房,她结识了女作家和演员库奇·穆勒(Cookie Mueller)。

“那个夏天,我频繁在酒吧、派对等处见到她,以及她的家人——女友莎朗、儿子麦克斯、小狗美丽。我一直在拍她,照片显得很亲密,我们也变得很亲密。”

戈尔丁和穆勒并未发生恋爱关系,但照片之中充斥着浪漫情愫。戈尔丁仿佛结识了一个同谋——自我创造的大师——看着穆勒温暖、俏皮的照片,就仿佛看到一个鬼魂——芭芭拉·戈尔丁从未变成的那个人。穆勒于1989年因艾滋病去世。

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戈尔丁积累了大量朋友的照片。当时附近没有暗室,所以她在药店处理了底片之后,使用投影仪播放出来。

1978年,戈尔丁搬到纽约,并租住在包厘街( Bowery)的阁楼。

“南在包厘街的阁楼没有窗户,她的派对绵长、热烈,也危险,你永远不知道天空的明暗,准确的时间。”作家戴瑞·平克尼(Darryl Pinckney)回忆道,“南常常往手提包里塞入一些女性用品,然后跨过那些昏睡的、彼此纠缠的人,走出房门。”她回忆说和戈尔丁打的第一通电话,“我今天到不了了。”她说,然后挂断了。

南·戈尔丁,巴茨和南,纽约城,1980

策展人马文海福尔曼(Marvin Heiferman)当时在纽约为里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的妻子工作。里奥·卡斯特里的画廊经营安迪·沃霍尔、加斯帕·琼斯、罗伯特·劳申伯格等艺术明星的作品,他的妻子开设的“卡斯特里图形”专注于图形和摄影作品——在上东区沉闷的艺术界它们还未被视为艺术。

某天,海夫尔曼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穿着蓝色波点裙出现在他面前,她向他展示了一盒照片。“它们都很怪异,奇怪的色彩,人们抽烟、打炮。照片中展现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我此前从未见过。”海夫尔曼愿意展出这些照片,但卡斯特里太太担心它们过于粗糙,并且,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

在海夫尔曼看来,对于南·戈尔丁的镜头中的主题,“叙事曲”是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它展现了正在发生的生活。这是家庭影像、时尚摄影、人类学影像、新闻摄影的混合体。此前没有人这样拍照。海夫尔曼在一些群展中推出南·戈尔丁的作品,但此时距离她作为一个艺术家获得承认还要再过10年。

戈尔丁在锡盘巷(Tin Pan Alley)的酒吧结识了布莱恩,一个拥有牙齿崎岖笑容的寂寞曼哈顿牛仔。他们一起吸食毒品,坠入爱河。

南·戈尔丁,南坐在布莱恩膝盖上,南的生日,纽约城,1981

床上的布莱恩和南,纽约城,1983

在“叙事曲”中,我们常常见到布莱恩坐在床沿,抽烟,或是审慎地看着相机,他毛发浓郁的前胸似乎是一件彰显男性气概的外衣。

1984年,这对恋人居住在柏林。戈尔丁受到布莱恩的家暴。“他打我的眼睛。后来,他们不得不把我眼皮缝起来,否则眼珠子就会掉落出来。”戈尔丁告诉平克尼,“他烧了我的日记,令我难过的是,我们周围有不少熟人,可他们都不愿帮助我。他用口红在镜子上写:犹太美国公主。”

戈尔丁回到美国,弗莱彻帮她住进医院,保住了她的眼睛。恢复期间,戈尔丁拍了一张自拍,《被殴打一个月后的南》。这也许是“叙事曲”中最凄惨的图像之一:依然鲜红的眼睛,脸上的淤青,戈尔丁在拍照时给自己涂抹了鲜艳的口红,嘴唇透露的温柔女人味,让恐惧成为图像的焦点。

南·戈尔丁,被殴打一个月后的南,1984

在遭受殴打之后很长时间,南惧怕男性接触,并且越来越依赖药物。MoMA展览中不少照片都有明显划痕,南解释说,那是因为她在嗑药之后处理这些照片的缘故。

“叙事曲讲述了一个波西米亚白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纽约客》撰稿人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比南·戈尔丁小七八岁,他也认同戈尔丁的作品反映了他们这代人的精神面貌,“那些年岁,当我把市区朋友的照片给我母亲看——纽约东村的酒吧和地下室舞会,也许还弥漫着药品的味道和艾滋病的阴影——她说,你属于这些人。这话让我羞愧难当。她为何不能看到,我也是属于她的?”

南·戈尔丁,莱斯和梦迪在亲吻,1980

1985年,光圈基金会的马克·霍本(Mark Holborn)在惠特尼双年展上第一次见到“叙事曲”,他意识到,这是他见过最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作品。这本书于1986年出版,安迪·葛伦宝(Andy Grundberg)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如果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是1950年代的写照,那么南·戈尔丁的《性依赖的叙事曲》是1980年代的纪念。”

野性的精神,最终,回归于制度化的评价体系。

另一方面,“叙事曲”是厄运的前兆,是艾滋病吞噬世界之前最后的舞蹈。(南在2003年的摄影集《魔鬼的游乐场》中记录了艾滋病的时期)。

南·戈尔丁,麦克斯和理查德,1983

“我们是幸存者,”她表示,“1991年,我做了艾滋病测试,发现自己是阴性,有一种幸存者的愧疚之情。”

1989年,南·戈尔丁进入戒毒所,开始调整自己重新接受阳光,回到自然世界。她和旧情人、雕塑家席欧班·里德尔(Siobhan Liddell)走在一起。这段清醒的恋情成为她八九十年代之交最美丽的影像。

离开戒毒所,她将“叙事曲”配上音轨,出售给惠特尼美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机构。

她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潜水拾珠”(Diving for Pearls)。“当大卫·阿姆斯特朗和我都还年轻的时候,他常常将摄影比作’潜水拾珠’。”戈尔丁对此解释道,“也许你拍了一百万张照片,很幸运的能够从中挑出一两个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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