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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拼命捍卫什么时,我会感到真正的悲哀

2018-8-8 16:47|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312| 评论: 0|来自: 李楠工作室

摘要: 今天的摄影,有人说越来越明白,也有人说越来越不明白。无论哪一种,其实都不容易。因为,要真正地面对摄影,就必须彻底地面对自己,最终,你也许会和摄影家路泞一样,发现这样一句话:对话:当我拼命捍卫什么时,我 ...

今天的摄影,有人说越来越明白,也有人说越来越不明白。无论哪一种,其实都不容易。因为,要真正地面对摄影,就必须彻底地面对自己,最终,你也许会和摄影家路泞一样,发现这样一句话:



 

对话: 

当我拼命捍卫什么时,我会感到真正的悲哀

侯登科《新帽》

路泞:那还是90年代吧,我在水泥厂工作,平日里也闲着,就觉得该干些啥。于是我就常翻《大众摄影》。有一天,我被一张图片深深地吸引了,它就是侯登科的《新帽》。


《新帽》在杂志上印得也不大,但让我特别地感动。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自己拍摄时也特别动情。那种动情,不是激烈喷薄式的,而是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就像是一尺深的井,涌出一尺、或一尺一寸高的水。


摄影这事儿,我觉得和写诗、作曲差不多,都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寻找对世界的表达



《水泥厂》

唯有摄影,能让我确定

 

李楠:我对你的《水泥厂》印象深刻。那种冰冷的感觉,好像和你刚才说的侯登科的特别动情不太一样。


路泞:我生于70年代,感觉自己一直在变化中更替着自己的生活,脑子乱;而且,一直都特别被动。即使偶有争取的姿态,也显得特别愚蠢。我特胆小,总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不确定,总觉着不会出什么事吧?而摄影,是让我觉得自己能主动控制的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自己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摄影,它不会离开我。


在水泥厂的时候,我特别讨厌那地方。厂在一个盆地里,我从塬上看那一片烟尘,不是觉得环境脏,而是彻底地绝望。我在那儿也没什么位置,老觉得抬不起头。你说厂子里开会吧,黑压压坐一大片,我一个照相的,冲到台前对着厂长啥的闪一下——我觉得特丢人。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想像我在北京街头忽然对着别人咔嚓一下,我真怕别人抽我。

《漫步》

我所有的照片,都是在我特别熟悉的环境里拍摄的,即使是风景,也是没人的;或者像《漫步》里面,人也是远远的,小小的。《水泥厂》更是一种疏离、冷漠和隔阂。


这个世界,或许是个公共的概念,但我们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世界,他们不可能水乳交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永远无法消除的。


我也看到很多大师的照片,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那一切都不属于我,那是别人的痕迹。我表达的东西是和我有关的,可我表达之后呢?就完全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话,表达我自己。别人能不能理解、传播,那是别人的事情了。

《寻常》

我喜欢到亲情里去寻找庇护和安定。除了熟悉的环境,我就拍我特别熟悉的人,比如我外甥,我外婆。他们不会问我“你拍这干什么呀?”他们和我都不会觉得受到威胁。对着最熟悉的人,拿起相机是最难的。他们通常只会说:“给我照张相吧,这样我死了之后你还能看见我。”


李楠:“但是你不觉得你对于亲情和温暖的追求,与你的影像呈现出来的疏离和冷漠之间有一种矛盾吗?


路泞:是,你提示得很对,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想想。也许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摄影当作我的全部,它只是一种即时的表达,它还不是我的信念。

《细狗撵兔》

摄影有时候像一种合谋的游戏:我特别想得到的照片,而它又刚好撞到我的镜头前了。我拍《漫步》时,就是以一种个人的姿态自由地行走,就是自己的一种心情;拍《细狗撵兔》也特别放松,那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因为它本身就是农民的娱乐活动。我来北京之后,和人的交流似乎只限于饭桌之上,不成样子了,我就拍了《时间》,就是在家里拍的。从春天到秋天,我看到生命的流动其实有着自己的规律,我不再慌张了,似乎安定了。


《时间》

有部电影叫《意外的冬天》,男主角因为失忆了,所以每天就拿着相机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拍下来,以此确认生活的轨迹。摄影就是不断失去和获得的过程,摄影的尊严来自于对记忆的诚恳,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寻常》

我比较不认同所谓的“图像感”,那么多大师,每一位都代表了一种语言符号。你要总想着这些就难免落入到这样那样的模式里。我觉得,应该忘记这些。摄影,应该褪去形式的“壳”。


李楠:“这又是另外一重矛盾:好的影像必然出自于精确的控制,但摄影师如果总想着控制,又很难拍出真正的好东西。”


路泞:是,思想的维度和影像的控制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一个摄影师的位置其实就决定了他的思维。



我对“群体”有一种惧怕,

保持独立性就是保护自己

 

李楠:大家都知道你是侯登科的学生。和他们那一代人相比,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路泞:和老侯那一代人相比,我的确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我从来也不把摄影当成“救国”行为。也许摄影能让人出点小名吧?可咱陕西还有芙蓉姐姐呢!那名气,你要不?


老侯这一代人是有信念的,我没有,我羡慕他们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脑子比较乱(我就说我自己,不敢说别人)。我上学的时候发现老师会为了工资打架,很多东西就是这样被打破了。老侯可能一辈子都想搞清楚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和他自己。可是一直到他去世,也没完全明白。他们有那种使命感、责任感,那是他们身处的时代所赋予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摄影就是私密情形下的一种个人愉悦。

以老侯为代表的“陕西群体”,曾经是一个时代;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当初是一群人因为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走到了一起,或者说那个年代往往习惯于“集体行动”。把摄影做成事业当然很好,老侯是我的老师,我所尊敬的人。但我做我自己,走哪随哪,随遇而安。


我自己对“群体”有一种惧怕,我更关注个体,那些在社会生活中身不由己的个体,我觉得个体比群体更重要。甚至说,我对于所有的共同价值都有所怀疑。我对于以“团伙”出现的东西都不感冒。保持独立性就是保护自己。


我喜欢罗伯特·弗兰克,他就是那样既不悲悯也不残酷,既不热情也不冷漠。也许这么说我有狭隘之处,或者就是对于自己力不从心之事的一种恶毒诽谤。但是,试图宏观地看东西总是容易出现漏洞。


李楠:现在许多年轻摄影师都很关注个体:Follow your heart,挺好,但如果你的内心仅有方寸之地,那只能在里面打圈圈了。


路泞:说到纪实摄影的社会责任,解海龙的“大眼睛”,流传得很广吧?这种结果其实是一些力量的合谋,而不仅是摄影本身。这绝对不是贬义。对摄影传播而言,这也很重要。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浪淘沙下来,真正对社会和公众产生强烈意义的影像,我觉得其实都是“跨界”的。比如奥古斯特·桑德,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摄影,而是因为他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电影《柏林苍穹下》中的一个镜头,就是通过一个垂暮老人的视线停留在桑德的照片上……


所以,我对按照某种地区划分摄影心怀疑虑。桑德的重要是社会觉得他重要,而不是桑德自己从坟里爬出来说:“你们的眼光很准确啊!”某个摄影家和他的作品重要,是社会的选择,不是他来告诉这个社会“我很重要”。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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