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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集中营里,他是为党卫队拍照的摄影师(连载一)

2018-8-16 09:25|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963| 评论: 0|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编者按:威廉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 ...
      编者按:威廉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数千张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
      傍晚,火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开了多久?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时间没法测算。路上的时间长到令人无法忍受。他和车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自愿登上这列火车的。被他们挤满的,是那些运送牲畜的闷罐车厢。牲畜车厢?通常这样的运送,就像这个下午一样,都是用运送牲畜的车厢。
      每节车厢都满满当当地挤了八十多个男人,八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
      这是炎热的夏末的一天。过分拥挤且紧闭的车厢里空气污浊不堪,到处弥漫着汗臭,还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恶臭,因为车厢里没有供人方便之处。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连稍稍离开自己的位置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筋疲力尽地蜷在膝盖上,但又不得不很快振作起来或是被周围的人架住,以防止被压死或被踩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动,哪怕是换下位置。比饥饿更难挨的是口渴,在忍受了数月监狱的粗陋伙食之后,他们早已知晓如何忍受饥饿。但口渴折磨着他们,使他们疲惫不堪,导致很多人在路上昏厥。他们盼着能得到点儿水。火车慢了下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在如此拥挤和闷热的环境中已经足够久了,久到脑子里仅存着喝点儿水的念想。
      那些站在外围的人,试图透过车厢的缝隙辨认出他们现在身处何地。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在克拉科夫火车站,但没人可以确定这到底是哪儿。从缝隙中看到的零星半点建筑,也只是徒增些许拼凑的猜测。
      但是火车停下了。他们重燃希望,攒起所有的力气,敲打着车皮大声喊叫,用他们干枯的喉咙里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喊着要水。总该有人听见他们。外面怎么也该有人能感到他们的急迫!
      可是火车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叫喊、他们的乞求全被狗叫声和看守的吼叫声盖住了,看守正把其他的犯人往火车上赶,让他们也挤进一节车厢。
      伴随着炎热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渴而来的是恐惧。他们将被送往何处?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是要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去?毕竟他们都是犯人,之前的数周乃至数月都被关在塔尔努夫或是萨诺克的监狱里。一共有四百多人:政治犯、犹太人还有神职人员。年长的、年幼的、父亲们、儿子们。想活下去并寄望未来的男人们!可是现在,在这拥挤得几乎无法呼吸的火车里,他们的生命就只存在于当下。
      刚满23岁的威廉·布拉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接受过摄影师培训,曾很快乐地在卡托维兹他叔叔开的照相馆里当摄影师。业余时间,他和朋友聚会,邀请年轻的姑娘们跳舞或者去电影院。他享受着生活,但是也看见第一片乌云笼罩上天空。那时是1939年夏天。
      现在他将会怎样?
      把他告上法庭?这种可能他绝对可以排除。在过去的数月中,他经常看到犯人被任意带出牢房然后被枪毙。威廉·布拉塞回忆起那些写满了恐惧的面孔。但是现在,他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片未知中想起那些。
      把他们送往某个营地?犯人们听说过这种营地,可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或是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听说的,因为传言中的那些简直不堪设想,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威廉·布拉塞有种感觉,火车是在往西边开。不知何时,他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了写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站牌。
      火车驶向了一条支线。车厢的门被扒开了。布拉塞看到左边有两座高大的建筑,其中一座被有刺的铁丝网围着,角上矗立着监视塔。每个监视塔上都站着两名配有机关枪的党卫队士兵,后面是奥斯维辛烟草垄断集团的建筑。这些第一眼看到的图像牢牢刻在威廉·布拉塞心里。
      火车在这里结束了行驶。百米开外就是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拉塞听出了看守们在说德语,讲德语的卡波(Kapo)。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他们,穿着囚服的人。但是他们的举止却不像那些前几个月和他蹲在一个牢房的囚犯。从这些人的举止里,他完全看不到丝毫人的特征。在他刚被赶下车厢的那一刻,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走,快点儿,你们这些肮脏的猪”或“赶紧走,你们这些波兰猪!快!快!快”。卡波用这样或类似的命令把犯人们赶下车厢,同时用木棒敲打着他们。棒子肆意地落在犯人的头上、背上和腿上。

“为什么?”

      由这个词开始,布拉塞展开了自抵达奥斯维辛后的几乎所有问题。
“为什么人们在这里遭受如此侮辱?”
“为什么他们要被打?”
“为什么没有人插手管管?”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成了受害者?”
“为什么这些施暴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人?可是他们还算是人吗?人会做出这些举动?”
      威廉·布拉塞没法理解自己和他眼前其他犯人遭遇的一切。这就是那些传言中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没人愿意承认的事?很显然的是,在这里传言成了现实,而他,威廉·布拉塞,身在其中。
      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赶着穿过马路,赶向附近的营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吼叫和殴打。经过他们必须穿过的集中营大门时,威廉·布拉塞第一次看到了那行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

      还未加固的营地马路把他们引到了第26号营区。这里是淋浴房,所有新到的犯人必须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交出,如便服、被单、证件等。只允许留下一块手帕或是一条裤带。这些收缴的东西被送往财物间,犯人们不会领到任何凭证。威廉·布拉塞在他被关押期间才得知这一区被叫作“加拿大”。
      像1940年8月31日被运来的其他犯人一样,他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
      淋浴后他领到了营服:一套囚衣、内衣、一顶帽子、一双他必须先习惯穿着走路的木拖鞋。和其他人一样,他得到了一个号码,他的营中编号。
      “我不再是布拉塞了”,是他领到编号后脑袋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只不过是犯人编号3444”。他必须记住这编号。(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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