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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邓伟:他用摄影记录了一个时代

2018-8-24 09:26|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699| 评论: 0|来自: 澎湃新闻

摘要: 这是钱钟书(1910-1998)生前最喜欢的照片。他沉默地看了很久,最后说,这就是我。——邓伟(本文图片均为邓伟摄影作品,基本由邓伟生前提供。)1986年,邓伟出版《中国文化人影录》,这些孤版作品,引起强烈共鸣和 ...
这是钱钟书(1910-1998)生前最喜欢的照片。他沉默地看了很久,最后说,这就是我。——邓伟

(本文图片均为邓伟摄影作品,基本由邓伟生前提供。)
1986年,邓伟出版《中国文化人影录》,这些孤版作品,引起强烈共鸣和巨大反响。1990年,邓伟开启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计划。他拍摄的普通人,同样温暖美好。

邓伟工作照
2013年2月6日中午,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飞机回广州,无意翻阅东方早报,看到熟悉名字著名摄影家邓伟,却是文化逝者版面,昔日同窗张艺谋、顾长卫、李少红、张铁林等送他最后一程。3日病逝,才53岁!
“可能我会死在这照相上,好多画家就死在绘画上。我从不回避死亡,因为我死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底,一点事先征兆都没有,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突发心脏病,走了。相隔不到五天,父亲也突然病故,脑血管破裂。给我的打击都非常大,我当时也突发心脏病,广泛前壁心肌梗塞,下了病危通知书,打点滴输氧气才活过来,这是我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是我拍以色列总理拉宾时,恐怖分子的炸弹离我很近,差点没炸死我。我这次病倒以后也宣布病危。我不怕这个,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到最后一刻。”
邓伟在一次突发心脏病危后对记者这样坦言。邓伟每年1月都到医院例行体检,从没发现呼吸系统有问题。他不抽烟,从不咳嗽,上课讲话声如洪钟,去世前却突然确诊为肺癌。命运的戏剧性可见一斑。
“到哪里去都可以,只要走,路就延伸。”这是邓伟于2002年摄影作品《天涯行客》后留下的摄影感言。如今,他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将要到的地方。路还会在他前方延伸,对于这点,我心存相信。此际,仅以旧文,与您赠别。

天涯行客
1988年,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在新疆天山拍电影,肖风从镜头里发现,数公里外的雪山上一个小小人影的走动破坏了画面构图。雪山上空气稀薄,积雪深厚,那个人走得很慢。肖风等不及,就用长焦镜头推上去,他惊讶地发现,这似乎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邓伟。他大惑不解,用大喇叭高声地喊“邓伟!”一个多小时后,邓伟艰难地走了下来。“你一个人在雪山上走什么呢?不是有病吧?”两人随即就问。
这是老同学肖风在199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同学聚会中所讲的真实故事,同学们听完后,也问同样的问题。“我在磨炼我的意志,因为我要开始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邓伟极其认真的回答引起了同学们一阵善意的哄笑。
老同学张艺谋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但他的心里忽然多了份深深的感动,他知道邓伟说的是实话,并且知道邓伟缘何成为聚会中惟一落泪的人。“在他经历了长久的孤独和艰难之后,在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坎坷之后,惟有童心、痴迷、真诚不变。”

画家李可染(1907-1989)
拍摄名人:攀登心灵的珠峰
在邓伟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家里就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家里挂了50多年,父母的每一个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都是在她的凝望下长大的。当年17岁的母亲刚过门不久,秀气的脸上还略带着羞涩。那天母亲穿着素淡的旗袍,轻扶着海棠树杆,含羞浅笑注视着相机后面的父亲。这张相片成为邓伟对摄影最初的一点认识,他知道了照片可以把生命中很多美好的瞬间永远地保留下来。
少年时,他曾跟随中国著名国画家李可染学习山水画。小学的邓伟对数理化反应较为迟钝,任课老师常抱怨他脑子太笨。不知道是不是李先生听到这种说法,一次见面时,他提笔写了“实者慧”三个字送给邓伟,告诉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

感恩
在邓伟《学画记》一书中,有琐碎的细节,展现师徒情同父子的感情。邓伟考上大学,李可染给他50元买手表。邓伟首次发工资,请老师吃蛋糕。邓伟还曾跟随美学家朱光潜学习美学基础理论。同两位老人的交往,让邓伟的青少年时期过得很充实,也让他产生拍摄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化老人的想法。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被称为黄金一代的78摄影系,与张艺谋、顾长卫成为同班同学。大三那年,得知画家石鲁生命垂危,邓伟自费专程赶到西安为其拍照。邓伟提议就着病床进行拍摄,但先生断然拒绝了。他由护理员推着轮椅来到走廊,在一扇有阳光暖暖泻下的窗畔,老人示意停下。
邓伟发现他脸上的病容被一种坚定而昂扬的神情所替代,眼光中流露出热情,就在这个瞬间,邓伟按动了快门。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到拍摄肖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记录,更是心与心的碰撞。从这时起,邓伟真正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画家关山月(1912-2000)
1997年,为拍摄世界名人而奔波的邓伟短暂回国,曾去医院探望钱钟书。当时钱老很虚弱,躲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语言表达已很困难,但意识还清楚。邓伟向他汇报其环球拍摄已近尾声,并且诉说起那些年里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这时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了下来……
大二那年,邓伟来到钱钟书家门口,前两次敲门请求拍照都被杨绛女士拒绝,第三次敲门,钱钟书亲自拒绝了他。邓伟在门口一站就是一上午,钱钟书说,“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你倒是要说服我了。”破例答应了拍摄请求。
这是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在他的许多著作里,读者经常会看到这张流露着淡淡微笑的脸庞。当时,邓伟把照片拿给他,他沉默地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 

梁漱溟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这些几乎可称为孤版的作品,引起了中国文化、学术、艺术界的强烈共鸣与巨大反响,但他没有就此停步。1990年春天,邓伟即将赴英开始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言要开始干的“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他特意去钱钟书家辞行。当初,钱钟书并不赞成邓伟的计划,他担心邓伟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要想靠岸,谈何容易。但钱钟书晓得邓伟的执拗,不再劝他。道别时,杨绛女士将400元塞进邓伟手里。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穷家富路嘛。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建筑学家贝聿铭(1917-  )
“约请世界名人就像跑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从1986年开始,他就陆续向世界各地的名人发出拍摄邀请信,每年上百封,却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终于,一年半后,1991年8月13日,他走进了新加坡,为李光耀拍照,他的环球名人拍摄自此拉开了序幕。
2004年12月,联合国总部举办“和平肖像——邓伟世界名人肖像艺术联合国展”。邓伟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加开幕式,正在法国休假的基辛格闻讯即飞回美国,冒着纽约当晚零下8度的低温赶来祝贺,而且手里拿的是邓伟为他拍摄的作品。
当时老人离开时拥抱了邓伟,并深情地说了一句,“孩子,希望我们还能相见。”邓伟觉得这种人心交住的温暖,超越了摄影本身的含义。而11年前,两人还为摄影选址发生过争执。1993年10月20日,邓伟用三年换来15分钟为基辛格拍照。基辛格了解到邓伟的拍摄以采用自然光为主,却故意把他领到了一个四壁没有窗户且布置很一般的房间。

基辛格
邓伟环球拍摄世界名人付出的不仅是青春和时间,有时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1994年12月11日,邓伟在以色列一机场候机,忽然一青年要拉着他向门外跑,说有炸弹。他毅然挣开那人,跑回抱起了摄影箱,箱里有包括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内的名人底片。不一会儿,爆炸声传来,邓伟刚坐过的椅子仅半米远的一只不锈钢垃圾筒被炸成了“麻花”。

以色列总理拉宾
1994年1月,在美国前总统福特约定的拍摄时间的前一天,凌晨四时,邓伟被剧烈的摇动震醒,夺门而出。整座城市乱作一团,原来是发生了6.6级地震。第二天,地震使许多公路桥梁断裂,但他提早出门绕道按约定时间赶到了福特的家中为其拍照。地震也没有使福特改变初衷,拍完后他与邓伟握手话别,“地震你感受到了吗?回去路上要小心啊!”

希拉里爵士
新西兰的登山家希拉里爵士是人类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在接受邓伟拍摄时,他谈到登上珠峰的经历,说:“当时我很强壮,有足够的决心和动力。如果有充分的决心的话,大部分人都可以达到自己的‘顶峰’。”此话给了邓伟的世界名人拍摄工作莫大的鼓励,他在之后的教师生涯中,开拓了名人肖像摄影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画家阿雷克斯法西亚诺斯
您的眼中为什么没有恶呢?
邓伟待人明朗、热情,拍摄的照片色彩明快灿烂,始终洋溢着温暖,除了世界名人以外,所拍摄的普遍人的脸上大都带着微笑。
2006年4月,清华大学举办了邓伟摄影展,厚厚的留言本写满了观众的心声,其中有这样一句:“您的眼中为什么没有恶呢?”
在英国,邓伟不大懂英语,也不再有单位为他开介绍信,只能干些粗重的力气活。为节省开支,将近一年他借住在一家外卖店6平米不到的杂物间里,无法站立和伸腿,晚上凑合着睡在长凳上。“那时候,想象着晚上能睡在床上,就是非常美的事了。”最困难时,他甚至考虑住到邻居家的垃圾房里去,因为那暖和些。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服装工厂做熨烫工兼杂工,工资低廉,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还常常受人辱骂,克扣工资。有次邓伟为了多挣点拍摄费用,从早上6时干到第二天早上6时。因烫衣服必须一直站着,当他烫完最后一件衣服,便累倒在地上。老板居然踢着屁股骂他:“你是一只猪,臭猪。”邓伟竟笑着回应“我是属猪的”。
他说,如果他们骂我父母或中国人,我当然不让,而骂我自己,无所谓。在那种艰苦环境里,人要有一种乐观的游戏精神,不能太较真。当你没钱,不会英语时,就必须从低处做起,社会是很公平的。
邓伟曾在一银行家的家里负责搞卫生,甚至要烫他们的内裤袜子,主人让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跟他学书法。孩子们很兴奋,就往邓伟脸上写,写完后就往上面吐口水,“为了生存我都忍住了,小孩的调皮是天性。”邓伟平静地说。
尽管邓伟任劳任怨,但还是会随时被老板辞掉。他当过饭馆杂工,搬运工,外卖店的打薯仔,先后干过10多种杂役,甚至爬上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去刷油漆。为节省交通费,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得用两小时。常常绕道去最便宜的超市,购买大幅降价的快到期的食品。经常买巧克力吃,因为便宜,而且吃完马上就有热量。但这无疑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外国普遍人系列
对于英语不好,邓伟的解释是没时间学。“我当时活着都很难,挣的钱,只够生存和拍摄,深入系统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根本没有。有时间了,只能去打工,有了钱,只能用来拍摄。”如此居无定所和艰辛的生存困境,同样让他无瑕顾及也没条件奢望稳定的婚恋生活。
当他在海外孤身一人过着鲁滨逊般的生活时,念起孩时父亲常对他讲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和《老人与海》的苦心。看过世界的人,却没有家,几十年来居无定所,邓伟觉得那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他最怕的就是节假日,一个人去餐馆吃饭,“这是惟一难受的事。”而最遗憾的是常年奔波在外,没法对父母尽孝,“但人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问及环球拍摄名人最困难的是什么,邓伟说,这是一个华人摄影家在国外想要干这样一件事情的困难。从中国出来的摄影家在国际上没知名度也没影响力,而我选择的拍摄对象又都是在国际上叱诧风云的人物,他们对你的身份有怀疑、对你的水平不信任,不理你都是正常的。

阿妈
邓伟写过一篇文章《难忘父亲》,他写了父亲对他从小耐性的培养,写了父亲毕生“有谅、有助、有俭”的美德,写了父亲对他“毋让别人的希望落空”的教诲。他会在雨中的伦敦街头,把手里的伞让给一位老妇人,他长年地帮助一位邻居老太太买米,因为别人对他提出了希望。
自孩时,父亲就有意识地锻炼邓伟的耐性与意志。三岁那年,父母带他游颐和园,父亲执意要邓伟拉着父母的手攀登佛香阁的数百层台阶直至山顶,全然不顾年幼的儿子的哭闹。自小学,邓伟就常常跟着父亲徒步往返颐和园和新街口的家。有一年冬天,父亲领着他从家中走到香山,再走回家。
路上雪花纷飞,邓伟因饥渴交迫而两腿发软,父亲不准他坐车,“这回能坚持走回家,日后就能耐住饥和寒。‘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前功尽弃啊!”他特别主张邓伟多外出远足,既炼体魄,又长见识。上中学后,在父亲的支持下,邓伟经常外出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88年,邓伟专程到新疆、西藏锻炼自己的耐高寒能力和坚韧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三人行
在拜李可染为师时,李先生分别给他和另一个女孩子留了同样的写生作业,女孩不到一小时就交了卷,而邓伟花了整整6个小时,结果李可染收了邓伟为徒。大学实习时,邓伟跟了一个老牛倌三个星期,终于拍摄了《老牛倌》的照片。在青海,一个藏族老阿妈善良期待的眼神打动了他,为了让其同意拍照,邓伟跟了一天。拍摄名人所要的耐性更是超乎寻常,如为拍摄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历经了八年等待。除了时间上的考验,在异国他乡为理想所必须的忍辱负重也非常人可想象和承受。 

作家沈从文(1902-1988)
每一张面孔都值得珍藏
“城市记忆—北京人”展览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出了邓伟的85幅作品,既有航天员杨利伟、劳模李素丽等精英,也有在这个城市里劳作、生活的普通人。“媒体总是说我拍名人,过多地宣扬了这一面,我从一开始就没停止过对普通人的拍摄,只是没拍名人那么系统。”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一张《旁若无人》的相片引发了不少的议论,一个妇女站着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座位的年轻人都往窗外望。其拍摄者就是邓伟。
在希腊,有记者问,你拍过那么多的名人,你对普通人是否是粗糙地对待的?“我对拍摄普通人也很认真对待。并且,我从不愿把名人形容成高山,我们无须仰视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些为人类做出了贡献的普通人。”邓伟如此回应。2004年,邓伟在中国美术馆布展时,有意把画框挂得比较低,接近于眼睛平视的位置。他说,这样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以平视的方式和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些名人,感受体验人类共有的情感与精神。

北京人系列
“北京人”的创作,是邓伟首次集中系统地拍摄普通人。“首先要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感谢这些为北京作贡献的人们。”他不要政府接待,自己找老百姓拍摄,与煤矿工人蹲在一起聊天,说笑话。为拍卖馒头的,他在门口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拍过照的每个人的名字。
他拍了一个修自行车的人,最初人家不愿意,说我就是一个“趴马路”的人,处于社会最底层,我知道你是拍名人的,拍我有什么用呢?邓伟平和地站在旁边,观察,交谈。发觉要修车的人过来,他都拿起凳子让他们坐。后来他对邓伟说你在大学当老师,我有一个女儿要考大学,想你帮忙指点一下。有了共同话题,拍摄就顺理成章了。“拍摄原来如此不容易!”这是修理工最后留给邓伟的话。

希腊女孩
前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邓伟到希腊拍摄。一个活动上,上百个孩子挥舞着希腊国旗,喊着“中国、希腊友好,世界和平”。大家分发福娃吉祥物给孩子时,无意中遗落了一个墙角的女孩。她拉了一下邓伟的衣角说:你能也给我一个吗?邓伟将自己的小吉祥物给了她,她看了很久那个福娃,然后就往天上看,“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邓伟抓拍了,希腊摄影家协会主席跟他说女孩的母亲就是希腊的摄影家。今年7月,邓伟前往希腊领“索菲”奖,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说想见这个希腊女孩。女孩的母亲专程采访和拍摄了邓伟,他一下子变成了被拍摄的人,这再次让他感受到了摄影的神奇之处。
拍摄普通人有不少让邓伟感动的时刻,并让他学到了“不少人生的东西”。那位他20年前下乡结识的老牛倌,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很满足,因为所有想要的东西村里小卖部都能买到;巴基斯坦一间简陋的修车铺子里,两个年轻的小学徒,生活艰难,但工作勤勉,被镜头凝固的还略带稚气的脸上,是纯净平和的目光;
而刚结束的“北京人”拍摄,煤矿工人齐利伟,一再说“感激生命”,那是2006年6月的一天,他正在井下检修,突然遇到了煤塌,是师傅一把将他推开,救了他。“先做人,再做事,后挣钱。”齐利伟在邓伟面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普通人系列
问及现在心态和年轻时有何不同,邓伟坦言看到好的东西,还是特别的激动,达到忘我的程度。2009年在汤加,农民在地里干活,车已过去老远了,他叫司机停车,跑回,站在田地里拍,鞋上粘满了泥。首相府司机接待过很多贵宾,他很惊讶邓伟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与一个政客的区别,我看待生活的眼光是没尺子的。”这恰印证了张艺谋的评价:“痴迷”。“一个人如果到了痴迷的程度,像孔子说的凝于神,他就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邓伟的进一步诠释。
“如果一个人不热爱生活和普通人,他不可能拍摄出美的作品”,邓伟很少用影像表现普通人落后愁苦的一面。他年轻时拍过夏天捡垃圾的人,但拍出来后觉得这些东西是消极的,“当我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时,拍他们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当然,批评不算错,但必须有好的动机。”
他拒绝过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拍摄邀请,因为那些人让他感觉不好。他曾经去一个工地去拍摄,发现一个工人的衣服是干净的,刻意换的,他没拍就走了。

工作照
“您是不是专门挑一些看上去善良和美好的人来拍?”
“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我是一个讲究完整、细致、认真的人。首先进入我镜头的人是感动我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是美和值得信赖的,他们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我在摄影中收获了感动和美好,我希望继续用摄影感动世界。或许,并不是每个瞬间都有记录的价值,但打动过我的每一张面孔都值得永远珍藏。”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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