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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19世纪的摄影,塑造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2018-12-4 09:04|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290| 评论: 0|来自: 新京报

摘要: 在当下这个美图时代,“有图有真相”早已成为往事。当我们面对一幅影像时,我们知道影像和影像所展示的,二者并非简单的映照关系。那么,19世纪的照片又如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将19世纪的照片中的中国视为真实的记录? ...

在当下这个美图时代,“有图有真相”早已成为往事。当我们面对一幅影像时,我们知道影像和影像所展示的,二者并非简单的映照关系。那么,19世纪的照片又如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将19世纪的照片中的中国视为真实的记录?当有学者谈及威廉·桑德斯的《织工》,说它“显示的是家庭中的织工的工具和工作样式”,而他的《卖掸子》、《精巧的装置》以及莫拉什的《卖玩具的商贩》是“当时中国小商贩的生动写照”并进而赞叹摄影的客观和科学时,他可能将问题想像得过于简单了。

要理解现存的关于中国的19世纪的照片,不仅需要了解当时的照相技术,还要了解拍摄者的身份、拍摄的动机、照片面向的群体等有关照片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一系列问题。以拍摄于1865年左右的《织工》为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普罗格指出,因为使用湿版火棉胶摄影法,在最佳的光线条件下,曝光时间也需要十几秒,而在室内电灯尚未普及的时代,为确保较好的光照条件,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是在室外临时搭建的影棚中拍摄的;而照片中人是否为织工本人,也并非没有疑问。

《织工》,威廉·桑德斯,洛文希尔收藏

要理解现存的关于中国的19世纪的照片,不仅需要了解当时的照相技术,还要了解拍摄者的身份、拍摄的动机、照片面向的群体等有关照片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一系列问题。以拍摄于1865年左右的《织工》为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普罗格指出,因为使用湿版火棉胶摄影法,在最佳的光线条件下,曝光时间也需要十几秒,而在室内电灯尚未普及的时代,为确保较好的光照条件,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是在室外临时搭建的影棚中拍摄的;而照片中人是否为织工本人,也并非没有疑问。

 

11月27日,“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了来自洛文希尔收藏的一万五千余张有关中国的早期摄影中的120幅照片。同日,在博物馆四层学术报告厅举行的“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多位学者,与洛文希尔收藏创始人史蒂文·洛文希尔和本次展览策展人菲利普·普罗格一起,围绕中国早期摄影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中国早期摄影的收藏及研究现状

当天与会的中国学者中,对于中国早期摄影史最为了解的,可能是摄影史学人、前中国特稿社

(新华社)

图片总监曾璜。据他介绍,摄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842年,现存的第一张拍摄中国的照片,是1844年法国人埃及尔所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李鸿章》,梁时泰,洛文希尔收藏

目前国内的国家文博机构,基本没有19世纪原版照片的收藏。而私人或机构收藏的中国早期摄影,重要的有五套:一是正在清华展出的洛文希尔收藏,二是泰瑞·贝内特的收藏,前几年被香港的梦周基金会高价收购,现委托香港历史博物馆保管,第三套是艾玛的收藏,几个月前被湖南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高价收藏了,第四套是IDG薛蛮子的收藏,第五套是曾璜本人参与的由华辰影像为主的私募基金的收藏。

 

在这五套收藏中,洛文希尔的收藏规模最大;而目前清华的这个展览,也是国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19世纪原版照片的展出。

《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托马斯·查尔德,洛文希尔收藏

曾璜介绍说,有关中国早期摄影,可以分几个阶段进行研究。1842年至1879年这个阶段,有英国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做过很多研究,出版了三大本《中国摄影史》,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宁波的小径》,传为华生少校所摄,洛文希尔收藏

1894年至1911年是另一个阶段。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开始了对中国的影像采集,只要着力研究日本人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拍摄的照片,就可以了解这一阶段的中国摄影史的主流;其他国家的来华摄影师是补充。

 

1880年至1911年这个阶段,在照片拍摄者的身份认定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为此时摄影技术从湿版发展到干版,照相机和胶片都已工业化生产,摄影师多了起来,除了部分知名摄影家的作品,很多照片都不知道出自哪一位摄影家之手。而对摄影家的认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不知道拍摄者的照片,研究只能局限在画面,如果知道了摄影家是谁,才可能进入现当代影像的研究,比如对东方主义或后殖民的研究。

《广州天平街》,雅真照相馆,洛文希尔收藏

以国别来看,对于从晚晴到民国的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要重视在华日本人的摄影。因为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于中国的影像资料掌握最丰富。而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三个国家对中国早期摄影史来说也非常重要,法国在南部,俄国在北部,德国在东部,都拍摄了大量的影像,因为语言障碍,国内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从地域上来看,对中西部摄影史的研究,在中国基本上是空白,对沿海地区的研究比较多。

 

而对来华职业摄影家和在华教会的摄影活动和相关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对摄影史个案的研究,以及对摄影出版物个案的研究,都尚属空白。

 

谈到研究摄影史的意义,曾璜表示,研究好摄影史,将会丰富和改写中国的影像史,不仅如此,中国视觉文化发展史、视觉艺术史、中国美术史、中外传播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会改写。

谁在拍、拍了什么、有何影响

晚晴在华活动的摄影师,按国别可以分为西方、日本和中国本土三大类,现任《大众摄影》主编晋永权介绍说。西方摄影师主要是旅行者、随军摄影师、传教士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调查人员;日本摄影师则由随军摄影师、旅行者、记者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调查人员构成;中国本土摄影师以照相馆的照相师傅为主体。他们的摄影活动,呈现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自边地而内陆的发展过程,沿河流、通衢大道,直至深入中华腹地荒僻之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在他几年前的一个研究基础上,展示了1906年至1946年间,美国《国家地理》上出现的中国影像的特点。尽管在时间段上和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有异,但也不失为有趣。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刊登的中国水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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