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的技术》

《观察者的技术》

一

　　翻译的工作，不仅使跨文化之沟通成为可能，更丰富自身语言内部的肌理和褶皱，可以为所属的文化带来新鲜的血液和养分。在汉唐之际的佛学东传，译经盛况空前，中国古代思想为之一变。移译西学，更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不可或缺的学术路径之一。在1882年8月，一个特殊的机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创立，其宗旨在于培养精通外文、翻译兼及外交的人才。这个机构的诞生，折射出通过学习与熟谙外国语言文字进而通达外国文化、思想的历史必要性，更加推动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热”的历史语境中，亦是各个领域的大量书籍翻译为新启蒙的思想运动推波助澜。但纵观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中-西•古-今”相对立的范式演化了不同形式的思想的权力部署，也引出了中西古今相竞比、相超克的种种趋势。

　　我们不可忽视，在西学引进中的取舍方式、在西学嫁接移植中的采用方式也与中国历史本身所累积的文化机制相脉联。文化与思想的“相异性”，透过翻译的棱镜传递到汉语的语境，与汉语的思想发生碰撞与相会，亦不免经历变形与转化，这也是在传统在现代性挑战下式微、分裂，也同时进入不均等的“文化混血”的过程。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面临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与转化方面开辟新的道路，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跨文化的主体性?在全球的视野里，这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促进东西文化之间真正的沟通、交汇与对话，是我们在研究与思考方面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即便译介丰富，但我们离真正对等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距离也尚且遥远。然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着对新的“轴心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不应拒弃他者文化，相反，我们还需要更广阔、更细致地展开东西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自身文化的独特身份，也需要在跨文化的棱镜里重建经典的意识，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轻与重”文丛应时而生。它试图为当代提供一些域外的思想文化资源，但召唤在本土发生更深层的文化间互动影响下的创造性思考。我们期待，这些资源有助于让读者从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多样而复杂的关系，并为应对变幻莫测的当代情势提供可借鉴的多重智慧。

二

　　自2011-2012年间的筹备到创立之初，我与德文书的主编何乏笔[Fabian Heubel]研究员联合写下“主编的话”。两个学者的身份的共同点就在于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者”，在近年来的学术合作中，正尝试致力于推进跨文化对话的研究与思考，从“渡船人”日渐走向新的思想形态的“创造者”。创造新的思想，需要从进一步深入阅读与平衡重审跨文化对话的可能出发。轻与重文丛的出版计划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大力支持，从2012年7月正式推出第1种《脆弱的幸福》([法]托多罗夫著，孙伟红译)，在2017年6月出版第50种《十八世纪的自由》([法]索莱尔斯著，唐珍、郭海婷译)之际，轻与重丛书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三场涉及七本书的读书会，共约三十位学者与文化界人士参加了讨论。此后，读书会的成果将陆续在《画刊》杂志以“轻与重”读书专栏的形式刊登，以飨读者。

　　在创立初期，“轻与重”文丛首先尝试引入一些现当代尤其是二战之后尚未充分进入汉语学界视野的欧洲作者的著作。其中也有一些作者的名字早为国人所知，但仍处在初步了解的阶段。我们恰恰不想停留在名字的标签上，而试图挖掘在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在所谓主流的、主导性的思想标签之外，经过时间的洗练而浮现出的一些多样化的书写，或许也给出未来重构其思想的完整“面孔”的线索，更期待可以促进汉语的思想界伴随这些不同的线索潜入问题的场域与之对话和并行思考的可能性。比如，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早在八、九十年代就作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而被翻译、引介。然而，托多罗夫在走出结构主义阶段而体现出的伦理转向，这种转向往往以纤细的方式呈现在思想随笔里，却不被国内学界所关注。托多罗夫以随笔的形式展现出他对于思想史(《启蒙的精神》)、艺术史(《日常生活的颂歌》、《个体的颂歌》)、文学史甚至是跨越学科边界、疆域限制的大小问题兼俱的探讨与思考(《濒危的文学》)。这些思考极其精彩，职是之故，我们决定收入文丛，为读者呈现这位思想家更为完整的学术风貌。随后，“轻与重”文丛也逐渐引入一些不为国人所熟悉的作者，与那些在汉语界已闻名的作者相并行。这套丛书关注的重点在于呈现用“思想随笔”的形式探讨问题的线索，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过程里，逐渐形成问题的互映、对照的某些内在的问题线索的“网络”。

　　在问题意识的方面，“轻与重”文丛也很注重引介从不同面向和视角出发讨论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出自不同作者之手，思想路径也并不相同，却正好成为彼此的参照，让读者对同一重大问题有更深切的理解。例如，我们引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爱”的问题的一些著作，其中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亦可译为“爱之颂歌”]里讨论的爱与共同体的问题，保罗•利科的《爱与正义》则是探析如何解决爱与公正之冲突的问题，而《当爱冲昏头》解析的是关于欲望、出轨与节制等问题，《欲望的晕眩》则是把触角探入到电影叙事里的情爱与欲望的书写，并与丛书中的另一本《欲望的几何学》形成内在的理论上的互文性对应。

　　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当代思想随笔的书写里体现出与经典著作的互文性与对话的维度，比如在细致入微的文化考古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诠释思想史(《探求自由的古希腊人》、《古罗马的性与权力》、《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等)、现代经典(《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普鲁斯特的空间》、《与蒙田共度一个夏天》等)。不论是对西方文明古典回溯式的追问与发掘，还是对塑造现代西方社会的经典的重读，都应为有志于深入领悟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国内读者了解，也期待促进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

　　在学科间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为了增进跨文科的理解，需要在阅读中跨越边界，破除藩篱。在这个方面，欧洲不少学者做出很好的示范，已然留下众多的佳作。我们注重打破学科固化壁垒、跨界的阅读方式，因此对类似的著作就更为关注，比如引入了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史家、社会学家各自用跨领域的视角探讨艺术问题的著作（《重返风景》、《艺术家的责任》、《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其中一些书（比如《图像的生与死》、《观察者的技术》）也从视觉艺术理论的具体问题的角度透射出广义的文化史、思想史、知识型的演变。一些多样化的、乃至于有可能构成张力的视角与立场，可以促使学问走出专业封闭与隔绝的“小天地”，并以多维度的考察样态通向实践的世界，引领我们超越表面化的、固化的、肤浅的、套话般的社会认知与阅读模式。

　　此外，轻与重文丛也关注一些在超越中西古今截然对立的预设基础上探讨生活方式、修身实践的著作，或许这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从由于各种外物的诱惑而填塞得过于紧密、或过于涣散的当代生存境域里解放出自身的生产力与创造性(比如《别忘记生活》、《什么是影响》)。在纷扰的世界，面对现代性的压榨，实现我们自身生命的安定与绽放成为个体的希求与当务之急，这些著作也许能提供可贵的启示。

三

　　当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已经渗透到当下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胞，而且一再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重建经典何以成为可能?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无论在欧洲或亚洲，古典文化及其相关的经典陷入了致命的危机。在此情境之下，对经典的诠释和重建能停滞在“自己文化”的范围内吗?如果只关注“自己”的经典、无法充分考虑“他者”的经典，必然陷入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他者的困境。跨文化的交流与深层次的沟通还有待推进，如果停滞在任何文化民族主义框架的思考，则不能给世界带来出路。

　　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文化的命运，无法以固守在自身内部的方式来保证，必须主动地跨越界限，去面对不断到来的他者，必须去聆听他者的语调和异乎于己的思想的声音。这既是扩大视野的需要，也是为了延展自身：以他者为参照，融汇他者陌异的眼光，而更深入地进入自身文化内部，在传统中翻新;借助异国文化的翻译，为自身文化的更迭延续，注入新血液。翻译从来不会停留在外部，注定是两种文化语言的融合与历险，而且必然是深入语言的肌理和血肉的行为。即便在一种文化的内部，也需要进行重新“翻译”-作为深入阅读与诠释的行为，翻译的作品也在重新创造中逐渐化为我们现代性之多元传统的一部份。经典的文本从来不会自动地敞开，经典的思想也不应是僵死的化石，而必须是基于当代视野和际遇的重构和延展，需要在翻译与诠释中不断地激活。

　　“轻与重”文丛力图与中国的读者分享欧洲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种种方式，同时也必须反思经典的跨文化处境，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进而与西方的经典重建产生呼应做好一种更坚实的理论准备。

四

　　在充满活力的跨文化动态视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然遇到了下面的问题：从借鉴他者、比较到对话，这意味着一种态度的改变，在求自强的阶段，中国需要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方法，以促进自身的发展，随后，又需要在推崇中西比较的新启蒙思潮中以西方为参照重新寻找文化身份，而比较彰显的总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对比。当全球化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与世界共同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困境：消费时代带来的扁平化与传统特色的消亡，工业与经济的突飞猛进强化了环境的危机与日常生活诗意化的缺失，科学与技术的激进发展带来了日益加重的威胁到生命健康的伦理问题，价值判断的标准体系在“现代性”的拓展中四分五裂，民族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如今时而烽烟再起……因而，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话如何不失于空泛和浮浅，如何切实地带来新的启发，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潜入异国文化与文本的深度空间，追随一些目光不停留在当代文明的表象而重新潜入思想的谱系脉络中提问、寻索，不是寻觅拯救的出路或者理想的火种，也不是寻找一种标准、规范和参照，而是在承认与包容有限性的基础上分享一种劳作的经验，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种批评的视角，去唤醒和释放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不是纯粹地“以古为镜”，而是让传统转化为具有再生的创造性力量的精神资源，从而与当下的问题意识与关怀互相照应，引发互动共生的跨文化对话的境域，突破“中西之争”背后隐蔽的“古今之争”的对立范式。

　　在全球化进程齿轮的快速咬合中，科技之重，已然让我们的卑微生命陷入无力承受价值之重;而价值之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法忍受科技之重。技术理性之重与价值之轻，让当代人的有限性一览无遗。当代人想拯救，无力;欲逍遥，无从。然而……所幸，依然还有“然而”之后的提问。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引用巴门尼德的格言并引申写道：“轻者为正，重者为负……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而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在非二元对立的范式中重新审视深植在不同文化传统与现实内部的无可忽视的悖论性?在面临当下生态、能源、文明新危机之际，能否借由古典文化的遗产与现代的经典，思索如何在自然与文明、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理性与直觉、内在与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重构一种悖论结合的新型平衡，实现“不可调解的调解”，如何在轻与重之间重新找回实践的智慧?在思想的碎片之中，是否还有可能重建文教的脉络?又如何让各自不同的文语言、文化进入新的交流，为人类的“共同生活”提供知识、思辨与感触的融合之境?

　　“轻与重”文丛所主要关注的“思想随笔”，对应法文词“Essai”，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旨在尝试，另一方面重在“平衡”。正如日内瓦瓦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所界定的：“L’essai 至少是指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又指冲天而起展翅飞翔的一长串语词”(参见郭宏安著，《日内瓦学派》)。我们选择灵感取自一枚奥古斯特古币图案的图标来与这种理念对应，以螃蟹的缓慢与沉稳承载蝴蝶的轻盈与超越。在跨文化对话的实践中，我们深感考证与诠释相结合的必要性，这种书写方式强调严谨考据与自由诠释相结合，一方面不把思想的传统缩化为僵死的、失去活力的蝴蝶标本;另一方面，在寻找促成思想转化犹如蝴蝶翩翩起舞的“化境”的自由诠释中，又需要以严谨、细致的耕耘为根基，用耐心的思想劳作为“自由的不耐心”赋形。换言之，“平衡”的历练，需要向高远处致思，在具体处劳作。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随笔，这种书写文体，不同于汉语传统意义上的随笔、散文、小品，可以轻盈简洁，但也可以厚重深邃，重点不在篇幅，而在于要求既有研究与考察文化文本的深耕的能力，又不拘泥于固有的形式与答案。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书写风格的问题，同时也传到出生活方式的风格：勇于尝试、历练平衡，也必然关涉到一种谨慎面对悖论问题而敢于进行创新性劳作和思想实践的态度。

　　在“轻与重”丛书的策划理念里，正蕴涵着这种相容不悖的思想风格，力图重新发现和召唤超越对立的新型平衡的思考，然而，要从人类精神资源的地面上徐徐地重新开始，用不乏冷静、严谨的方式首先做思想传统的一个“耕耘者”。经过二十世纪的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等诸位思想大师的革新，思想随笔成为传达真理的一种风格的结晶，承继着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的“思想”的传统，相异于纯粹概念性的、分析性的语言形式，成为与思想活力相融合的一种知性的实践，一种思想的姿态，也是承载着思索的个体性、主体性与节奏，成为在时间中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更充分地体会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对“随笔”的颂歌：“最好的哲学是在随笔的形式下得到表现的”。这种风格需要思想推进的速度，却又不能太快，要不断地在作为文化记忆的语句中拷问、找寻证据，正如“轻与重”丛书图标的拉丁文的源起，“Festina Lente”，意味着行进方式的悖论：“慢慢地，快进”，徐徐地向前进。

　　通过 “轻与重”兼容并蓄的思想随笔的方式，我们可以伴随一些博学而有自觉意识的作者们去深入地探讨思想史中的大问题，也可以用纤细的笔触解剖社会文化史乃至人性日常生活的小问题，可以对于严肃、以及一些所谓约定俗成的不够严肃的问题采取同样的认真考究、深入思考并与之自由对话的方式。从而期待在不断重新返回经典的同时引入当代的视角，在尊重传统的同时重新生成创造性的阅读，归根结底的关键在于训练独立思考以及真正地带着探究、反省去阅读的“习练”。借用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 1922-2010 )的观点来讲，可谓在建立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里，让文本在我们身上引发“内在的转化”，个体才有可能走出“小我”视角的局限，在作为习练实践的阅读中“重新诞生”，期待在与他者的思想的多重相遇中，成就不盲从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有创造性的主体，并期待逐步会产生分享一些问题的跨界阅读的“共通体”。

　　在“轻与重”文丛中的文本，蕴含着巨大乃至沉重的价值抉择和判断却不陷入教条式的书写，又有在看似闲适的笔调里娓娓道来的书写形式，亦有的书以看似轻盈的笔触，去关注一些切近生命存在的命题。在轻与重之间，融趣味与思想为一炉，期待多元文化与思想资源的融合共生，在学术工业生产制造的时代，亦愿为创造性的思想工作保留难能可贵的一片“余地”。既用贴近的目光，又带着批评的距离，考察内部肌理错综复杂的问题场，探索包容悖论与多样性的真实，这也是针对我们自身局限的劳作，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如同“一个耐心的劳作者为自由的不耐心赋予形式” (福柯著《言论与写作集》第三卷)。这种思考的风格关注的不是一种思潮、一套理论的体系、一种学说的确立，而相反，注重打破刻板、僵化的教条式思维，面向现象、问题、形态、风格，挖掘内在的深刻脉络、丰富性与复杂性，与其说打破学科的边界，不如说穿越，带着音乐般的效果与动力，打开对话的空间。体现自由的创造、耕耘的劳作精神的思想对话录，也进入这套丛书的视野。“轻与重”文丛力图引入一种新的书写范式，亦意味着引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最终通过鼓励敞开的、立体而趋向平衡、共生的阅读与思考，以跨文化的思想实践来充实自身文化的智慧，在当代全球化的视野里，拓展我们的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谨以这套“轻与重”丛书献给所有热爱探究与思索、提问与对话、真理与艺术的人们。最后，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女士、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支持。也感谢六点工作室的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感谢所有的译者朋友。有了大家的热诚推动与激励、协助，“轻与重”丛书才孵化、诞生、逐步成形，作为一个青春的生命(至2017年6月出版50种)，还需要关爱与扶持、指正，才可能如“轻与重”的丛书名字所喻示，在沉稳的根基之上，承载思想飞升与轻盈转化的可能性。

丛书主编：姜丹丹

2017年7月9日

　　该文刊登于《画刊》杂志2017年7月号

　　“轻与重”丛书曾于2017年6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图像的生与死》、《观察者的技术》、《福柯看电影》、《欲望的晕眩——通过电影理解欲望》四本书的读书会。

　　《观察者的技术》([美]乔纳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译，姜丹丹、何乏笔主编)一书目前获得第十二届亚洲艺术协会AC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出版物”提名奖。

　　作者简介：姜丹丹，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别研究员，博士导师。兼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国外通信研究员、科研项目主任。《轻与重》文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第一主编。2015年7月荣获法国教育部学术教育棕榈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