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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诈捐门”差点把蒋介石耍了,背后主谋很可能是他

2018-12-11 09:37|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369| 评论: 0|来自: 冰川思想库

摘要: 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图/网络)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冰川思享号特约撰 ...

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图/网络)

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哲之

1932年10月,在当时的首都南京,爆出一则颇具“黑色幽默”的新闻。这就是被称作“民国第一闹剧”的梁作友诈捐事件。

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作友的山东人声称要给国家捐款三千万。他从乡下老家到县城、再到省城济南、又到南京,和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谈笑风生”,其中包括韩复榘、陈果夫、宋子文、张静江、陈公博等一干“有头有脸”的人物。最后,他更是在武汉直接面见了蒋介石本人。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一次就要捐出三千万的神秘富豪身上竟然连三块钱都没有,是个骗子。

网传“诈捐门事件”的主角——梁作友(图/网络)

“民国第一闹剧”基本事实清楚,但至今仍有重重谜团没有解开。梁作友,这个身体残疾、长相猥琐的山东老农,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接连骗翻诸多见识、学识都远在他之上的大人物,最终差点骗倒蒋介石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多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精都会相信他真的有三千万,进而好吃好住地招待他,并安排他去见蒋介石?反观梁作友本人,在此事件中并没有“诈骗”钱财,只能算是“诈捐”,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么干,图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近日在一位民国报人的回忆录中读到此事后,颇感兴趣,并进行了一番探究。结果发现:其实梁作友只是个站在台前的“演员”,“诈捐”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另有其人……

长相猥琐的老农为何能骗倒众多高官大员?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年轻时做过记者,他曾说:“民国闹剧可谓多矣,若论第一闹剧,当属梁氏诈捐。”

笔者近日在阅读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陶菊隐晚年所著的回忆录《记者生活三十年》时,看到了这个“梁氏诈捐”的故事。但在书中,却没有找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记者生活30年》(图/网络)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梁作友除了接受政府安排的食宿以外、只是向宾馆前台借过几十元钱(有说几百元),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其他要求。——梁作友“诈捐”,到底图的是什么?陶菊隐也弄不明白。

陶菊隐又说:“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这也许可以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回答,当时国民党当权派都是些“拜金狂者”,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解释这场“闹剧”,未免太过简单,且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难有说服力。

毋庸置疑,梁作友是个骗子。提到骗子这个词,我们一般都会首先联想到漂亮的脸蛋、光鲜的衣着。可是梁作友身高不到1.5米,而且还是个“罗锅”(驼背),腿部也有残疾,走路都不利索。初到南京时,他“穿布短褂,青布裤,白布袜,青布鞋”——这形象怎么看也不像是千万富翁。

梁作友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口才不错,对自己的巨额财产来源,他自然也有一番说法。如说,祖上坐过大官,传下“原始积累”,爷爷这辈闯关东、在俄罗斯做生意发了财,财产传到他手上时又因他个人善于经营,钱滚钱、利生利,就有了六七千万,所以打算捐一半给国家”。

但是,如果说南京方面的高官因“山高皇帝远”,而不了解梁作友的真实家庭情况的话。那么,眼皮子底下有这样一个大富豪,家乡的“父母官”还能不知道?这些山东县里、省里的官员为何也会相信梁作友真的有钱,还把他送到南京去呢?

一个巧合:关于张宗昌遗失财宝的传说

在一些关于“梁氏诈捐”的文章中都曾提到过一个大同小异的背景资料——1929年,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第三次入鲁与军阀刘珍年混战一场,由龙口经海路败逃,沿途丢下不少辎重、财物。据说有一张存在日本银行的军费支票这时丢失。

梁作友就是山东龙口人。当他要捐款的风声传出来后,当时就有人猜测,一定是他捡到了这张支票。当然,梁作友本人始终都没有说过自己捡到了张宗昌的支票。不过,他越是不说、越是沉默,外人就越加相信就是他捡到了。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自称有“三多”——兵多、钱多、女人多。单说这“钱多”:当时的军阀普遍横征暴敛,不过多数人还不至于鱼肉自己家乡的百姓。而张宗昌则不然,他是山东人,在山东敛财却达到六亲不认的程度。所以,他在败军之际丢失巨款的说法,有很多人都相信。这其中,也包括在南京的大员们。

张宗昌(图/网络)

这笔传说中的“张宗昌遗失巨款”是当时人们对梁作友捐款来源的唯一合理解释。一来,“三多将军”钱多,和“三千万”的捐款数额可以匹配上;二来,如果支票真的是被梁作友捡到的话,显然他是不能以个人名义从日本银行里把钱取出来的——只能捐给国家,由政府出面去取钱。让党国吃肉,他才能喝汤。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以印证:张忠昌的“巨款”是梁作友行骗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网文说,近年有学者找到了梁作友的侄子、86岁的梁文盛老人。据梁文盛说,梁作友在龙口的客栈里做过帐房先生,正赶上张宗昌兵败,从龙口坐船逃跑,而张宗昌的马弁不知道为什么掉队了,来到梁作友所在的客栈躲避追兵,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裹让梁作有保管,里面留下了一些纸币和外国银行的存折,总金额大约是3000万元。梁作友想捐献给国家的就是这钱,曾经当着面把这些钱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发现这些钱是张宗昌发行的货币,早已经不能使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场闹剧的另一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刚好急等着钱用。

“梁氏诈捐”发生在1932年10月前后,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九一八”与“一二八”,南京国民政府一面要应对日本人的侵略,一面又要错误地继续武力围剿红军。梁作友见到蒋介石时,蒋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在汉口主持“剿匪”。众所周知,打仗就是“烧钱”。南京国民政府内外两面作战,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这时候,恰巧来了个自己送上门的“梁财神”,能不相信吗?

梁作友如何当面“忽悠”蒋介石?

梁作友最终确实是被蒋介石接见了的,时间就在1932年的10月18日。但他见了蒋介石之后,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则显得扑朔迷离。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说:梁说这三千万元的捐款并不是他个人掏腰包的,而是他有一个办法可以筹到三千万捐款。这个办法就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四亿人,每人准备一个储蓄罐,每人每年只往罐里存一角钱作为爱国捐款,这样只需要一年不到的时间,国家就有三千多万捐款到手。这难道不是简单易行的筹款妙计吗?!

另种说法是:梁面见蒋介石后慷慨陈词,首先发表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国大论,接着又说全国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带头捐款,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神秘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本子递给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地富商、高官的名单和应捐款数,压轴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蒋本人,其名下应捐款的数额就是三千万!梁作友的意思是,三千万的捐款是由蒋介石出钱,他来“顶名”,因为如果蒋以自己的身份捐钱,老百姓难免会想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为委座“顶”这个名,是为领袖分忧解难。

众所周知,蒋公极好面子,为此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此“诈捐”事件之后的一两年里,他就接连“做掉”了杨信佛和史量才两位社会知名人士。“做掉”梁作友这个“小角色”、“小把戏”,不夸张地说,简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毕竟梁作友撒下弥天大谎在先,在法律上也说得过去。

不过最终,蒋介石同样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没有惩办梁作友,而是叫人给了他20块钱路费打发他回家,并对外发布消息称“姑念乡愚,不予深究,着即驱逐出境”。因此,梁作友没死纯属侥幸。

是激蒋抗日的“义士”还是脑子不好使的“笨蛋”?

那么问题来了,梁作友为什么非要去忽悠蒋介石本人呢?他再“土”、再“疯”也不会不知道“忽悠”全国最高领袖会有生命危险吧!

有人说,梁作友是一位爱国的“义士”,他的目的是“激”蒋积极抗日。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素有反蒋热情的陶行知听说此事就为梁击节叫好,还写了一篇传记,翔实记述了梁作友的生平,打算交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只不过后来文稿被查禁了。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宣传需要而“拔高”了梁作友。一来,梁作友虽有一定口才,但文化、见识水平都不高,并不是有什么政治热情的人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终其一生,除了这件“诈捐”事件,并无其他类似举动;

二来,当年梁作友到南京诈捐并不是“悄悄地进村”,他是自县城而省城,由山东省政府派人护送进京的。在山东时,就有《申报》、《新闻报》等各路记者跟着采访报道。到南京后,更是每天都有记者在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围追堵截。但从陶菊隐等记者的报道和文章中并没有看出梁作友身上的“义士”色彩,媒体对他的观察普遍是“财神”或“奇人”。

申报(图/网络)

那么,梁作友会不会真实只是一个“乡愚”,得了张宗昌的支票或者不知已作废的巨款,“很傻很天真”地去南京捐款呢?笔者以为,也不是。他的言谈举止像是个笨蛋吗?至于张宗昌发行的钞票是否作废,更是个伪问题。因为“得钱”和“捐款”之间已间隔了两三年。

在当时,即有媒体提出疑问:如说梁作友的捐款用于抗日,山东各地都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处;用于赈灾,他的老家县城就有赈灾机关;用于实业建设,交县里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奔赴南京?

梁作友只是个“演员”,闹剧的导演是韩复榘

陶菊隐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中说:南京财政部长徐堪事后告诉其友人,这是韩复榘对蒋介石实施的一种报复手段。韩一面扣留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国税,一面又向中央催索军饷。财政部愤然回复韩说: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于是韩复榘就“扎了一个毛人”冒充财神爷,送到中央去,使南京政府大丢其脸。

不过,陶菊隐虽然在书中提到了这个说法,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是政府的“遮羞之论”。

笔者不认同陶菊隐的看法,反而觉得徐堪的话恰恰道出了实情。

笔者注意到:最先将“梁作友要捐三千万”一事上报中央的,正是韩复榘。而且,在梁作友“骗子”的身份被公之于众之后,韩复榘还接见过他。这一点陶菊隐在文章中也提到了:1933年4月3日,韩在济南省政府又接见了梁作友,梁又炮制一个“十年节约救国计划”,具体办法是全国每人每月储铜元一枚,隔两年交款汇总;另设一个“救国银行”可利用此款发行救国公债20万元。韩对此表示赞赏,并设宴合影。

蒋介石与韩复榘(图/网络)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韩复榘对梁作友的态度十分反常。官场上的人,面对梁作友这种有“前科劣迹”的人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韩为何要一再接见他,还为之“设宴”、与其“合影”呢?

笔者认为韩复榘这么做是故意的,其目的就是继续“恶心”蒋介石。

历史资料显示:韩复榘本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1929年,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以山东省主席和每月60万元军费为“诱饵”招他,韩遂脱冯投蒋。其后,韩复榘对当时占领山东的阎锡山进行“闪电战”,将晋军赶出山东,自己则当了“山东王”。

但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如约给他每月60万元的军费。面对赖账的蒋介石,韩复榘借口地方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蒋介石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过之后韩复榘还是不依不饶,几次跑到南京去找蒋介石要钱,蒋却避而不见。之后韩就和蒋彻底撕破了脸皮,全省税收不交中央一分。山东从此实际处于脱离中央的“半独立”状态。

“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想必正是这句暗含讥讽的话激怒了韩复榘,于是他就派了梁作友这个假财神去南京,“帮助”中央“点石成金”,并且还一“点”再“点”。纵观韩的一生,这倒也十分符合他为人处世的风格。

1942年,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一部本书,叫《蓝衣社内幕》。此书的第13章节即是《韩复榘游戏政府中的角色梁作友》。蓝衣社,全名中华复兴社,1932年成立,它是“军统”的前身。“梁氏诈捐”事件发生后,虽然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蒋介石岂是傻瓜?蓝衣社应该对此进行过暗中调查,并得出了“韩复榘借梁作友游戏政府”的结论。

《蓝衣社内幕》(图/网络)

“演员”梁作友据说活了45岁,因病而死;而“导演”韩复榘则没这么走运了。1938年1月,蒋介石派人将其诱捕,乱枪打死,据说死状非常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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