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界的另一次有趣的讨论是有关“自恋”的，即黄一璜的文章《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与其说这是篇理论性文章，还不如说是“摄影界目睹之怪现状”式的大写实、大暴光。而它的批评力度也正在于此。它之所以看上去有一种“理论感”，更多的是由于对“自恋”这一心理学用语的一种隐喻式修辞运用。所以，文章的基本语义对立仍是有病/健康，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疗救”、“药方”等……这些都未超出人们所熟知的表述方式，而且文章也大多说的是些社会学内容，并没有真的涉及多少心理学层面，故而这次不再像刘树勇的《权力……》那样，存在阅读上的“语言障碍”，参加讨论的人们似乎是都看懂了。 “自恋”是病态心理学用语，典出希腊神话：美男子奈煞西施（又译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他拒绝异性的爱，每日沉湎于临池自照，最终坠水而死。按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自恋”症的病因为：病患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心理挫伤（如“阉割恐惧”等），性心理被“固恋”在了“自恋阶段”，致使其成年后“力比多”冲动又“退行”到了早年（自恋期）的性经验中，因而性冲动投向了自身，而非异性。自恋症者有可能成为“易装癖”者甚或同性恋者。 说摄影界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思考方式。在这一隐喻式的修辞运用中，黄先生所言说的“自恋”，显然使用的是词语的“引申义”而非“本义”。然而，也正是这种颇具“理论感”的对“自恋”的隐喻式言说，造成了讨论中的歧义丛生。同时，也限制了探讨的进一步深化。因为，如果在某种准心理学层面，或曰更贴近“自恋”的本义来讨论“自恋”，那么自弗洛依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表明，艺术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恋倾向”是不足为怪的，这种“病”甚至可以被视为是艺术创造的某种动力（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上就曾宣读过题为《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的论文，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屈原的自恋型人格）。后期精神分析学家（如拉康等）进而认为，弗洛依德1914年以后，就把“自恋”与“力比多”概念置于一个更为连贯一致的语境里，在此语境中，心理能量即来自“自恋的情感”。——显然，精神分析理论并不支持黄先生有关“病”的说法。而在非心理学层面，或曰完全在“自恋”的引申义上讨论“自恋”，则“自恋”作为精神分析学的“语义代码”而又失去了与精神分析在理论上的联系，这就必然地导致了语义上的过于宽泛和含混。如果是在日常口语中，如此说说犹可，而在一个理论性文本中，这样地来分析“自恋”，就基本上是属于对“自恋”的误用，是有失严谨的。这样的讨论也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不过，虽然黄先生有关“自恋”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但他对摄影界某些现状的描述却是有价值的，表现出了难得的洞察能力和反省精神。那么，中国摄影界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病症”，又该如何分析呢？在黄先生所说的“角色自恋”、“作品自恋”以及“角色与作品双重自恋”的种种表现的深层，又有着怎样的潜意识心理机制呢？既然黄先生已将我们带进了有关精神分析的“语义代码”之中，那我就也用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来继续这一探讨。 雅克•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四个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意识、重复强迫、置换和本能。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你不能轻易相信那些“意识层”所表现的东西。例如，曾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夜里梦见自己与西特勒共进早餐。连他自己也大惑不解。其实，反法西斯只是他意识层中的一种理性意念，而在他的潜意识里，权力欲、自我提升的欲望等仍会以某种象征性的戏剧化场面显现于梦中。再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一向以一种夸张的男子气概著称于世。无论是他本人的酷爱斗牛、冒险，还是他作品中的那些硬汉故事，都为那些喜欢“寻找男子汉”的人，提供了一种典范。然而，海明威的研究者后来发现：海明威的男性能力不仅不象他自我吹嘘的那么“棒”，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阳痿患者。就连他晚年的自杀，也与他的性无能有着某些因果联系。他的夸张的男子气概、热衷冒险等，都不过是对他性无能的一种心理上的“过度补偿”。 人在心理上有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当人们看到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时，会闭上眼睛；当受到剧烈刺激时，甚至会昏厥；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会丧失记忆等……这些都是“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以避免受到更大伤害。再如，阿Q那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自我保护。用“我们家以前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貌似“自恋”的自大、自傲，来维系心理的平衡。所以，用“自恋”来言说中国摄影界的“病”，只是道及了摄影界某些似是而非的表征而已。我认为只有用“防御机制”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剖析黄先生所例举的那些摄影界现状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FS:PAGE] 哈罗德•布鲁姆曾道：“为了自己把苍白的谎言说得更多姿多彩一些，人们使用转义。同样，为了隔离关于来自内心的危险的令人不快的真理，人们相信幻觉或利用防御机制，这样，他们看见的就仅仅是弗洛依德的所谓本我的不完全的和歪曲的形象。转义和防御可能是同一个过程。……在弗洛依德那里，防御与其说是一个神话学概念，不如说就是本能，同样，它也决不是一个辨证的概念。没有人曾经向我们证明本能存在着，但是，痛苦提醒我们，若不是防御机制的整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着，我们的生活就一刻也不能继续。”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防御机制”，不能说“防御机制”是什么“病”或什么不正常的东西，但“防御机制”又确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升华”就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而“否认”则属于一种相对消极的防御。黄先生文中所例举的种种“自恋”现象，依我看来，在心理深层上，正是以对现实的“否认”来维系心理平衡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 所谓“角色自恋”，难道不是一种对“身份焦虑”的“补偿”吗？众所周知，中国摄影界里的专业/业余“情结”，简直就是中国摄影的“俄迪浦斯情结”——干脆就叫“恋专业仇业余情结”吧。专业人士、专业相机、专业镜头、专业技巧等，对于业余影友、业余相机、业余镜头、业余爱好等，无疑有着毋庸质疑的中心/边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业余摄影本应具有的优势，比如非职业化所带来的非功利性（并非出于为稻粱谋），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相对于职业摄影更显其高雅的情趣……质言之，未因职业化而被“异化”的东西，几乎都被遮蔽了。许多业余影友不仅失去了业余的非功利性，反而表现出了比专业摄影更强的急功近利性，变得更加功利化庸俗化。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都属于我称之为的“新民歌运动体”，大都是些政治口号的影象版。这其中，“摄而优则专业”的企盼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我常在一些影友的文章中看到类似的叙述：自己因在拍摄过程中被别人当成了记者而感到兴奋。——在这里，相机成了灰姑娘的“水晶鞋”，扮演了一个可以改变主人公身份的神奇的道具。此类“寓言”中，身份的焦虑是不言自明的。——业余摄影人的这种自我边缘化心态，其实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人”的心理潜影阴魂未散的某种表现。 而在摄影界的人员构成中，由“业余”而进入“专业”——“摄而优则专业”的情况不在少数。“恋专业仇业余情结”则驱动着无论是“科班”还是非“科班”的人们，以某种凸显专业（身份？形象？角色？）的姿态，来抵御焦虑，获取满足。“专业”，既提供给了他们籍以自我中心化的“权力”，又提供给了他们一个可供自我想象的“镜像”。因为他们的“专业身份”与其作品间有着一种“换喻”式的替代性关系，让他们能用某种“修成正果”之类的想象来聊以自慰，并籍此“否认”自己在摄影上的平庸（即所谓的“业余”）。 其实，所谓“作品自恋”、“角色与作品双重自恋”等诸多“自恋”，也都是上述心理过程的不同表现而已。中国的摄影，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落后状况，摄影界人士并非心中无数，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摄影身处“全球化”语境之中，在诸多有关东方／西方的叙述里，在“荷赛”、“接轨”、“同步”的压力下（只要看看李楠获奖后人们的反应就不难明了），若还能飘飘然地“自恋”，那才叫没心没肺！表面上的自恋、自大，其实正是内心自卑、焦虑的一种“过度补偿”，是“防御机制”的一种自我保护。就如人们不愿提及自己心中的隐痛，把某些忌讳视为彼此默认的禁忌一样。当人们处于同一语境，感受类似焦虑时，“否认”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便会得到某种“群体认同”，且彼此暗示，相互感染，变得过分发达，最终成为一种群体心理，就如面对洋枪洋炮赤膊上阵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一般。也正因如此，中国摄影界的某些“圈内”（或曰“中心”）才会对那些他们自己无从把握的全新的话语系统过于敏感，充满恐惧，如对刘树勇《权力……》的过激反应。而对某种自报“家丑”（如黄一璜先生的文章），更是视如犯“忌”，必欲乱棒加之而后快。[FS:PAGE] 这种对“现代”（并非纯粹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无从把握的失落感、无助感、恐惧感，又往往会通过一种“换喻”，“置换”为对最“现代”的摄影器材、数码科技的占有，以此来得到某种“替代性满足”。这就是“作品是自己的好，器材是别人的好”的深层心理过程。当然，器材问题还涉及收藏等其他方面，这里暂不细论。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器材（主要是数码科技产品）的占有，并非总是像持有一套数码相机炫耀于世人那样简单，还往往表现在一种对（科技）知识-权力-话语的占有上。以科技知识方面的一知半解来遮掩人文理论方面的缺失和无知。比如，那些关于“数码科技与摄影未来”之类的种种“宏大叙事”，便以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书写着未来的神话（我指的不是那些关于数码科技发展的技术介绍，而是以科技名义论述摄影理论的“论文”）。仿佛观念落后的中国摄影，一经搭上科技这班“直通车”，就可以跨越“现代”，直达未来。在这一乌托邦式的神话中，“科学”扮演着一位“新神”。人们也得到了某种救赎：影界同仁，皆大欢喜，你有我有全都有，披上科技新衣，老少爷们跨世纪！ 这种“镜像”式的群体自我想象，给摄影界带来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除幻”，当然也包括这种自我的幻象。黄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无疑是个良好的开始。不过，以有病/无病，以及疗救、药方之类古老的喻说方式来探讨问题（这种“转义”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防御），是否能触及问题的深层，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寡人有疾”到“五四”时的《药》，直至今天尚在谈及的“病”（比如前不久陈徒手先生就以《人有病天知否》来为自己的新书命名），历史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寓言，但这一寓言却并未能更多地使我们超越一种常识的层面。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理论批评是否该寻求新的“转义”，寻找新的寓言？ 其实，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已经颠覆了有病/无病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德里达甚至称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因为在弗洛依德的理论中，绝对的“心理健康”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常与病态，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如此一来，健康/病态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也就被“倒置”了。在此语境中，无论是批评摄影界“有病”、“自恋”，还是回护曰：无病、健康，实际上，他们都已被自己的话语所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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