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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民姿态到自由的言语

2007-10-26 10:46| 发布者:| 查看:2395| 评论:0

日前,电视台的朋友问我什么样的“影像”能长久。我说;文物够“长久”了吧!可惜它是死的。历代皇帝为什么都要“长生不老药”,因为他们明白“长久”是相对于“人”这一本体而言的。所以,“长久”向来是来自“仁爱之心”,它使我们懂得对各种生活方式,包括生存方式的尊重和理解,只有这样影象才具备“长久”的价值。如果你的影像一味地对自己不理解、不了解的事物横加指责、盲目批判,只能说明你的愚昧。
以下是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先生写作的摄影评论,谈到了以上相关问题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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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代圣贤言语,代贤圣传道的习惯,很多人不是哲学精神意义的“生产者”,且不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批判精神”。更多的是传播别人思想的放大器、传声筒。即使是在五·四时期,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自由言说的知识分子”群,可惜的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五·四”高潮之后,“劳工神圣”的思想又走上了以前被“孔圣先师”占居的神坛,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兴“神类”。在胡适、鲁迅、李大钊的作品中有着大量劳工形象,其描写目的让我们很容易地感觉到,他们对自己作品中的劳工形象缺乏应有的自信心和号召力,从而只能进行拔高神化。说到底;知识分子还是在扮演启蒙角色,以启蒙的心态俯视着民众。难怪鲁迅最后不得不说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言语。可见,当时知识界从整体上并没有将民间文化上升到民族文化和哲学精神层面的高度,其根本还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所以,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民众极少有话语表达能力。而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却常被“孔圣”、“先师”、“劳工神圣”所左右着,他们习惯用神圣的眼光俯视关注着芸芸众生。
 
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否实践自五·四时期以来,众多知识精英们的共同人文理想——使民众自觉感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产生自己的文化意识姿态。我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其最根本、最困难的是: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绝对真理”。而作为一个实践和争取话语平等权的摄影家来说,其人文理想也极容易受到“绝对真理”,一种宗教般高度的话语霸权挤兑。70年代是这种霸权话语横行的时期,话语形态的单一性和排他性决定了“人”不可能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而进行感知。整个社会成了一种话语、一种声音,民众也成了一个大写的“人”。绝对真理的压抑和统治使朱宪民早期的影像也难逃被同化的命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许多镜头是摆着姿态拍出来的,缺少摄影家应有的思想,但我却不回避民众,我记录他们的场景、表情及至摆拍时的境观,影像由此获得力量”。在一个霸权话语横行的时代,你可以不说,但你说的应该是真实的。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良知而存在于话语体系之内,朱宪民做了也说了。正如李媚感叹朱宪民的特殊性时说过:“他特殊之处在于:在40年代出生的摄影家中,少有像他这样在70年代初期就有意,无意之间关注百姓生活。从朴素自然、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中,记录平民百姓生活。其更特殊的在于他是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家中最具有平民姿态并强烈表达了这种姿态的摄影家。诚实对事,诚实对史,正是朱宪民影像的魅力所在……”。
 
我很幸运地发现;在70年代末期朱宪民的影像中,民众已不是传统文化中被神化、被用来教化的对象。他也不作为民众中的精英姿态,出现在代言人的位置之上。其文化心理更没有俯视芸芸众生的优越感。一句话,在朱宪民的影像中,民众已不是超越历史与经验,作为一种真理标准像出现。他们只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活生生民众出现在自己的语境中,既有理性思辨,又有非理性的个人感知。对等的平视使民众从传统的“绝对主体”下降成了“个人感知”。摄影者所做出的价值与地位的判断,决定了他与民众的关系不是说教、教导和训策的紧张关系,“真理之眼”如空气般质朴,永远充满在生活的左右。其坚守的只不过是“谁在感悟……,谁就在言说……”。以往那种代言式的传声筒“真理”在这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我常在想,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决定了知识民主的立场,这也正为话语的平等分配准备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就象1928年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提到的:知识分子只有走出圣贤之外解放民众,使民众自觉感悟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产生自主的文化意识,其目的是由民众自己说话,以打破精英文化的代言机制。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到底走了多远……,有时我在想,在当代中国能否实现这种新话语分配形式的重新分配,我还是有所顾虑。虽然传统知识分子体系内部话语等级秩序正在瓦解,元话语也确立已久,那怕是“上帝之死”是真的。但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觉醒,同样无法实践这种新的话语分配形式。可喜的是朱宪民的影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朱宪民的用民间话语把意识形态霸权和精英文化代言机制狠狠地倒击一戈,一改人们把民间文化视为下里巴人的文化偏见。在朱宪民的眼里,或许民众的,民间的文化更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更是想通过民众,民间文化本身让大家发生声响。这不正是1928年顾颉刚所提倡的人文理念吗? [FS:PAGE]
 
    所以,接下来我们能很容易地理解,本着自由、平等、宽容之心的朱宪民创作《躁动》时的文化姿态。《躁动》的图像语言来平等的“仁爱之心”,它使我们懂得对各种生活方式,包括生存方式的尊重和理解。如果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盲目批判,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文化的愚昧。这与以前的话语霸权又有什么不同。令人欣喜的是:朱宪民在《黄河人》到《躁动》,他一直保持着对民众的和民间的文化景观,保持着一颗“仁爱”,“宽容”之心。
 
不管怎么说,朱宪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终于从政治霸权话语走下来,回归到了民众,用平民姿态为我们阐释了“真理之眼”,如何永远地面向生活。他也走出了以俯视的眼光关注芸芸众生的狭隘角度。从代言人身份居高临下的精英关怀走向民间民众。朱宪民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让很多摄影人、文化人明白。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话语垄断与文化垄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一个谁都有权言说真理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探寻真理的制定标准。文化的精粹就在于自由、平等、兼容。民众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场中的民主性所应有的,也是应该的,自然的声响——狗依狗的吼,鸟依鸟的鸣,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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