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粗浏览了一下有关“糖水片”的讨论，感觉这个话题特好，但好多观点又没说到点子上，可惜了。我先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地说一下，正式文章以后再整理。 一、定义“糖水片”：在于“文本”而不在于“文体” “糖水片”是什么呢？依我说就是“视觉俗套”，是打着“美”的名义的“视觉俗套”。“糖水”两字起得极好，以味觉喻视觉，谓其浅薄而不耐咀嚼也。“糖水”又岂止于摄影？诗坛有汪国真的“糖水诗”，散文有从杨朔到余秋雨的“糖水散文”，小说有从琼瑶到毕淑敏的“糖水小说”，就连一向被视为不苟言笑的学术界，不也照样出了个“糖水学者”于丹吗？在前些时网友大争赵丽华的“梨花体”算不算诗时，我说：“梨花教女诗人赵丽华的诗，可称之为是外延意义上的诗，却不是内涵意义上的诗，是文体意义上的诗，却不是文本意义上的诗，质言之：是诗，但不是好诗。”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文体而言，分了行写的，就可以被视作是诗，哪怕是垃圾。这好比就职业而言，凡混进大学走上讲台的，都可以称之为学者，哪怕他只是个有学位的文盲。所以，甄别“糖水片”，要根据文本，即看它是不是“视觉俗套”，而不要根据文体，非得将“糖水片”与“风光”、“沙龙”拉上关系，虽然这类摄影中的“含糖量”可能会高一些。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真正有害的“糖水片”往往并不在“风光”、“沙龙”这类的片子里，而恰恰在纪实摄影，尤其是新闻摄影之中。“糖份”到了纪实摄影，尤其是新闻摄影中以后，就早已不再是“糖份”，而是转化为“毒素”了。 二、 从俗套到“超隐喻” 我说的从“糖份”转化成“毒素”，指的就是从“俗套”进而成为“超隐喻”。我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超隐喻”这个概念，可惜摄影界里到今天也没几个真正弄明白了的。好在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其中赵毅衡先生无疑是最能理解我的，尤其是他意会到了我发明“超隐喻”概念的良苦用心。什么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什么叫“高山流水觅知音”？——告诉大家吧，这个就是。“超隐喻”理论，是插在汉语语境中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命门上的迄今最为锋利的一把刀子，是抵抗专制主义病毒蔓延的最有效的杀毒软件，是根治国人奴性病的最具前景的基因疗法……当然，这是就文化理论而言的，是“软件”。至于社会变革等“硬件”部分，不在此列。书归正传，用“超隐喻”理论来分析糖水片，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首先是鉴别。俗套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俗套都是坏的，有些俗套恰恰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京剧中就充满了俗套，可要是没有了这些俗套，京剧也就唱不下去了。同样，作为视觉俗套的“糖水片”也不是统统要不得的，比如刚刚入门的影友，连俗套还没掌握好，又怎么可能去反俗套（陌生化）呢？再如拍婚纱拍广告的商业摄影师，你要让他不拍“糖水片”，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世界级大师，要么失业回家。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糖水片”，而是如何鉴别出“糖水片”中真正有毒的那一部分来。具体地说，就是看它是否构成了“超隐喻”。超隐喻首先就是一种俗套，但不是普通的俗套，而是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俗套。比如有一次我和一帮影友途经蓟县山区，便去村里买柿子。某影友看见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好多大柿子，就把镜头对准了她，一连拍了好多张。然后兴冲冲地说，太漂亮了啦，背景是柿树林，妇女又笑得那么甜，题目都有啦，就叫“丰收的喜悦”……我说你且慢，咱们问问那妇女丰收了没有——一问才知道根本就没丰收。再问那你刚才笑什么呢？答曰因为从没照过像，看见有人拿着那么大个的相机给自己照相，所以就乐了……这种“丰收的喜悦”式的“纪实摄影”，就是已由俗套演变成了“超隐喻”了的有毒的“糖水片”。“超隐喻”就像病毒改写电脑程序一样，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写着人们的良知乃至人性。面对惨烈的灾难，你拍出来的却有可能是带着一张张笑脸的“糖水片”，因为“超隐喻”已经改写了你的感知，使你看不到当下的灾难和痛苦，看到的总是“机遇与挑战”。就像网上曾经流行过的：“……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农业没有不遭灾的，灾年没有不丰收的。……”这样的“糖水片”才是有毒的，才是危险的，才是需要我们充分认清并加以批判的。 [FS:PAGE] 三、“糖水片”与大众文化研究 至于相对无毒的“糖水片”，也就是没有从视觉俗套演变到“超隐喻”的“糖水片”，我以为没必要过于求全责备。在大众文化迅速膨胀的今天，“糖水”其实早已渗进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时装不是“糖水”？歌星不是“糖水”？要我说就连我们住的商品房都是“糖水”，因为其间充满了中产阶级小市民的庸俗想象。我们已命中注定无法摆脱“糖水”。针对这些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是大众文化研究。早期的法兰克福派，如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几十年过去了，法兰克福派如今已是门前冷落，而大众文化却依旧如日中天……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批判，而是呈多元化方向发展，包括媒体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研究等等……但这已不是我们所说的摄影批评了。 附： 说“超隐喻” 赵毅衡 我与藏策从无一面之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大学任教，但是他的文字却很早就拜读，十分赞赏。他的“超隐喻”思想，一直让我沉思，经常有所联想。现在藏策的文集《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即将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理解的“超隐喻”。 什么是隐喻？隐喻就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有两个所指――字面的，喻指的，例如皇帝的袍子，上面绣了龙的图纹，第一所指是一种神话中的动物，第二所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两个所指之间的关联，使比喻分成很多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双关，暗指等等。我这里说的是最宽泛的定义，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说是隐喻的变体。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臣子口称天子，并不觉得天子是个隐喻代称；大臣伏呼“陛下”，并没有觉得这是转喻；太监声声“老佛爷”，并没有觉得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小民高呼“万岁”，不觉得万岁是个不可能的提喻。这些词自然而然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喻指行为本身被隐藏起来。 如果隐藏的原因是“天理人伦”之类，一个隐喻就变成“超隐喻”。藏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其构成不容质疑不可追问”。 因此，我认为“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我试用轶事来俗讲一下：史传朱元璋让封王的王子，在一排溜儿高僧中自己挑一个带走，给他们诵经荐福。高僧们个个想攀王子以求富贵，燕王朱棣走过道衍（姚广孝）跟前，道衍轻声说：“我给殿下一个礼物，一顶白帽子”。朱棣吓了一跳，赶快指斥并且走开，但是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把道衍请到大都。以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没有道衍这个拆字破解隐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天津，藏策兄也就要另某高就。那么朱棣何必吓一跳？因为超隐喻是不能点穿，不能“说白”的。一旦说“白”，就要出大事――因为隐喻的“不可追问”，天法自然，受到了破坏。 那么使用隐喻者的心里明白吗？连半文盲朱棣都明白道衍何所指，何况他人？这时用不到引《詩经》“丕顯成康，上帝是皇”；用不到用《说文解字》订正“皇，从自（始）从王”，只消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条天理就行了。 超隐喻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不能说穿”。中国古人，一步不差事事遵循儒家伦理条规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如果是多数，就不用大力推行，童蒙训练，一生苦读了。所以我赞同“知难行易”：行为上不遵循超隐喻，违规者之多，罄竹难书，书上也懒得记录，叹一声“人心不古”就算了，意识形态比法律更不能责众。但是敢点破超隐喻，说出写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两千年只有李贽一个人。超隐喻只能用喻，不能点“隐”。隐，实为语言之隐，文字之隐，这个文本间性，恰好是言说的禁忌区。 [FS:PAGE] 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藏策在本书中，将他的理论用于楚辞分析，摄影分析，小说分析，社会分析，我读后大感过瘾。尤其是对“现实主义”这个当代超隐喻的细细剖析，非常到位，如他自己所说，“得心应手”。 但是我还想多看到一些论述，这个题目，值得再做更深入的论述。因为，我非常同意藏策说的，“没有必要跟在各领西方风骚三五年的主义疲于奔命”。只要借用成果，搭起平台，我们的理论家会有自己的产品。 （《说“超隐喻”》一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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