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概60年代出生的人都还记得文革期间有个叫《决裂》的电影，其中有个教授（葛存壮饰）在课堂上大讲“马尾巴的功能”，引来阵阵哄笑。而这“马尾巴的功能”也就从此成了一句“今典”，被那时的人们常把来挂在嘴头。《决裂》是文革式的“反智主义”的一个代表作，以为一切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学会养马放牛才是农业大学的要旨，而研究什么“马尾巴的功能”则是极其可笑的。于是，教授不如老农，课堂不如田野……现在恐怕不会再有人嘲笑“马尾巴的功能”了，然而那种“反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未必就从人们的心中根除了。近闻摄影界有人认为“摄影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与摄影实践脱节严重，没有多大意义”，窃以为正可算作一例。摄影理论是不是就该研究如何拍好照片，总结拍摄经验，为摄影人当好参谋？是不是舍此便统统属于“马尾巴的功能”了呢？是其实本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我发现这却是摄影界里的一个大问题，大有说一说的必要。严格地说，研究如何拍好照片，总结拍摄经验，等等……并不能算作是摄影理论，正如一个马倌的经验，也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业科学一样。而摄影界却只对这种并非理论的“理论”寄予了厚望，这本身其实就是造成理论研究不尽人意的一个深层动因。摄影人对待理论的这种功利态度，实际上恰恰反映出了摄影人的某种焦虑心态——西藏也去了，坝上也跑了，人体也拍了，器材也由尼康换成哈苏再换成仙娜，可就是走不出那套陈旧的条条框框，于是便又想到要乞灵于理论……其实理论也是完全能够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的，我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超隐喻”是阻碍中国摄影进步的根本症结。可要真正弄懂“超隐喻”也并不容易，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知识，有些摄影人不愿意下这个功夫，当然就只会对那种能告诉他们怎么拍的所谓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感兴趣了。然而，这样的摄影人是注定要失望的。就如仅靠学习写作课程不可能成为作家一样，他们也同样不可能从他们所渴求的那些所谓“理论”中，获得知识结构上的根本提升。而摄影人的这种渴求，又使得理论研究者往往投其所好，如此一来，理论研究便只能在低水平徘徊了。 真正的理论研究所能给予摄影人的，是思想上的资源，而非有关拍摄的方法和技巧。有些摄影人希望摄影理论能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否则就认为是与实践“脱节”，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理论缺乏起码的常识。摄影理论本来就应该与摄影创作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不能简单地为摄影创作服务。摄影理论就是摄影理论，是完全不同于摄影创作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一个独立且自足的体系，一种学术研究，它不以服务于摄影实践为自己的终极目的。摄影文本只不过是其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而已，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摄影理论与摄影实践“脱节”的问题，二者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根本上还是两回事。比如，大学中文系里的那些课程，就没几门是与当作家搞创作有关的，能因此就说这些课程与文学的实际创作“严重脱节”，而“没有多大意义”吗？ 相反，现在中国摄影理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倒是太依附于摄影实践，太缺乏独立性，完全成了摄影创作的附庸。也正因为丧失了学科的独立性，所以国内的摄影理论始终缺少基本的学术规范，大多属于随感式的东拉西扯，而且理论观念普遍陈旧，基本上还是抱着老式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在思考问题，以致许多文章根本就讲不通。而真正能称得上是摄影理论的，我以为起码应该是基于摄影诗学（注意：“诗学”可不是研究诗歌的）层面上研究。比如摄影的政治诗学（意识形态研究）、性别诗学等等。这样的研究，其价值远远大于诸如告诉摄影人如何拍好照片之类狭隘的功利用途。当然，这样的摄影理论固然不以服务于摄影实践为自己的终极目的，但并不等于就对摄影创作没有影响。只能说这种影响是深层的，而非表面的。借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发生在“道”的层次而非“技”的层次上的。然而，这样的摄影理论研究，在今天的摄影界还属于凤毛麟角。所以我认为，中国摄影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自身的自立、自觉意识，使自己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早日进入到一个理论的自觉时代。 (本文发表于《人民摄影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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