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一直都是中国人的软肋。因为中国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错误的，什么“中心思想”呀，“段落大意”呀，“人物形象”呀，“艺术特色”呀……从小就把我们的思维方式带到沟里去了。而在西方，符号学早已普及到了中学，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是一种培养分析能力的基础知识了。而中国貌似只有少数几所重点大学里才有人讲一讲，而一般大学里几乎就没人知道到底什么才算是文本分析。也难怪，中国的大学文科教授里，我敢说有90%以上都没经过语言学转向，“新批评”以后的文本知识，几乎就是个空白，还拿什么给学生讲呢？ 近来也看到些谈文本分析的文章，但看了以后发现，那与其说是文本分析，还不如说是文字说明。那么什么才算得上真正的、地道的文本分析呢？简单地说，一定要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 文本分析的方法很多，先简单介绍几种： 1、“新批评”，“新批评”的方法很基础，但也很实用，即从文本中“细读”出那些语言的非日常化运用，如“反讽”、“张力”等。“细读”现在已成为包括各种文本分析在内的一个基本功。“新批评”对诗与短篇小说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对于长篇小说就有些不知从何处下嘴了，只有结合叙述学的分析才容易提纲挈领。 2、叙述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当然，叙述学也同样关注人物的话语分析，看他说的话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亦或是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叙述学、符号学等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说就犹如分析一个句子，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而人物的品质则相当于定语或状语。 3、符号学，符号学其实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仅指最为经典也最常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和施动者分析等。当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还有其他的许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方法。 4、解构主义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德里达和美国人德·曼。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文本的边缘进入，从而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解构主义者就像那个颠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蚂蚁。 5、互文、对话理论分析。此方法起源于巴赫金，成熟于托多罗夫、克里斯特娃、热奈特等。结构主义一直视文本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现实和社会的因素，而传统批评又只看到了社会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对话理论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被视为是互为文本的，是对话关系的，于是社会的因素与文本的规则都被分析到了。 6、文本社会学方法，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将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产物，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关系密切。 7、文化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文学批评，史称“语言学转向”，而文学批评向大众文化批评的转向，史称“文化转向”或“意识形态转向”。文化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只说两点，首先文化研究将以往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谓的经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则更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当下语境，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广告、娱乐等等）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其次就是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分析，葛兰西、阿尔图塞等人的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说文化研究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左”，基本上都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人在搞，比如大师级的人物杰姆逊。[FS:PAGE] 8、“超隐喻”理论的方法。这是我个人发明的一种方法，是在西方“语言学转向”与“意识形态”转向的基础上，吸取了符号学、修辞学、解构主义以及意识形态分析等方面的成果，并针对汉语言文化自身的特点发明出来的。 具体到某个文本的分析，现在已很少有只用单一的方法来分析的了，针对不同的文本，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综合着使用，当然最好是创造性的运用。我在这方面曾过七、八年的功夫，也做过很多文本分析的实验，以后会陆续贴出来，与朋友们共同切磋。
（因是博文，信手写来，未查对任何资料，难免漏误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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