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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潦草的印象

2007-11-16 10:54| 发布者: | 查看: 2687| 评论: 0|来自: 精英博客

    1992年底,除了教教课外,在家闲着无事,又缺银子养家,就想到外面去兼职。经师兄张卫介绍,到了香港《明报》在北京搞的一家文化公司的美术部去干活儿。《明报》这一年易主,金庸把位子移给了一个叫于品海的。此兄年轻气盛,有些不知道好歹,拨出一干人马进军大陆,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什么人瞧瞧。美术部有四五个人,主事儿的是我的另一个朋友、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的周祁。再上面管事儿的,是从香港过来的陈冠中先生。美术部日常主要是负责为几种杂志做插图设计兼着印刷监督兼着展览设计布置等等杂役。记得有一本女性杂志《少妇》,一本《两性世界》、一本《中国武侠》、还有一本《卡通世界》。负责编稿子的,一位是当初《当代电影》的主编沈及明女士,早年中戏表演系毕业,口齿自是清楚利索,表情也生动丰富得不行。另一位是安定医院的杨先生。杨先生是精神病大夫,一派学者风度,同时也是性学专家,对中国古人的性生活性文化颇有些研究,经常带些古代的春钱、春宫画片之类的小物件来让我们开眼。彼时尚不及今日开化,信息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这些袖中之秘,让我等大长见识。混得时间长了,大家相处得极融洽。倒是行政部几个情急要嫁掉的北京妹子,成天在那里为几个香港靓仔争风吃醋。那几个港仔每天都把身上弄得香喷喷的,放出迷人手段,乐得在一丛花草里颠来倒去,倒也自在快活。美术部与行政部是斜对门,这些如画风景一眼望过去,仿佛春日猴山一般,好看。按下不表。
 
    单说一个陈冠中。陈冠中极是一性情中人,长得圆圆乎乎白白胖胖,有几分佛相。除了忙些收编国内那些办不下去的杂志报纸之类的事外,时常地和我们在一起吃酒扯淡。扯着扯着,就淡出事儿来了。此时陈冠中在香港主持着一份《号外》杂志,图片文字设计,都做得极是好看,据说是彼时香港唯一一份打入欧洲的杂志。他琢磨着用一期《号外》的版面来做有关中国前卫艺术的全面报道,内容将涉及中国当下艺术的各个领域,但以绘画为主。有报道性的摄影图片,有他们的绘画作品的彩图,有访谈文字,有艺术家们的自述、简历等等。这事儿由美术部来操作,尽快,争取在三四个月里弄完。
   
    事儿一下来,我挺兴奋,因为美术部的事儿实在是没什么意思。还有个原因就是,自己从大学时就一直对美术这一块儿挺有兴趣,弄这弄那,也多少年了,有些迷。又因为自己所学专业的原因,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这一部分兴趣甚大,捎带着对现代主义绘画史论下过些功夫。趁着这个机会,可将自己一些多少年来积下的想法付诸操作,有些意思。那个时候,人就爱想这些东西。与周祁计划过几次,又和陈冠中说了几回,终于定了下来。大致内容包括:绘画部分是主体,主要做居住于圆明园附近的村落中的那些艺术家,整体上做一轮廓性介绍,然后择其重要的几位,详加介绍;戏剧部分,可做两个人,牟森和孟京辉;音乐部分,侧重于做崔健之后的歌手,主要是何勇和窦唯;电影部分,重点介绍新纪录片的几个人,主要是吴文光和蒋樾;还加上一个搞服装设计的方静辉。大致就是这些内容了。
 
    1993年的三月底,天气暖和了,做了些准备:通过周祁的关系,从一德国大妹子那里借得一架尼康FM型相机,带一只24MM的广角头;又买了些国产的黑白胶卷和120的柯达彩色反转片;又把坏了的录音机修好了。接着,我和周祁骑车直奔紧靠着圆明园的福缘门村。印象清楚的是,进村便远远地看到一个长头发的艺术家,嘴里叼根香烟,手里托着两包挂面,在村子中央的大街上晃晃悠悠地朝我们走过来。走近了,一脸的菜色,有些灰暗,严重睡眠不足的样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径直奔不远处一所小院儿去了。小院旁边一所房子的后墙上,半米见方的一块小黑板上,用白油漆写着一篇“来访者须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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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障艺术家村画家创作的时间和精力,经艺术村村民们集体讨论决定:每周对外开放时间为:
    每星期五、六两天,(上午九时半----下午五时半)
    在此以外时间,恕不接待一般来访者。(通过2551552电话约定者除外)
    谢谢合作  1993.1.1
 
    第一个见着的就是周祁的同学祁志龙。祁志龙是内蒙人,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北京造币厂工作。媳妇是北京商学院毕业,当下也在于品海那家文化公司工作,已经是熟悉了。祁志龙不太爱说话,挺从容温和的样子。我们去时,他正在画一种将挂历上的穿三点式泳装的搔首弄姿的美女以及大红大绿的牡丹花与伟大领袖肖像并置的丙烯画,一连几幅,已是画到半截的样子,摆放在租来的房间里。这一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将这种倾向和样式的中国绘画称作“波普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如王广义者已是在国际上声誉卓著的人物,画作也开始卖得好价钱,身份早已是有产阶级了,惹得国内这些穷困日久的艺术家眼圈儿都红了,纷纷起而效仿,然后又变出各种花样,眼看着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接下来,自然是神聊胡侃,这个那个,方方面面,回来后赶紧地整理录音,怕有什么要问到的给遗漏了。文字居然看着也有了些意思。祁志龙拿出此前一些作品的图片供我们选用,还提供一篇自述性文字,行文有些晦涩,一如其人表情,但看下去却也说得明白,透着股子用力的狠劲和傲气,仿佛极力要在脑子里理清头绪,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他贬抑过去那种把艺术神圣化的姿态,他说:“那种艺术中的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时代,必然导致某种宗教式自恋,和对于神秘的爱好,甚至有时发展为某种低水平的文化霸权主义欲望。因为我相信,空想的道德力量,贬抑日常生活的价值的观念,以及要求他人如天使般圣洁的强迫性心理,实在是有害的。它不再是艺术中的积极力量,也无益于生活。”他还为自己以消费形象与政治符号的并置式绘画找到一串理论依据,说:“消费形象,其意图在于把一个行将走进死胡同的有政治情结的波普语言,还原到商品化形式的框架中来。它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构政治形象,修正波普在当下环境中关于政治形象的表述性错误。”“消费形象表明一个政治形象在商品化时代如何被感染了,被形象化了,类化了。而另一方面, 它指示艺术家如何对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商品化倾向这一难题(如果你继续把它当作问题的话)。”
 
    此时祁志龙的画好像已经由香港的张颂仁给代理了,但生活还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租着一个院儿,每月支付数百元的租金,在93年时已是笔不小的开支了。我们在一起吃煮排骨,说着周围村子里住着哪些画家,谁谁画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说话时,他的也就四五岁的儿子在一旁作各种夸张的滑稽表演。
   
    得了祁志龙的指引和大力帮助,我们知道居住此地和周边村子里的画家大约有六、七十人,水平自然是良莠不齐,像样子的终是少数。有不少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记得有一个是粮食学校毕业的,还是太喜欢绘画了,或者更准确点儿说,是太喜欢这种看上去太像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了,画儿画成什么样子倒在其次,重要的是披头散发,醉酒当歌,啸聚荒郊野村,有点儿原始共产主义的意思。此前有一册叫斯通的美国人写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在海内发行,我想有不少的人是看了这书大受感动毅然离家出走到得此地准备为艺术献身的。我在一个脸色瘦削的青年家里听他大声地对我说:“我这辈子就撂给艺术了!”他将手在空中一劈,做了个凌厉坚定的动作,让人不敢对他的决心有所怀疑。
 
    但更多的人倒是实在,他们来到这里居住,更多地是考虑到了地利之便,因为此地房租价较其它地方便宜,而且接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点儿走终南捷径策略一把的意思。除了画画的,还有一些写诗的、唱歌的准备日后当明星的聚居此地。一日走在村中大道上,听得有男高音试唱歌剧咏叹调,反反复复十分地较劲,执意要把一个拐弯儿给唱圆滑滋润了,可总是差着那么一点儿,听着让人真是难过,不信他过多少年后会成了什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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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频繁地出入这个被外界关注的艺术家聚居的村落。看过不少的人物,在村东小店里吃过不少次的饭,采访过村中主事的领导、村民、唯一一部电话的女主人等等,想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这些普通百姓是如何看待这些画家的。此后,主要采访了方力均、岳敏君、杨少斌、杨茂源、王音等几个人。
   
    方力均此时已经是参加过第三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并取得极大成功的人物,也是老栗命名并推出的“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晚上和德国媳妇住在友谊宾馆,白天到村子里的画室来画画儿。因为他是祁志龙和周祁兄的同学,所以我们去时他挺友好,带我们看他正在画的大画儿,那些在水中游泳的灰色的各色姿势的自画像。他也不太说话,看完了画儿,坐在小院儿里喝茶说话。周祁说了做《号外》的事,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说画的相关的资料和作品的反转片都放在友谊宾馆了,明天给带过来。我在一边找机会给他拍些照片,他的德国媳妇在一旁及时地制止了我,说是有肖像权的,不能拍。周祁在一边就笑,方力均一手伸进后脖领子里去挠痒痒儿,一只手朝他的媳妇摆摆,有些不耐烦地对我们说:“别管她。”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个什么人,一脸的挺严肃,说是方力均的代理商,没怎么说话,挺焦虑的样子,不记得名字了。
 
    第二天,我拿到了他带过来的一些资料,图片整齐地装在一个信封里,另有一篇复印的手记文字。出得门来,边走边看,文字说得清楚明白,直接露骨毫不掩饰。比如他说,“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当之后还要上当。我们宁愿被称做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别人说我们是泼皮的或严肃的都无所谓,因为我们不会为了别人的看法故意泼皮或者严肃,我们看做什么角色对自己有利让自己舒畅。爱谁谁,别人的看法只做狗屁。”“为什么我们是失落的一代?这是扯淡,只是因为别人想让我们象他们希望的那样思想、生活,好使我们象只他们家养的大肉鸡一样满足他们的私欲,而我们却偏不,既不按他们规定的模式生活,又不拿象他们一样的俸禄,却又偏偏不饿死,还比他们更有钱,更轻松,更愉快,有更多的女人,有更多的时间闲扯淡、看风景,于是我们就成了失落的一代人。其实从人家的心底里,这是该枪毙的一代人吧。”甚至他说“如果真是朋友,他会对你的过失全不在意,他不会介意分钱时你多他少,也不会介意他的女朋友被你骗走了等等;如果他介意了,就不够朋友,你曾欠他的钱就可以不还了,他的女朋友你可以放开脚勾引了,你对他的所有承诺都如同放屁了——他不够朋友,你就可以用流氓的方式对待他了。”
 
    我觉得他说得还是挺棒的。我毕业后一直是在大学里呆着,看那些假惺惺的所谓知识分子看惯了,看《读书》上那种酸腐加自摸的文字看多了,感觉好像有很多年没有听见有人这么地说人话了。看了这些文字,再看他画的那些画儿,你就大致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画画了。
 
    他还说了画画之于他的用处,他说“我想与人亲近,但接近人时心里总有些担心害怕,我在这种矛盾中生活,有时与同类们游戏,有时与同类们无关,是个畏怯的旁观者,远远望着人。画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我喜欢用比较长的时间完成一幅画。把这种矛盾的事情反复得多些,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画里需要一点儿张扬,好将观众吸引过来,停下脚步;但只需要这一点儿,不能再多了;就好象我们喊叫一下,剩下的是静静的呼吸,有点谦虚,有点悠闲,有点安静……那样一种感觉。”“我用生产厂商原本的肉色画人的皮肤,假如观者从视觉上感到荒唐,那么是否能提醒我们,有些我们认为既定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因为全世界的颜料商之所以将肉色调配成这样,是因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认为肉色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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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说得还真是不错。
 
    采访时间较长的是杨茂源,也是周祁、祁志龙和方力均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他回了大连,住在海滨山上一座日俄战争时期建造的房子里面画画。他拿出那座房子的照片给我看,一片光秃秃的山上一座孤仃仃的建筑,好象是存炸弹的仓库。像大多数从外地来的画家一样,他也是慕此地之名来到这里。我们去了,周祁、祁志龙躺在他的床上,杨茂源坐在一个旧柜子上不住地抽烟,大家就在1993年春天的又温暖又有点儿懒洋洋的空气里瞎扯。屋子里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一些颇有塔皮埃斯之风的油画,沙子、麻布、油彩,边边角角收拾得很考究。中午时,杨茂源买来挂面做给我们吃,我出去买了些猪头肉和啤酒来,大家边吃边聊。期间王音来借颜料,出去时站在一束光里回头和杨茂源说话,我让他蹲在墙边,旁边有一个麻袋,他就像个麻袋一样蹲在那里让我拍照。那时王音还年轻,像个正在上学的大学生。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前些年,偶然在田彬(现在改叫师若夫了,仿佛翻译过来的白俄时期一骑兵中尉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一名字还改来改去!)给的一本展览样本里见到王音的照片,不复当年模样了。
 
    过了些日子,周祁请来他原单位外文出版社的一位摄影师,用哈斯相机柯达反转片拍画家们的画。杨茂源的画较小,还好拍一些,岳敏君的画都挺大,只好搬到街上来,在阴影里用漫射光拍。老岳一手扶着大画,像个民工。此时的老岳还没有什么名气,但他的画画得真是来劲,全是以自己为模特儿的整齐方阵,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咧着大嘴夸张地直乐。采访他时,他说自己什么流派都不是,但对自己的画很有信心。他认为许多有名的人的画都是狗屁。他的画暂时还没有人买,但这不是个问题,早晚的事儿他说。不过为了生计,他还是做了一份家教,给一个孩子辅导美术课。采访他的一个中午,我请他走出很远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本来想多聊会儿,他说不行不行,到时间了,得去那人家给孩子上课了。走出饭馆,老岳站在马路上,回头和我说再见时,那模样儿极像他画里的形象。我让他站下了,拍了几张照片。
 
    和老岳住一个院儿的是唐山来的杨少斌,一进他的屋里,就看到他那幅把当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的著名油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篡改后的作品。杨少斌模样极平易,好说话。他的身边跟着个穿白衬衣的女孩儿,说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
 
    1993年5月初,天气已是很暖和了,村道上到处是尘土,杨树的叶子在阳光里散发着有点儿呛人的味道。画家村的一家代理他们的作品的画廊开业。画家们自然是倾巢出动,挤满小院儿和外面不长的一条胡同。人群中有些老外,好象BBC的人都来了。也有些国内的媒体记者到场。画家们手里攥着啤酒,三三两两地说着话,走来走去,有些兴奋,纷纷在小院儿的墙上签名。我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地拍些照片,和相熟的一些朋友打着招呼。一会儿,老栗来了,一些画家围着他说话。过了一会儿,田彬走过来和老栗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拉着老栗的胳膊把他拉走了。过不久,一辆警车开来,停在不远处,几个警察走进小院儿,脸上表情冷漠,摆着手让所有人都出去,要和画廊的主人说话。空气有点儿紧张。我站在胡同里,那些画家都抱着胳膊站一旁看着,眼神儿有些茫然,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有些人已经回家去了。媒体的几个记者不敢拍照,站在胡同的头上看事态如何发展。我继续拍了些照片。过了有半个多小时,那画廊的老板被警察带着走出来,穿过胡同,朝警车停着的地方走了。人群也渐渐地散尽,胡同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5月28日,我造访栗宪庭先生的家,就圆明园画家村为世人广泛关注,及如何看待这种关注和评价美术界这种格局,和栗先生做了一个长篇的访谈。至此,为陈冠中的《号外》所做的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就算结束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这个村子,因为接下来我开始做其它领域那些艺术家的采访,并忙着整理采访的文字、冲洗照片、编排这本《号外》的稿子。尽管几次想再去那里补拍一些照片,但已经不再有时间让我去从容地呆上一阵子了。只是通过祁志龙、杨茂源等人的帮忙,补充增加了叶友、宋永红、王劲松等人的一些作品和自述性的文字。印象深刻的是,叶友的自述文字写得异常混乱,仿佛有什么在心中躁动,又说不利索和究竟,起急。看着这些仿佛四处乱走没头苍蝇一样焦虑万分的文字,我甚至担心这哥们儿别有什么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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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后,就听说那里的画家被勒令搬走,一部分人散布于城郊各地,或者是遁入城区深处。一部分人粮草用尽,困厄不解,只好打道回家去了。至年底,那个被世人关注的画家村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到1993年7月,这档子事儿就算是给做完了。我按考虑好的结构把各种内容码在一起,文字、图片也让陈冠中看过了,表示满意。可过了一阵子,在公司中经常就见不到陈冠中人影了,也不知道他那期专题的《号外》还做不做。接着,周祁在这里也呆腻了,说要到广东增城挣钱去,而且说走就走了。撂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干的,真是毫无意思。忙过一阵子,陈冠中回来了,可不再提这档子事了。问起来,只说是以后再说罢。我也不便深问。还在这里干什么呢?走罢。决心一定,老子也辞职不干了。
 
    忙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件事儿,就这么黄了,心中觉得有些操蛋。当时和采访的各位都把话说出去了,要出这期专题的《号外》,事一搁浅,何以向他们交代?好一阵子,我都在想,这香港人真是相信不得。气归气,我还是想作些补救。此时,朋友岛子已经在深圳操持《街道》杂志,并约我在北京张罗着给他供稿。我编选了一组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照片和文字,并与栗先生的访谈对话,一起寄给了他。不日,收到杂志,发得挺有规模。图片四大版,外加三版的访谈文字,该说的话也差不多都说到了。我觉得稍松一口气,尽管与当初所要做的相去甚远,也算是对那些我采访过的居住在园明园一带的画家们表示了一点儿意思罢。
 
    过了十年。
 
    去年年底,拍照片的赵铁林打电话来说,他花了不少时间拍了个宋庄画家们的专辑,准备出本书,让我也写点儿文字搁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答应下来,因为我已经发狠誓不再应承别人的稿约了。再说,宋庄尽管也去过若干次,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和印象。仿佛挺平静,不像过去到圆明园画家村时那样有点儿激动人心。有什么可说的呢?一种东西将成未成之际,充满一切的可能,或者是不可能,最是惹人动火。我觉得圆明园时的画家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字儿码了这么多,全是写圆明园画家村时候的事儿,而且主要是为了回想一下那个时间里干过的一档子活儿和见过的那些有意思的人以及他们的事儿——尽管都是些十分表面的印象层面的事。十年都过去了,很多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道他们去向何处。有些人却发迹了,声名显赫,在海内外已是了得的人物。我在宋庄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已经过上了平静而且小康般的或者是有产阶级的幸福生活,盖了大房子,养了大狗,不时有电视台的奇男怪女在他们的院子里架上摄像机采访他们,不时地有买主儿掖着银子造访他们的小院儿。但对于这些,我知道的很少。有人知道得多,还是让他们来说罢。我所知道的,只是现在居住于宋庄一带的一些画家的一点儿陈年往事,算作这册宋庄摄影专题涉及到的内容的一点儿补充。也算是给老赵交个差罢。
 
    有一点儿事值得一记。年前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焦应奇兄一个电话,说正跟陈冠中在一起呢,你跟他说话。陈冠中?我靠!都十年了,这兄弟从哪儿突然地给冒出来了?那边的陈冠中接过电话,声音倒也不变,彼此问候一番过后,问起当年为《号外》搞得那些东西还在不在,说他准备找个机会把那些东西再出一下。我说好罢好罢,找机会罢,我等你的消息。挂了电话,我转身进厕所撒了泡尿,然后下楼骑上自行车,到学校接孩子去了。
 
 
 
2003年3月11日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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