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式主义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当代学术的一根软肋。就在西方学术界进行“语言转向”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却正在由“大跃进”而“跃”至“文革”，对世界学术思潮与范式的发展，可谓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长达数十年的话语封闭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埋下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隐患，从而导致了人文学科在当今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全面落伍。因为形式主义极其相关理论，与其说只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了所有人文领域的学术平台。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国内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至今仍在以本质论式的僵化方式和落后的学术范式进行，就如同在一个数字化了的时代，仍在执着于研究早已被淘汰了的模拟技术一样。 就连本该属于是形式主义文论活跃地带的文艺学学科，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始，对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文论的介绍便已经开始，并由此而出现了许多西学的名家大师，但其对国内学术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却不能过分乐观。因为时至今日，曾经作为“显学”的形式主义文论，似乎更多地还停留在了“译介学”的层面，尚没能为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提供创造性的灵感。即便是旨在沟通当代文论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难以促成中西学者之间的真正对话，由于各自的话语平台存在差距，往往会以各说各话的局面而告终。当然，形式主义文论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在更多的时候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许多文章尽管纷纷用西方文论中的词语来给自己做纹身，但观念却仍旧停留在陈旧的模式上。这种情况更发生在所谓的“文化转向”之后，许多学者在对文学的文本研究尚处于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便又纷纷去赶“文化研究”的场子，不惜人云亦云，生搬硬套……而形式主义文论则又被“狗熊掰棒子”似地丢在了一边，彻底地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而超隐喻理论则完全不同于国内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超隐喻理论以针对汉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为自身的理论核心，并跨越了国内学界所热衷的，站在相对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立场上，对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释以及评价的阶段，而是直接进入到了研究对象之内，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的范式，对话、刷新乃至超越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超隐喻理论的学术灵感，最初来自美国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法国形式主义学者有关“俗套理论”的研究。但超隐喻理论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解构主义理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另外，超隐喻理论也不像西方解构主义那样去消解与颠覆一切“中心”，而只是针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超隐喻）发起攻击。超隐喻理论并不消解“理性”与“人文”，更不像德里达那样以“解构”的名义消解一切“乱杀无辜”，而是像精确制导的武器一样，只对超隐喻病毒实施精确打击。 超隐喻理论由于是从语义与修辞等更深层的话语人手，直抵文本深层的“基因图谱”的，所以对西方的以经典叙事学为基础的文本理论也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建构出了超越形式主义的全新文本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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