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文艺报》与天津作家协会联合为作家王松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地点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厅。蒋子龙、陈建功、张洪义等中国作协及天津作协领导到会，著名评论家雷达、胡平、吴秉杰、贺少俊、孟繁华、白烨、张陵、滕云、李建军、施战军、何西来、王干、牛玉秋、夏康达、任芙康等均到会发言，本博亦忝列其中。中宣部、天津市委宣传部亦委派分管文艺的领导参加。会议讨论非常热烈，而且有交锋，有争论，有不同的意见。是一次学术气氛很浓的研讨会。 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中定位王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松的小说非常独特，是很难被归类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属于先锋作家，因为他写的小说一般并不追求所谓的“深层结构”，也没有先锋的那种高蹈的姿态以及文本的实验；但同时他又区别于一般的写实作家，因为他很少正面的去描写生活，而且细节描写中往往充满了非常奇妙的事物，这些奇妙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很罕见的，甚至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双驴记》里会笑的高智商的驴，《秋鸣山》里能唱歌的夜壶，《哭麦》里的羊变狼等等……我觉得王松小说的这个特点非常值得批评界注意。 王松对题材选择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是他的这些“后知青文学”作品。他总是去写记忆中的生活，去写那些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经过发酵经过窖藏了的生活。所以我开玩笑说：王松在题材的选择上是个“食腐动物”。在切入这些故事时，他几乎从来都不用特意的去交代时代背景，就能很轻易地把读者引入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读者达到某种不言而喻式的默契。对于“上山下乡”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而言，如果说传统的“知青文学”是一种更具主流和官方色彩的记录，具有某种类似于“正史”意义的话，那么“后知青文学”则更具有某种 “野史”的特征。我们知道，“野史”是更接近中国小说本源的。 我对王松小说的这些不寻常之处，曾经认真地思考过，我感觉王松小说所要抵达的，可能正是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本体。小说在西方叫Fiction，也是“虚构”的意思，作为一种西方的文体，是五四之后才传入中国的，鲁迅是第一个实践者。那么作为Fiction的中国现代小说，虚构性是不是应该作为它的一个根本性的属性呢？我想至少也应该算作其属性之一吧。虚构性在西方的小说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西方现代小说中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而20世纪以降的中国小说，在负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小说的这一本来面目反而变得有些模糊了。王松的小说则让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写作向着其本体回归的一种努力，从某种意义说，是在为小说寻访着一条回家的路。 王松的小说不同于那种写实式的对生活的临摹，而是把记忆中的生活经验做最大程度的故事化，让这些故事从生活的原生状态中生发出来，在想象性的虚构中，建立起各种可能性的空间。我曾把他小说中会笑的高智商的驴，叫作“文本的驴”，把竟能变成狼的羊叫作“文本的羊”，因为这样的驴和羊在现实中或许是不存在的，但在小说文本所营造的特定语境中，又确实是可能存在的。在这种由现实与文本各自不同的法则所构成的张力中，小说的虚构性得到了凸显和伸张。对王松小说的这种虚构性的探究，可让我们直接追溯到经典的柏拉图式命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以及诗学史中有关“诗的现实”和“经验现实”，哪个更真等一系列深层问题。我以为越是这种独特的，对我们的阅读和理论批评构成了挑战的作品，对小说的发展才越是有意义的。如果小说都是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那么无论是小说还是小说的理论批评，都将会停滞不前。 在把生活经验故事化的同时，王松也更加卖力地把故事文本化，他总是力求把故事讲出花来，讲出“彩儿”来。比如《秋鸣山》里把狗被炸飞的一瞬，写得妙趣横生，犹如电影大片里的特技镜头。《我们的故事》里写母女两代人的自杀方式，有意地以极其平静的笔触纠缠于种种琐碎细节，把母女两代人以死维护生命尊严的悲壮进行“冷处理”，从而达到更为震撼人心的效果。 著名汉学家浦安迪把中国的古典小说称作“奇书体”，以此来与源自西方的小说Fiction相区别。反观王松的小说，我认为他在把生活幻化成“野史”式的故事时，具有中国式的“奇”；而在把故事打磨成文本时，则更具Fiction的特征。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又都正是在逼近着小说的本体特质——虚构。当然，我并不是说王松的小说已经抵达了这一目标，也不想过誉他的作品，而只是说王松的小说是有着这样的独特追求的，他的路还很长，但却是一条独辟着的蹊径。 [FS:PAGE] 附： 会议讨论中，因牛玉秋等评论家提出王松小说中阴冷的东西过多，缺少暖色和温情，而且表现的都是人性恶，缺少对人性美的张扬。自此会议进入了一个小高潮，李建军、孟繁华、贺少俊、张陵等评论家不认为写了人性恶和缺少温情就构成了王松作品的缺陷，因为在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中，既有写人性美写温情的，更有写人性恶写阴暗的，比如中国的鲁迅，比如《恶之花》…… 我在发言稿之外，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对人性的善与恶不应该仅做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王松作品中的所谓人性恶，其实是人性在某种极端状态下的扭曲和变态，与其说王松写的是一种人性恶，还不如说他写的是人性在特殊历史情境（知青生活）中的特殊状态，而在描述这一极端的状态时，我用了一个词，叫“囚徒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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