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味”到底什么味儿？

        老“津味”与新“津味”

        有多少“津味”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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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味”到底什么味儿？

藏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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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话换一种说法也同样成立：越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就越具有民族的自觉意识。因为世界性与民族性，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看似对立其实是相反相成的，没有世界性的眼光，没有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作为参照，就根本无法意识到本民族自身的特质。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必须以他人为“镜像”的道理一样，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深化，同样需要以世界作为自身的“镜像”。这也正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存在的意义。鲁迅自己的小说其实就是很好的例证，从地域文化的特色看，鲁迅的小说很乡土很“绍兴味”，但这又是一种世界性眼光审视之下的“绍兴味”，在这样的眼光和视野的审视之下，民族文化深层的“国民性”乃从弥漫于文本表层的“绍兴味”中浮出，从而在一个世界性的大背景下，开始了对乡土的发现和反思。这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在鲁迅小说中的互动关系，缺其一，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动关系更趋复杂，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在互联互通和彼此交融中，地球正在变得平面化。没有世界性“在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

由此想到了天津的文学，想到了天津文学里的“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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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津味”：一种“味儿”，还是两种“味儿”？

无论是现代文学中的老舍，还是当代文学中的邓友梅，都是以描写老北京著称的“京味”作家。“京味小说”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有着一席之地的。北京有“京味”，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也就有了“津味”，而且在当代文学史中成绩不俗，比如冯骥才，比如林希。

然而天津却不同于北京，天津不仅有类似于“京味”的“津味”，更有类似于上海“海派”的“津味”。如果以天津的文化地理分布来加以区别，那就是“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和“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天津的“津味”其实有两种“味儿”。这两种味儿各自不同，相互并置，此消彼长……而在天津的文学中其实也有两种“津味”，只不过其中的一种被广泛关注，而另一种尚未被充分的意识到而已。

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上，曾作为“洋务运动”“洋务教育”重镇的天津，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先锋，一个孕育了中国“现代性”的发祥地。天津曾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创建了包括教育、金融、科技、邮电、军事、司法等多个领域里的“百项第一”，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世界性”文化背景，也便没有今天的天津了——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没有“五大道”没有“小洋楼”的“天津”吗？然而以往一提“津味”，人们便会自然而然想到“老城里”想到“三不管”，以为那才是带着民族性印记的地域文化，才是“津味”，而“五大道”、“小洋楼”是源于外来文化的殖民文化，是异己性的“它者”……我觉得这是有失偏颇的，上海的“海派”文化也是外来的，难道就不“上海”了吗？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了30年后的今天，对于“津味”的外延和内涵，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开放式的包容心态。

在天津的传统“津味”里，之所以总少了“五大道”、“小洋楼”这一“味儿”，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津味”中的这两种“味儿”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总也合不成一个“味儿”。在“海派”文化中，世界性与民族性在“现代性”诉求以及价值观上，基本上是统一的，已经融合成为了上海的一种文化性格。而在“津味”中，世界性与民族性却分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味儿”中，长期以来呈某种二元对立式的并置状态甚至是冲突状态，比如历史上有名的“火烧望海楼”。[FS:PAGE]

“津味”中的两种“味儿”在价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核心问题在于对“现代性”认同上的差异。上海和天津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大都市，应该说，“现代性”和世界性是其主流性的话语。然而现代化的潮流作为导向也有其双刃性，即当民族性遭遇现代性的压力时，有一部分人会与时俱进地去拥抱现代文明；而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在危机感的驱使下，产生更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对世界性文化的“认别”。国家/民族在与全球化的关系中如此，地域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此。在这种有关“现代性”诉求的价值取向上，上海的“海派”文化是更趋向于“认同”的，而天津的“津味”文化则既有“认同”又有“认别”，并由此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分流，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两种文化“味儿”。

我还没有见过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像天津一样，由“现代性”认同的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两种“津味”会呈现出如此戏剧化的并置，而且各自拥有一个集地理位置、社会阶层、方言语用、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于一体的文化隐喻系统。在与“五大道”、“小洋楼”等世界性文化标志构成了隐喻关系的语义轴里，普通话作为一种有别于天津话的“非方言”，就像是区别着不同话语系统的一个标签，而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也倾向于高雅和西化，是起士林，是音乐厅……而在与“老城里”、“三不管”等地方性构成隐喻关系的语义轴里，天津方言是民众话语系统的一个标志，而与此话语系统相关的则是一整套俚俗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是大红大绿，是舞高跷，是煎饼果子嘎巴菜……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差异与对立更呈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戏剧化形式于天津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着差异化的并置与言说。就城市的地理分布而言，“五大道”与“老城里”的对峙，可以作为同一城市里不同文化观念和阶层人群的象征。就语言语音而言，普通话与天津话之间泾渭分明的言说方式，也标志着话语方式和文化身份的不同。所以说天津话还是普通话，在天津往往会因联系语义轴的作用，而成为区分一个人身份阶层、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操天津话者往往会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改讲普通话，有时甚至会冒着发音蹩脚的风险，其目的也当然不在于语义方面的沟通，而仅仅是出于语音方面文化装饰性的考虑。这也与上海人对待上海话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应该说，“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也同样是城市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也更加直接和紧密。可以说，天津处于发展进步和繁荣兴盛的时期，也都是具有“现代性”诉求的天津文化占据着城市主流地位的时期，反之则是停滞和封闭。然而这种“津味”所遭遇的却是一再的“悬置”和“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唤醒了天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化发祥地的历史文化记忆，让充满“现代性”诉求的声音又重新回归到了主流话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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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津味”与新“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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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基调大多来自农业文明的话语方式，是以乡村的目光来观察和审视现实的。无论是赵树理还是柳青，这种特点都十分突出。虽然天津作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其文学创作中的“工业题材”也十分发达，但这种“工人文学”其实只不过是“农业题材”的某种“变体”，不仅与“现代性”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反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天津早期的工人，大多都来自农村，有着农民的底色，更因为整个“十七年”的文艺，很多都可以视为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叙事的不同的变体，在“城市文学”基本阙如的情况下，“工人文学”则以城市的“工业性”替代了城市的“现代性”。所以在传统的“工人文学”时代，是不容易尝到“津味”的。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改革文学”的大幕，天津作为“改革文学”之乡，从而也跻身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我以为“改革文学”的最大意义，就是开启了当代文学话语中有关“现代性”的诉求，重新回归到了一度中断了的[FS:PAGE]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进程之中。应该说，中国文学对于“现代性”的诉求，自近、现代文学的梁启超、鲁迅、胡适以来，一直都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主流话语，但后来因政治环境的变迁而逐渐被湮没。而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大潮，重新赋予了“现代性”以政治上的合法性，其间在从政治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转换上，“改革文学”可谓功不可没。以今天的观点去重新回顾当年的“改革文学”，我以为重要的不再是那些文本中的改革故事，而是“改革文学”所带来的那种现代性的开放式话语姿态，因为开放性与对话性正是文学的生命所在。

开放带来了天津文学的全面繁荣，自然也带来了作为文化小说之一种的“津味小说”的繁荣。天津作家中，最早以“津味小说”享誉文坛的，是冯骥才的《神鞭》和《三寸金莲》。冯骥才写“津味”，不是为了“津味”而“津味”，也不是为了还原“津味”的谱系和历史，而是借“津味”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反思。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虽然凸显了方言的“津味”，但小说深层的话语资源其实并不是来自方言的，而只是对天津方言的戏拟。依我个人的读解，我以为他其实是在以“五大道”的天津来看“老城里”的天津，是以非方言的话语立场来戏拟方言，是以现代的眼光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小说以传奇式的故事和寓言化的表达，来阐释作者对于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而小说中这一隐一显的两种“津味”之间的对话，其本身就已经暗喻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冯骥才小说中的“津味”是一种符号化了的“津味”，而符号的意义深层是两种“津味”间的纠葛，那么林希的“津味小说”写的则是记忆中的“津味”，其凸显的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犹如故事化了的地方口述史。林希小说的话语系统是“老城里”的“津味”，但又完全是文人化了的“津味”，所以其中既有怀旧式的况味，也有“现代性”的诉求，而其最大的看点就是那些支撑着故事场景或背景的亲历性的文化记忆。

属于亲历性历史文化记忆的“津味”小说，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张仲的《龙嘴大铜壶》等，这些小说的价值更偏重于民俗资料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亲历式的文化记忆也将日渐稀少，最终成为绝唱。

中青年作家笔下的“津味”，因基本来源于二手资料，其符号化特征也就更加明显。王松并非“津味”作家，但他也写过好几篇“津味小说”，而且写得有模有样，文本上很有特色，比如《沽上花》、《宁阳遗调》、《青楼·苏巴汤》等……当然，他小说中的“津味”完全是为了讲故事而设置的，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布景，但故事讲得确实精彩。王松是个很难被归类的作家，他是以“后知青文学”而走红文坛的。“后知青文学” 对于“上山下乡”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已经不再像传统“知青文学”那样深陷在当时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而是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更能以今天的视角去反观过去的荒诞，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野史”的特征。我觉得王松的这种现代意识和文本意识，也值得“津味小说”借鉴。

龙一的“津味小说”，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种符号性，即对历史性仪式、器物与遗迹的谱系研究。龙一的这一风格还不仅源自他的博学，更与他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龙一绝对是个讲求“闲适”的人，对传统的文化器物的把玩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堪称津派玩主。所以龙一的小说很“好玩”，好玩到故事场景比故事本身都更抢眼更有趣，他会沉迷在风俗画般的小说场景里，对各种旧时的吃穿用度、称谓名号、器物摆设等一一加以考证和还原，相比之下故事本身反倒成了某种陪衬。

 “津味小说”中，除了作为文化小说，讲述文化历史记忆中的老“津味”外，更有在现实题材中描写新“津味”的，其代表就是肖克凡的小说。我一直以为肖克凡写于上个世纪的《黑砂》，其意义绝不亚于他的近作《机器》，因为正是这篇小说奇迹般地让本已走进了死胡同的“工人文学”绝处逢生。[FS:PAGE]

工业题材一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山，它不像乡村题材那样具有丰厚的文化积累，而且“工业话语”先天地就与文学相隔膜，因为文学的话语在使用中，是偏重内涵义的，正是这种内涵义与其外延义所形成的反差，才构成了文学话语的“张力”。而“工业题材”，尤其是所谓的“车间文学”，由于需要涉及相关的工业专门用语，而这些用语不仅缺乏必要的内涵义，有些干脆就是行外人所根本听不懂的，这样就又需要用同样缺少内涵义的话语再去说明解释这些用语，如此一来，文学话语所需要的必要“张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尤其是在那个过分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的时代，“工人文学”始终在“车间文学”这样一种低水平的重复间徘徊不前，语义单一语调乏味，视角仅局限于车间而看不到社会，更看到世界潮流……其最终的走向没落，应该说也是必然的。而肖克凡的《黑砂》却借助浓重的现代“津味”改变了传统“工人文学”那封闭单一的“独白”式的话语方式，把具有“狂欢”性质的民间话语灌注到了冰冷的机器之中，从而把单调枯燥的工业生产变成了充满着七情六欲的“狂欢节”，把外延意义上的“铸铁”，与内涵意义上的“铸人”熔铸在了一起，使工业意义上的铸造成为了人文意义上的人格的铸造与成长。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黑砂》用以打动读者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炼金术原型”，而不再是传统“工人文学”中有关劳模的先进事迹了。“津味”就像一味神奇的添加剂，其所起到的作用绝不只是增加了小说的色彩，而是彻底的改变了文本的“分子结构”，让冷冰冰的铸铁也“文学”了起来。

与老“津味”不同，新“津味”指涉的是当下的生活，其来自“活着”的民俗而不是标本化了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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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多少“津味”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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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味小说”是天津文学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但对“津味”的研究，我觉得都还比较浅表化，许多更为深层的问题还尚未触及。比如，文学对“津味”是如何“误读”的，“误读”的成分到底有多大？“津味”是不是也已成为“异域情调”的某种想象物？再如，该如何正视“津味”中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因子？在以现代化为诉求的今天，对此该有怎样一种更为清醒的认识？另外随着旧城区的大面积改造和城市的重新布局，地理位置上的“老城里”、“三不管”早已面目全非，天津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异质化和多元化，“津味”的淡化是大势所趋……“津味”稀薄了，“津味小说”的未来何在？……

误读理论告诉我们，一切阅读皆误读。作为地方文化之一种的“津味”，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我以为对“津味”最大的误读，莫过于把两种“津味”给读成了一种。从近代史上看天津，应该说“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比“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更主流也更天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老城里”、“三不管”的天津只是作为“码头”的天津，而“五大道”、“小洋楼”的天津才是作为一个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天津。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总习惯于把天津想象成一个码头，而将一个港口城市的天津给遮蔽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即有政治经济环境变迁方面的，也有文化文学话语流变方面的，但大众文化对“地域”的想象与塑造也肯定是其中之一。就像那些方言小品对东北人、陕西人、河北人的想象与塑造一样，大众文化总是寻找地域文化中那些最表面化但却又是最易识别的符号，进行夸张性的想象与塑造……而这种想象与塑造一旦定型，就会拥有比真实更像真实的话语权力，甚至会以此去规定和改造现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津味”的大众文化想象，最初就出现在电视连续剧《血溅津门》里。

同样是现代化的国际性都市，同样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什么在大众文化的想象中，上海会被遮蔽其“土”而凸显其“洋”的一面，而天津却被遮蔽了“洋”的一面只剩下“土”了呢？我以为这是值得每一个天津人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个值得天津文学界思考的问题。[FS:PAGE]

“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里，有没有盲目排外、守旧落后的东西？有没有“反智主义”的反现代倾向？我觉得这尤其是“津味小说”需要正视与面对的。虽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早已成为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但置疑“现代性”并不等于不要“现代性”，而是为了更加全面的探寻“现代性”。针对于天津的具体情况而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箴言当是对“现代性”诉求的最佳诠释。

当然，对于“津味小说”来说更直接也更急迫的问题，还是“津味小说”如何应对“津味”自身发展演变的问题。一方面，新一代作家已不可能再具有老作家林希那样的亲历式“津味”记忆了，他们笔下的老“津味”基本上都是二手的，势必会越来越走向符号化。这就要求他们不能再把“宝”只押在“津味”上，而更应该寻求小说文本自身的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随着天津旧城区的改造与城市的重新布局，以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原有的民风民俗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在全球化、网络化正在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平面的今天，“津味”的日趋淡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城市现代了，“津味”何处寻？有多少“津味”可以重来？

上个世纪的传统“工人文学”中有一篇叫《欢乐的离别》的小说，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厂搞“机械化运动”，要与传统的铁锤作“欢乐的离别”了……那么对于今天的天津作家来说，是不是也要与“津味”说声“ 欢乐的离别”了呢？我以为绝非那么简单。

从今天的角度重看《欢乐的离别》，可以发现那时的“机械化运动”，其实就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就算在自动生产线、流水线早已大量普及的今天，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难道那时的工厂真就“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安置的地步了吗？这篇小说貌似是歌颂“现代化”的，但话语方式却是反现代的，是对现代化的无知。任何的时代进步，过程都极其复杂曲折，不可能像“以旧换新”那么简单。“津味”的演变与淡化，其实正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本身就值得作家去高度关注。我发现肖克凡的新作《机器》里，就出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出现了对于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思考。可见他已对新“津味”小说的“可持续发展”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我倒觉得“津味”变淡了的背后，其实是“津味”在转换，是曾被遮蔽了的另一种“津味”——“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越来越成为主流话语的一个标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无论对于天津还是天津的文学，都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以“现代性”为自身诉求的“津味”，会丰富“津味小说”的话语资源，使其更具现代性和对话性。两种“津味”的对话不仅不会湮没其中的本土性，相反地倒会彰显之，会在世界性的背景中去重新发现本土，也可一改以往“津味小说”中本土性有余而世界性不足的不均衡状态。

当然，文学是需要积累的，不可能按照某种文化理念去凭空构建。那么“五大道”的“津味”在天津的文学实践中有没有话语基础呢？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女作家赵枚，我认为她的话语系统就是来自“五大道”文化的。赵枚作品中的场景总是与天津的“五大道”、“小洋楼”构成一种隐喻关系，具有非常独到的世界性文化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我觉得这其实正是赵枚能够在众多的天津作家中独树一帜的关键。赵枚算不算广义上的“津味”作家？赵枚的写作实践能不能也成为“津味”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尚需探讨，但我个人是倾向于肯定的，因为这样可以拓展“津味”的外延与内涵，使其具有更多的文本可能性。再如女作家宋安娜，她的纪实文学新著《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被评论界认为是开创了天津小洋楼文化研究的新篇章。我以为这些都是“津味”文学转换与创新的话语基础。

前不久，我在《超隐喻之思——一种修辞观的阐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真正的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御，而是对语言的解放；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那么对于天津文学而言，我以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津味”的解放。[FS: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