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藏策博客 作者：藏策） 响沙湾·登封 从上个月31号去响沙湾参加“ 风景 摄影的现状及突破路径”的研讨会，以及王争平作品研讨会，5号又赶到河南登封参加“国学与软实力”高端论坛，8号回到北京，9号才回到家里，今天终于感冒了…… 有关风景摄影的讨论非常热烈，而且时有交锋。今天总算把发言录音整理出来了，下面是我的发言： 风光摄影，我们今天也叫它风景摄影，作为一个门类，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是风景摄影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基因变异”。那就是长期以来被政治利用，那时候唱的歌词都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风光摄影便成了“生活充满阳光”的影像版。而这种思维定势又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惯性，一种“超隐喻”，直至今天的糖水片泛滥。所以把风光摄影改叫风景摄影也有个好处，就是加大了外延和内涵，并且可以把景观摄影涵盖进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的路径。 糖水片在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失去话语权，但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研究的价值。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糖水片实际上是人们关于现实的一个影像乌托邦。如果说 纪实摄影是有关现实的直面的映像的话，它则是现实的一种反转的镜像，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的方式。“色影无忌”曾搞过一个“不一样的风景”的影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前主要是文本方面分析的，现在再补充上观看方式上的不同：区别这两种不同的风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就是拍摄者观看现实的态度：一个是正像的，一个是反像的。我发现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发现人们是如何回避现实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想象去回避现实的。糖水片提供了人们回避现实的一种想象，也恰好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所以我认为非常值得研究。至于“回避现实”的问题，我不想从伦理学的角度去评说它的是与非。套用艺术评论界的一句话说，直面现实是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而回避现实问题其实正因身处现实的问题之中。所以无论是直面也好，还是回避也好，其实都是与现实问题有关的，谁也不可能完全的绕开现实的问题。中国文化自古就有所谓“入世”和“出世”之分，“出世”的文化传统认为周围的现实不是“现实”，或者说不是理想中的现实，必须去寻找一个世外桃源……这在今天就是去营造一种影像的乌托邦。这其实也是人们心理上“自我防卫机制”的需要。这些对大众文化心理的研究，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众文化心理借助了哪些想象。这本身其实也是对于糖水片的一种“顺势疗法”，即点醒大众文化想象中的“白如梦”。 风景摄影和糖水片不能完全混同。糖水片是消费时代里的一种大众文化，作为基层影友的一种摄影方式，自有其存在的空间。但如果糖水片的话语方式向风景摄影过度蔓延的话，那就出现问题了。以前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超隐喻”，也就是政治宣传对风景摄影的过度利用，比如我批评过的那个《天上人间》，多是政治糖水。而现在更大的问题则是想象力匮乏，人们拍出来的东西都太雷同，太模式化了，大家不是比谁更创新，而是比谁拍得更“漂亮”。而那些转向到了“直面现实”的则是在比谁拍的内容更“雷人”。 另外，在今天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新的媒介对文学、摄影以及其他艺术门类，都会引起很大的改变。新媒体会不会对已有的传统观看方式和话语方式有所突破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们今天在理论上探索得还不够。当然，理论永远不可能具体的告诉你去怎么拍，但理论在分析了种种可能性之后，会激发摄影家的想象，会给他灵感。同时理论家也会从摄影家那里获得灵感，这[FS:PAGE]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一直反对用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理论不是摄影教科书，不是相机使用手册。 我再补充一句。我说的对于糖水片的研究，不是因为糖水片本身有多高的研究价值，而是要通过糖水片去研究大众文化心理，这其实是一种症候式研究。深入探索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心理的想象，是很有价值的。我说的顺势疗法，是我们的研究可能对糖水片本身是一种顺势疗法。 下面下面是我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提要： 超隐喻视界中的“传统文化” 内容摘要：以超隐喻理论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可以得出与以往本质主义立场完全不同的结论。与本质主义看待文化的立场不同，超隐喻理论不再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去机械地判断传统文化的好与坏、精华与糟粕……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去分析其中的结构关系。因为“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文化元素，其本身其实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把它们置于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进行庸俗的政治利用，其本身就是一种“超隐喻”的方式，应引起警惕。 关键词： 超隐喻、本质主义、传统文化、国学、政治利用。 “超隐喻”1是笔者发明的一个词，其学术灵感来自美国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法国人的“俗套研究”。超隐喻理论是笔者借助西方解构主义理论以及“喻说理论”，针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以超隐喻理论来观察国学以及传统文化，则可以突破以往本质主义的僵化视角，以动态的修辞关系来看待之，从而得出全新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展开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实际上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讨论，其实是以“文化”作为隐喻的一种政治修辞。但就其文化学本身的意义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中西文化大讨论，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站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化的。于是乎得出的结论也就无外乎三种：1、全盘西化派；2、传统派；3、中西合璧派。 先看第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说的语言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还能以传统的自我，用传统的语言，去彻底地“反传统”呢？再看第二种，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帝制”的产物，鲁迅把它比作“吃人”的文化和“人肉的宴席”，一点都不为过。难道就需要弘扬这些吗？难道“五四”新运动真的搞错了吗？ 第三种中西合璧派似乎最为“中庸”。然而，既然传统文化乃历史形成而非出自人为设计，那么继承传统文化又如何能先设计出一幅蓝图，然后按图索骥，只选好的不选坏的，只取精华，不取糟粕呢？我们真的能将“精华”与“糟粕”截然地分开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多元主义”2，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多元主义来替代以往相对狭隘的“一元论”。 与本质主义看待文化的立场不同，超隐喻理论不再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去机械地判断传统文化的好与坏、精华与糟粕……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去分析其中的结构关系。因为“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文化元素，其本身其实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把它们置于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如在现代的语境中看待之，其都是文化遗产，都是需要保护[FS:PAGE]和弘扬的——林毓生先生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其实也就是想给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换到现代文明的结构关系中去。相反，如果将其置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超隐喻的结果关系中，则都是有害的。 维系着中国千百年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超隐喻”。 “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超隐喻”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同时“超隐喻”也是一种“俗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俗套”。其往往是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变为了不容质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什么是“过分”（超）的隐喻呢？先说隐喻中的比喻，说“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谁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铁人，每天弄三顿钢块来吃。又说，“君臣如父子”，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实君臣还有如师徒（如皇帝和他的老师，皇帝征求大臣意见）的时候，甚至也有颠倒了父子关系（如溥仪在幼年时）的时候。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了，皇帝当学生的时候也是“父”，甚至只是一个小儿的时候，还是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如父子”的这个比喻，被“过分”（超）地隐喻了。把皇帝说成“龙”，说成“天子”，也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都被当了真，这也是被“过分”（超）地隐喻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人是铁饭是钢”这样的比喻，不去当真，而对有关皇上的比喻就当了真呢？因为有关皇上的事，关系到封建的极权统治问题，于是意识形态当然就要进行编码了。 再说较比喻的范畴更大的隐喻，还举“故乡”的例子。人对其故乡有一定的感情，取一种认同的隐喻的态度，如说“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等，这还基本属于隐喻，虽然不能说就没有问题，但也还没到“过分”（超）的程度。但要是鲁迅（就以他为例吧）把什么“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之类的隐喻“过分化”了，回到“故乡鲁镇”以后，见到了鲁四老爷就说：啊，我的本家，多么儒雅的老人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靠他们来传承啦！见到祥林嫂就说：唉，苦命人呀，不过在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鲁镇无私地接纳了她，四叔还给了她一份工作，这真是爱的奉献哪！只要人人都……看见她捐门槛，又道：哇，好好的民俗啊，快找相机拍下来！……又在“未庄”看到阿Q卖偷来的衣服，于是感叹道：原来人们早就懂得市场经济了，真是“愧对X商”啊！——这就“过分”了，这就是对所谓“故乡”的“超隐喻”。因为“亲不亲”、“美不美”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修辞，而且成为了意识形态，成为了装饰愚昧掩盖罪恶的同谋和帮凶。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中，有所谓“过分符号化”的说法。比如，“红”原本只是一种颜色，当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后，就被符号化了，成为了某种代码。当这种意义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如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是被“过分符号化”了。“过分符号化”之后应该是“解符号化”，如时装表演中的红色，就又是一种颜色了。“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 笔者在相关文章中曾说：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FS:PAGE]“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所以，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以“超隐喻”理论来重新看看待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也有学者将传统文化分成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层面——其实也就是“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而批判“文化传统”。 笔者另一篇文章里笔者进一步写道： ……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秦始皇兵马俑是专制（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的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我们来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 此外，以超隐喻理论看待传统文化，可以导出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被政治所庸俗利用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传统文化”被“文化传统”所挟持所绑架，以达到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国学”就首先应该破除绑缚在“国学”身上的种种枷锁，将其解放到一种真正自由的语境里休养生息……而不要再像以往那样先将其谋杀，再将其遗体制成标本奉为偶像来让人膜拜。 注释： 1、 详见笔者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们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2、 如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即持此说。 我在会议上的发言中着重提出，不能再以超隐喻的方式来对待国学与软实力的问题，尤其不能再过度地利用传统“国学”去为政治合法性买单，否则我们得到只能是虚妄的所谓“软实力”，而实际上则是“实力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