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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隐喻视界中的“传统文化”

2011-1-17 15:06| 发布者: | 查看: 1354| 评论: 0

(来源:藏策博客   作者:藏策)

响沙湾·登封


   从上个月31号去响沙湾参加“ 风景 摄影的现状及突破路径”的研讨会,以及王争平作品研讨会,5号又赶到河南登封参加“国学与软实力”高端论坛,8号回到北京,9号才回到家里,今天终于感冒了……

    有关风景摄影的讨论非常热烈,而且时有交锋。今天总算把发言录音整理出来了,下面是我的发言:

    风光摄影,我们今天也叫它风景摄影,作为一个门类,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是风景摄影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基因变异”。那就是长期以来被政治利用,那时候唱的歌词都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风光摄影便成了“生活充满阳光”的影像版。而这种思维定势又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惯性,一种“超隐喻”,直至今天的糖水片泛滥。所以把风光摄影改叫风景摄影也有个好处,就是加大了外延和内涵,并且可以把景观摄影涵盖进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的路径。
  
    糖水片在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失去话语权,但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研究的价值。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糖水片实际上是人们关于现实的一个影像乌托邦。如果说 纪实摄影是有关现实的直面的映像的话,它则是现实的一种反转的镜像,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的方式。“色影无忌”曾搞过一个“不一样的风景”的影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前主要是文本方面分析的,现在再补充上观看方式上的不同:区别这两种不同的风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就是拍摄者观看现实的态度:一个是正像的,一个是反像的。我发现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去发现人们是如何回避现实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想象去回避现实的。糖水片提供了人们回避现实的一种想象,也恰好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所以我认为非常值得研究。至于“回避现实”的问题,我不想从伦理学的角度去评说它的是与非。套用艺术评论界的一句话说,直面现实是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而回避现实问题其实正因身处现实的问题之中。所以无论是直面也好,还是回避也好,其实都是与现实问题有关的,谁也不可能完全的绕开现实的问题。中国文化自古就有所谓“入世”和“出世”之分,“出世”的文化传统认为周围的现实不是“现实”,或者说不是理想中的现实,必须去寻找一个世外桃源……这在今天就是去营造一种影像的乌托邦。这其实也是人们心理上“自我防卫机制”的需要。这些对大众文化心理的研究,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众文化心理借助了哪些想象。这本身其实也是对于糖水片的一种“顺势疗法”,即点醒大众文化想象中的“白如梦”。
  
    风景摄影和糖水片不能完全混同。糖水片是消费时代里的一种大众文化,作为基层影友的一种摄影方式,自有其存在的空间。但如果糖水片的话语方式向风景摄影过度蔓延的话,那就出现问题了。以前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超隐喻”,也就是政治宣传对风景摄影的过度利用,比如我批评过的那个《天上人间》,多是政治糖水。而现在更大的问题则是想象力匮乏,人们拍出来的东西都太雷同,太模式化了,大家不是比谁更创新,而是比谁拍得更“漂亮”。而那些转向到了“直面现实”的则是在比谁拍的内容更“雷人”。

      另外,在今天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新的媒介对文学、摄影以及其他艺术门类,都会引起很大的改变。新媒体会不会对已有的传统观看方式和话语方式有所突破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们今天在理论上探索得还不够。当然,理论永远不可能具体的告诉你去怎么拍,但理论在分析了种种可能性之后,会激发摄影家的想象,会给他灵感。同时理论家也会从摄影家那里获得灵感,这[FS:PAGE]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一直反对用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理论不是摄影教科书,不是相机使用手册。

        我再补充一句。我说的对于糖水片的研究,不是因为糖水片本身有多高的研究价值,而是要通过糖水片去研究大众文化心理,这其实是一种症候式研究。深入探索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心理的想象,是很有价值的。我说的顺势疗法,是我们的研究可能对糖水片本身是一种顺势疗法。

    下面下面是我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提要:


    超隐喻视界中的“传统文化”
   
藏  策

   
    内容摘要:以超隐喻理论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可以得出与以往本质主义立场完全不同的结论。与本质主义看待文化的立场不同,超隐喻理论不再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去机械地判断传统文化的好与坏、精华与糟粕……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去分析其中的结构关系。因为“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文化元素,其本身其实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把它们置于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进行庸俗的政治利用,其本身就是一种“超隐喻”的方式,应引起警惕。
   
    关键词:  超隐喻、本质主义、传统文化、国学、政治利用。
   
    “超隐喻”1是笔者发明的一个词,其学术灵感来自美国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法国人的“俗套研究”。超隐喻理论是笔者借助西方解构主义理论以及“喻说理论”,针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以超隐喻理论来观察国学以及传统文化,则可以突破以往本质主义的僵化视角,以动态的修辞关系来看待之,从而得出全新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展开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实际上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讨论,其实是以“文化”作为隐喻的一种政治修辞。但就其文化学本身的意义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中西文化大讨论,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站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化的。于是乎得出的结论也就无外乎三种:1、全盘西化派;2、传统派;3、中西合璧派。

    先看第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说的语言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还能以传统的自我,用传统的语言,去彻底地“反传统”呢?再看第二种,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帝制”的产物,鲁迅把它比作“吃人”的文化和“人肉的宴席”,一点都不为过。难道就需要弘扬这些吗?难道“五四”新运动真的搞错了吗?

    第三种中西合璧派似乎最为“中庸”。然而,既然传统文化乃历史形成而非出自人为设计,那么继承传统文化又如何能先设计出一幅蓝图,然后按图索骥,只选好的不选坏的,只取精华,不取糟粕呢?我们真的能将“精华”与“糟粕”截然地分开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多元主义”2,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多元主义来替代以往相对狭隘的“一元论”。

    与本质主义看待文化的立场不同,超隐喻理论不再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去机械地判断传统文化的好与坏、精华与糟粕……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去分析其中的结构关系。因为“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文化元素,其本身其实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把它们置于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如在现代的语境中看待之,其都是文化遗产,都是需要保护[FS:PAGE]和弘扬的——林毓生先生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其实也就是想给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换到现代文明的结构关系中去。相反,如果将其置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超隐喻的结果关系中,则都是有害的。

    维系着中国千百年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超隐喻”。

    “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超隐喻”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同时“超隐喻”也是一种“俗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俗套”。其往往是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变为了不容质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什么是“过分”(超)的隐喻呢?先说隐喻中的比喻,说“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谁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铁人,每天弄三顿钢块来吃。又说,“君臣如父子”,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实君臣还有如师徒(如皇帝和他的老师,皇帝征求大臣意见)的时候,甚至也有颠倒了父子关系(如溥仪在幼年时)的时候。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了,皇帝当学生的时候也是“父”,甚至只是一个小儿的时候,还是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如父子”的这个比喻,被“过分”(超)地隐喻了。把皇帝说成“龙”,说成“天子”,也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都被当了真,这也是被“过分”(超)地隐喻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人是铁饭是钢”这样的比喻,不去当真,而对有关皇上的比喻就当了真呢?因为有关皇上的事,关系到封建的极权统治问题,于是意识形态当然就要进行编码了。

    再说较比喻的范畴更大的隐喻,还举“故乡”的例子。人对其故乡有一定的感情,取一种认同的隐喻的态度,如说“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等,这还基本属于隐喻,虽然不能说就没有问题,但也还没到“过分”(超)的程度。但要是鲁迅(就以他为例吧)把什么“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之类的隐喻“过分化”了,回到“故乡鲁镇”以后,见到了鲁四老爷就说:啊,我的本家,多么儒雅的老人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靠他们来传承啦!见到祥林嫂就说:唉,苦命人呀,不过在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鲁镇无私地接纳了她,四叔还给了她一份工作,这真是爱的奉献哪!只要人人都……看见她捐门槛,又道:哇,好好的民俗啊,快找相机拍下来!……又在“未庄”看到阿Q卖偷来的衣服,于是感叹道:原来人们早就懂得市场经济了,真是“愧对X商”啊!——这就“过分”了,这就是对所谓“故乡”的“超隐喻”。因为“亲不亲”、“美不美”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修辞,而且成为了意识形态,成为了装饰愚昧掩盖罪恶的同谋和帮凶。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中,有所谓“过分符号化”的说法。比如,“红”原本只是一种颜色,当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后,就被符号化了,成为了某种代码。当这种意义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如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是被“过分符号化”了。“过分符号化”之后应该是“解符号化”,如时装表演中的红色,就又是一种颜色了。“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

    笔者在相关文章中曾说: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FS:PAGE]“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所以,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以“超隐喻”理论来重新看看待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也有学者将传统文化分成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层面——其实也就是“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而批判“文化传统”。

    笔者另一篇文章里笔者进一步写道:
  
    ……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秦始皇兵马俑是专制(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的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我们来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

      此外,以超隐喻理论看待传统文化,可以导出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被政治所庸俗利用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传统文化”被“文化传统”所挟持所绑架,以达到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国学”就首先应该破除绑缚在“国学”身上的种种枷锁,将其解放到一种真正自由的语境里休养生息……而不要再像以往那样先将其谋杀,再将其遗体制成标本奉为偶像来让人膜拜。

    注释:

    1、  详见笔者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们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2、  如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即持此说。

      我在会议上的发言中着重提出,不能再以超隐喻的方式来对待国学与软实力的问题,尤其不能再过度地利用传统“国学”去为政治合法性买单,否则我们得到只能是虚妄的所谓“软实力”,而实际上则是“实力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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