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出版商不要仅仅将摄影定位在“娱乐”上

1989年出版 游棣主编

出版商不要仅仅将摄影定位在"娱乐"上

——像素杂志对鲍昆的采访

像素：有人认为，目前的中国摄影出版还在中低端产品徘徊，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鲍昆：有关摄影的出版物近年来是非常繁荣的。这和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摄影器材生活化有关。物质生活的提升，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原来属于生活奢侈品的摄影器材进行心理补偿性的消费， 于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消费国家。大量的摄影发烧友潮水般的涌现，也造成了摄影普及知识的市场性需求。尤其是在此期间推波助澜的数码技术普及，更是给普通摄影知识书籍的出版热火上浇油。确实如你所说，这类书籍在摄影文化的知识结构中属于中低端产品。但这属于正常现象，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是。问题是，其他发达国家的摄影出版物和摄影生态一样，也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在大量普及型的书籍上面还有相当分量的探讨摄影文化内涵的书籍。这却是我们所欠缺的。不过这也和我们的摄影人群的文化程度相合，甚至也和我们的出版机构的自身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也说明我们庞大和热闹的摄影热文化程度并不高。

像素：从八十年代至今，中国摄影出版在不同时期有过哪些热点和重要现象？

鲍昆：由于过去中国因意识形态问题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文化闭关锁国状态，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摄影书籍出版物非常少，尤其是境外的摄影译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一些前苏联的摄影书籍翻译出版，但不多。这期间大都是一些中国摄影前辈撰写的摄影技术书籍，能够上升到艺术理论层面的，我记得只有吴印咸先生为北京电影学院撰写的教材《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但发行量不能说大，因为是纯粹的专业性书籍。六十年代初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批"实用摄影知识丛书"，印数很大，每辑都是几万册，而且都重印。这批书是小册子形式，价格只有两毛钱，非常受欢迎。这批书在文革开始时出版中断，但在不久又恢复出版，也就是说文革中也未中断。文革结束后，这批书开始更大规模的发行，量更大了，从一个方面说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大好局面。这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的摄影出版热。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以"丛刊"的方式出版了《摄影丛刊》，也是小32开本的小册子。这其实是一种不定期的摄影杂志，从技术知识到国内外摄影文化信息杂陈，可读性极高，而且发行量极大。这本小书对推动以后的摄影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总的来说八十年代的摄影出版是以杂志期刊为主的，专门的书籍并不多。期间有若干关于摄影师作品的出版，但实际的影响并不大，而且所形成的影响倒不是文化上的，反而有些像是肯定摄影师成就的意思。

即使是不太繁荣，但还是有几本值得充分肯定的摄影出版物。它们是由杨绍明先生融资在香港出版的两本"现代摄影沙龙"两届展览的画册，尤其是在1986年出版的《十年一瞬间》。这本书和相应的展览，在纠正八十年代初中国摄影界兴起的有些走火入魔的泛艺术倾向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国纪实摄影运动的兴起埋下了种子。在《十年一瞬间》的影响下，以胡武功和侯登科为首的陕西群体举办了《艰巨历程》现实主义摄影展，并将展览内容出版了一本《中国摄影四十年》的大型画册。这本书在梳理1949年后中国摄影历史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影响深远。

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另外两本书，当时影响不大，但今天看来确实功德无量。它们就是1987年出版的由马运增、陈申、胡志川等人编著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和1988年由龙憙祖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这两本书当时显得曲高和寡，影响不大，但是今天来看一个是搭建起中国摄影史的基本框架，一个是对中国[FS:PAGE]人关于摄影的思想史梳理，都是我们必须高度肯定的。

九十年代初起，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台湾阮义忠先生的《当代摄影新锐》一书，先后两个版次，总印数高达两万册。阮先生的书在今天看来在学术上并非严谨，但在对当时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了解世界摄影状态上起到了十分关键性的作用，至今许多功成名就的摄影人谈到此书还津津乐道。其实在阮义忠的书出版前的六、七年，中国摄影出版社曾经影印过台湾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曾恩波先生编著的《世界摄影史》一书。但那本书是内部发行，加之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的陌生而阅读困难，所以虽然印数不少却影响不大。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印刷出版大发展，摄影出版物渐渐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狄源沧现象"。狄源沧先生和多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很多译介西方摄影作品的书籍，满足了正在风起云涌的摄影热潮的渴求。严格说，这些译介书籍缺少系统性，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摄影出版是一个"狄源沧时代"。

二十一世纪这十年以来，中国的摄影热潮如火如荼，出版行业也如是，而且竞争激烈。众多出版社纷纷抢滩占地，出版了大量质量不高的摄影书籍。许多本是编译的书籍却以专著的名义出版，曝露了中国学术规则的缺失。

在这十年中，有几本不得不提的书。一本是2003年由王璜生、胡武功联合主编的《中国人本》，一本是2000年旅美华人李元先生著作的《瞬间遐思》。前者以鲜明的现实主义主张呼唤摄影的历史价值，提出了摄影必须要紧密地反映和面对生活，坚持了摄影的纪实性主张；后者非常原创性地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风景摄影观，获得了当时风光摄影爱好者的热捧，影响极大。再有一本书，是朱其先生编著的《中国先锋摄影》，对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观念性色彩极强的各种跨界的新摄影现象，作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呈现，推动了"当代艺术"样貌的，以摄影作为媒介的影像艺术的发展。这三本书，其实也恰好反映了这十年来在摄影这个媒介上生发出来的三个方向。还有一本必须高度肯定的书，就是由李媚编辑的已经故去的侯登科的作品集《麦客》。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众多的摄影师如何专业性的编辑整理自己的摄影作品，在芜杂的素材当中提升和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当然类似的带有大众出版物色彩的还有安哥的《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和李晓斌的《变革在中国》，以及赵铁林的《另类人生》等。另外，孙京涛先生的《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是结合中国实际对纪实摄影进行全面思考的书，而且态度严谨，显得难能可贵。

像素：作为一个摄影家和研究者，您认为目前中国摄影出版面临的最大问题。

鲍昆：我个人认为最近的出版状况是不错的。一些出版社不管是什么利益出发，还是出版了不少的好书的。近些年来，中国的版权交易机构出现了不少，官办和民办的都不少，这给国际优秀的图书引进带来了不少的便利。现在许多国外刚刚出现的好书，这里的许多出版商已经跟进，而且半年之内就能出版。原版书的引进可以让我们的摄影人看到原汁原味的优秀著作，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近年来引进的安妮·霍伊的《摄影圣典》和《美国新闻摄影教程》、《美国摄影教程》，以及《美国艺术摄影图片制作》等都是非常好的书。这里我想应该提倡对翻译者的敬意，因为他们严肃的劳动让我们才能真正分享优秀的学术成果。翻译，是一个高尚和真正学术性的职业，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年来把翻译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于是就都愿意"著"而不愿意"译"，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文化现象，太浮躁和浅薄了。

如果回到中国本土著作的角度看，确实还是有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真正原创性的，深入对本土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著作。大家都急于出版"著作"，但很多[FS:PAGE]都是东抄西抄胡乱拼凑的，要不就是找几个摄影师做些访谈，快速成书，而不是仔细认真地进行研究分析，以严格的学术态度进行著作。我们的一些作者，不讲基本的学术规范，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但不给予基本的尊重注明出处和参考阅读，甚至干脆变成自己的话重新写一遍。这在西方学术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在我们这里却是普遍的情况。出版商们急于占领市场，对于出版人必须遵循的学术准则也完全弃之不见，对一些没有学术道德的书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前途的戕害，早晚会见效的。

像素：在这个全民单反的时代，摄影技法书层出不穷。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集却很难见到。最近几年，纪实摄影类书籍不多见也很难产生较大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鲍昆：你说的这种现象其实是我们当下的文化状态。中国正处于高速的脱贫致富的转型时期，人们唯物质、唯金钱、唯技术至上。长期的饥饿、贫穷 导致刚刚富裕起来之时对生活进行掠夺性和补偿性的享受，于是自私自利己成为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态度。前些年还可以见到如《黑镜头》系列那样关注现实的纪实摄影丛书，现在确实非常少了。不过，网络的平台代替了纸本书籍的传播方式也是一个不得不看到的原因。许多迅速反应现实的纪实摄影作品更多的是在网络上呈现了，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像素：谈谈你对未来中国摄影出版的想法和建议。

鲍昆：由于网络写作和呈现的普遍趋势，摄影著作的出版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作为作品呈现的书籍出版。技术型书籍的出版黄金时期，我想也可看到它将要暗淡的结果了，因为现在的摄影器材和数字软件越来越呈消费性，就是越来越傻瓜化，人们不会太需要老是必须买本书来消化了。鉴于此，摄影书籍的出版商应该及时调整自己，将摄影书籍的出版向高端方面移动，就是将摄影瞄准到作为视觉文化的属性上来。应该多扶植和引进优秀的原创性的有关摄影文化思考的著作，进而达到推动摄影文化与生活和历史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将摄影定位在"娱乐"上面。

本文发表在2011年3月出版的第5期像素杂志上 标题为杂志所加

1955年出版

1964年出版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6年出版

1980年代中前期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出版 马运增、陈申、胡志川等编著

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