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我在中国摄影家协会7月30日召开的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近来我一直在研究心灵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打通中西文论与批评的鸿沟，将传统国学中的洞见引入当代批评……恰好这个讨论会的内容又是讨论“让文艺复归心灵，让创作贴近现实”的，于是我干脆把自己近来的思考整理成发言稿，不仅是对会议议题所发表的个人见解，更是对自己近来构建的新的理论平台的一个全面阐述。
心灵与现实：理论批评的“终极关怀”
藏策发言稿
《让文艺复归心灵 让创作贴近现实》这篇文章里，主要展开讨论了的，其实是三个大问题，也就是有关文艺家的心灵问题、如何看待现实的问题，以及对于当下理论批评的检讨。这三大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问题，而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解决好？这正是我这几年来下大力气在理论上寻求答案的问题，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答案。所以在这里，我想把我个人的思考说出来，与大家交流和分享。
诚如文章中所言，这些年来文艺的发展，也走上了如同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那样的道路，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泡沫”。我在前些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开卷有益”在今天已经失效了，“开卷无益”甚至“开卷有害”的书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当真正的学术、知识和文艺缺席时，媒体和出版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不能减缓文化生产的节奏，于是大量俗套化了的文艺作品、各类以“知识”之名行欺世之实的“伪知识”通俗读物……以及形形色色流行文化的泡沫……便纷纷上市了。当这些东西通过“宣传炒作”等“市场营销”的手段而得到“市场”的盲目追捧时，一个文化生产的恶性循环也便形成了……这些出版物其实从法律的层面上讲，绝大多数都没有违反相关的出版法规，都是合法的出版物。但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讲呢，又确实格调不高，从文本形式上看大多属于俗套；从基本的价值观上看，无非就是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所营造的大多是小市民们的终极梦想。人非圣贤，一般的世俗社会出于本能去追求权力和名义本也无可厚非，但若全社会都滞留在这样一种低层次的人生境界中，而无视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时，就很不正常了。陈寅恪在悼王国维的碑文里，开篇就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也就是说，读书和做学问的终极目的是摆脱俗谛的——那么如果像今天这样，读书不仅不能摆脱俗谛，反而有可能会深陷俗谛，那“开卷”又怎么能“有益”？文化的意义何在？文艺的意义又何在？
首先说一说心灵的问题：
世上不可能没有俗人，不可能没有小市民阶层，这一点是要正视的，不正视这一点，就又会搞成“假大空”式的“伪崇高”，那是更大更恶的俗。但作为文艺家却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俗人，至少真正有追求的文艺家应该有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文艺界多少年来就一直提倡“心灵写作”、“灵魂写作”，为什么始终不见效果？我以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体制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也有文艺家自身的原因。比如文章中所举的“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等等所打造出来的“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等等，就说得比较切中时弊。属于体制的原因，我觉得也应该引起体制自身的重视，并认真地反思一下了。这个我不多讲，我只讲文艺家这方面的。为什么早就在大力提倡的“心灵写作”，在现实中却往往收效甚微呢？我以为，只是倡导或是批评，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心灵大概是这世上最最复杂的了，怎么可能简单地提倡或批评一下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心灵如果迷失了，就会在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就算想“复归心灵”，也会不得门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迷失了的心灵找回来。为此，我提出了“写作的六字真言”，即“我为什么写作？”这个对于摄影界也是一样的，改成“我为什么摄影？”就可以了。艺术家为什么会走上艺术这条路？原因肯定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共通的，那就是艺术家在内心世界的深层，与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总会有某种把源自内心的冲动，外化为文本或其他符号形式的渴求，唯有如此内心才会得到暂时的安宁。这也正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作家、艺术家，一旦走上了创作之路，艺术创作就成为了他的一项事业。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但心灵迷失的歧途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为了迎合编辑或评委的口味，为了迎合领导的意图，为了流行，为了获奖，为了卖钱……总之，有许许多多可以令事业“速成”的“捷径”在那里诱惑着你……如果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到头来一事无成，也许真的能获得暂时的荣誉和利益，但代价却是背叛了你的心灵。沙米索有一篇著名的寓言小说，叫《出卖影子的人》，讲一个人因向魔鬼出卖了他自己的影子而获得了金钱，但这个失去了影子的人并没有因为得到了金钱而幸福，相反却痛苦万分，于是他又走上了赎回影子的艰辛之路……迷失了心灵的作家、艺术家就犹如这个出卖了影子的人，虽然一时的浮名可以满足虚荣心，得到的利益可以满足物欲，但代价则是来自心灵的更大的压抑。——当然，如果当物欲的满足彻底地替代了心灵的冲动，连压抑也感觉不到了，那他的心灵也就从艺术家蜕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也就是说他彻底浪费了他自己本已拥有的天赋和才华，当然也就注定无法达到人生的自我实现。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即便以世俗化的标准看，能否叫做“成功”？
我提出所谓“写作的六字真言”，就是要唤醒蛰伏乃至沉睡在人们心中的艺术原动力，找回走上艺术之路的“本心”。唯有如此，才能够重新体验到艺术创造给心灵带来的真正的快慰和满足。当这种真正源自艺术创造所获得的快慰和满足，一旦超过了那些源自名利和物欲的满足时，“让文艺复归心灵”才会真正成为作家、艺术家们发自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渴求，而非外力的驱使。
孔子曾经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写作、摄影，其实也都是一个道理，首先都应该是为己的，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的。只有能够先满足了自己心灵的需求，才谈得上去与他人的心灵共同分享，才有可能成为人类心灵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就好比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其“炼”成的过程首先就是从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开始的——对此，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是有着严格要求的，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在自己接受过精神分析之后才算真正合格——唯有经历过自我的心理困惑和疗治的人，才有可能对他人的心理感同身受，才有可能对人类的心理洞若观火……所以，作家、艺术家避免迷失心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经历一个甚至是若干个的“为己”的阶段。就像武侠故事里的武功大师都要经历“闭关修炼”一样，不“闭关”怎么能体味得到武学的至高境界？而今天的文学、艺术和摄影呢？大家众口一词的评判是：浮躁。浮躁在了哪儿？依我说，就浮躁在了“为己”这个重要阶段的缺失，只顾着一味地去为人，为人，为人……
我也曾自省过我这些年来的写作和理论研究，我其实也无法保证我自己的那些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世间就没有一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还要不断地苦苦探寻呢？答案只有一个，为了满足心灵的需求。写作与研究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寻求心灵能指的过程，一个悟道的过程，一个心灵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无以言表的快乐——这是一种闻道的喜悦。
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西方自“新批评”、结构主义以来得出的标准就是：“陌生化”。我以前也很相信这个标准，但后来却发现，“陌生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只有与心灵相关的“陌生化”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西方本来也有一派“神话原型批评”，探讨的其实就是人类心灵与形式的关系，可惜后来却发展到机械对应和繁琐推衍的牛角尖里去了。西方人在有关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潜意识，以及“主体”等领域的研究上固然博大精深，但集体无意识、潜意识和“主体”，并不等于心灵的全部，而在对心灵的体悟方面，东方的和中国的一些学说，其实更具启发性，比如王阳明，比如禅宗……把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对心灵的思考才会更具穿透力。近来我提出了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为人类的心灵提供“能指”的观点，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什么叫提供人类心灵的能指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人类心灵中那些无以表达的东西，提供某种可供栖居的形式。以这个标准考察小说，只是把故事写精彩了还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个精彩的故事可以栖居心灵中的某种情境时，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艺术不表达那些可表达的实用性的信息，但一切可表达的实用性信息又尽在其中。艺术是“无为”的，同时又是“无不为”的。
那么作家、艺术家的心灵呢？如果心灵中充满了的仅仅是欲望，那你所能得到的“能指”就只能是永无止境的纸醉金迷……欲望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你最终也无法摆脱在消费社会中充当一个“消费动物”的命运……就像那些终日为了食物而奔波捕猎的野生动物一样……区别仅在于：你比动物得到的更多但却更无用，动物得到的是食物，你消费的是符号；动物是为了果腹，而你则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另外，暴得大名或暴获大利对于一个内心修为不够的人来说，未必就是好事。那些演艺界的明星为什么总有人吸毒甚至自杀？就因为盛名之下包裹着的却是凡俗的心。名誉和财富不仅不能帮助他们解脱烦恼解放心灵，反而会形成巨大的压力，直到把他们压垮……
接下来说一说“现实”：
我觉得今天的许多作家，其实不是不“贴近现实”，而是根本就看不懂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实在太复杂了，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往的经验。作家们看不懂现实了，又要去写现实，就只能根据以往的思维定势，以往的经验和想象去写，而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很不“现实”。面对作家的困惑，批评家同样无能为力，只能照老方子空喊几句“体验生活”……当你对现实根本还在云里雾里，当你所“体验”的“生活”还构不成一种生命体验时，“体验生活”又有什么用呢？无非也就是多了一点有关“细节”的信息采集，为编不圆的故事多增添一点作料而已。
文学在今天为什么越来越边缘化？除了媒介的发展，生活方式以及阅读方式的多元等因素外，文学面对今天的现实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关于今天的现实，经济学方面可以去听郎咸平，社会学方面可以去听孙立平……而心灵方面呢，今天的文学又能给读者带来些什么？如果一个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不能超过甚至都无法达到一个普通读者的水准，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必须在心中为你留下一席之地？就因为你编故事编得圆？就因为你细节写得够逼真，写农民工像农民工，写大老板像大老板？就因为你把底层写得很悲惨，把上层写得很无耻，立场貌似很正义？你故事编得再圆也没有现实中发生的真事精彩，你写得再逼真也不如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图像逼真，你写得再“愤”都超不过网友们跟帖的水平……
今天的现实早已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不只是社会的形态不同于以往，就连现实的存在方式都已经高度的符号化、虚拟化和文本化了。文学早已不再是“反映”现实那样简单，今天的现实不再是作家们静态写生似的描摹物，而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集合体。话语的力量可以规划现实，彻底改变一个城市；话语的力量也可以人肉搜索，从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话语甚至可以虚构现实，甚至能够掌控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往要经过千百万才得以完成的沧海桑田，今天也许只需一个晚上……就连时间和空间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
面对如此的现实，今天的作家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作家们或许没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在某一专业领域达到专家的水准，但在对现实的综合认知水平上，却应该超越专家。作家或许不需要掌握如专家般全面的学识，却应该拥有超越于专家之上的洞见。唯有如此，作家的心灵才是强大的，才有可能为心灵寻得最具张力的能指。
最后说一说理论批评存在的问题：
理论与批评界的根本症结，其实是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远远落后今天的现实，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文艺现象；而文艺批评由于在理论方面的严重滞后，甚至都没有能力去真正的鉴别出作品的高下。至于什么“红包评论”、“友情褒扬”等等，其实都是表面现象，因为那些剑走偏锋的所谓“酷评”，同样没有多少价值。——当批评家自己都分不出好坏的时候，他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也都只能是胡说而已。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难得的杰作反而有可能被埋没——因为对于平庸的批评家而言，杰作往往会超出他的视野，而平庸之作反而会觉得更合胃口。于是不该获奖的获了奖，该获奖的反而名落孙山……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文章里引用作家陆天明的话：“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这话说得一语中的！
多年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一直停滞在老旧的“反映论”的范式里走不出来，比世界上那些先进的文艺理论落后了将近一百年。用如此陈旧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今天的文艺和现实，又怎么能不“失语”？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被大量地引入国内，但真正能读懂的人却很少……能生搬硬套地试着运用的，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就更不用说加以吸收、改造，乃至于构建出适合中国语境的理论平台去突破创新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人们从上学之日起，接受的就是“反映论”那套，加之国内的学术界、教育界普遍地对现代的“普通语言学”、“修辞学”等新理论新观念感到陌生，自然会在接受以现代“普通语言学”为平台的各种现代文艺学理论时困难重重……
那么中国传统批评的精髓，今天的批评界又领悟了多少呢？依我看是更为陌生。在近几十年来的当代文学界，真正得了传统批评精神衣钵的，其实是已故的文学大师孙犁。他在晚年里所做的那些文艺批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的，可惜他用心良苦却知者寥寥……
中国的传统批评，没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多为随笔、点评式的感悟和发挥，也没有多少生僻的概念和“专业用语”，看似比西方文论简单，但真正掌握起来却更难。因为传统批评不仅不搞独立于作者之外的“文本研究”，反而把文品和人格视为一体，将人生境界、艺术情怀、学问见识、胸怀趣味、内心修为等等等等，都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个批评家只懂批评的方法是不够的，更要具有超越凡俗的心性。批评家于作品，不是详尽的阐释和精确的分析，而是在对作品的品评之际，与作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近在咫尺或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视，拈花微笑……
显然，今天的批评界距离这样的境界就更遥远了。
如何更新我们理论和批评的范式，使之能够适用于今天的文艺发展？能否将中国传统批评的精髓，与西方理论中的洞视卓见有机的整合起来，并形成一种全新的可以超越传统与西方的新理论，建构起一个适合汉语语境的理论与批评的平台呢？
以往曾有许多汉学家，和研究比较诗学的比较文学学者，试图对接起中西文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批评方法，搭建起一种东西方文化可以共通的诗学。由于这种不懈的努力，曾经出现了很多学富五车的论著和论文，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但这些学术成果的影响还基本局限在学术界，对国内的理论批评界却影响甚微。除了学科藩篱、沟通不畅等原因外，更因为这些对中西诗学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纯学术的层面，而对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说，却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此外，中国传统批评的真精神，是融合在整个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的，其自身并没有一个如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独立的、精细而庞大的诗学理论体系。如果把传统批评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从其文化血脉中抽离出来，纳入到体系化的研究和分析之中，那其直指人心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如果只把属于言筌的概念和方法拿来分析归纳对比，那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些言筌，而“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却在不知不觉间漏掉了。
怎样才能在理论批评的实践中，既得到中国传统批评的“意”，又不失西方理论的“言”呢？我在这些年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中，多少悟出了一些心得。
首先，文艺批评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对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评判。在这个层面，西方理论中有关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相当完备，我们只需将其改造成为适合汉语文本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了。比如解构主义中的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针对西方的拼音文字而言的，不能直接用于汉语。那么汉语中类似于“语音中心主义”的是什么呢？我在前些年提出了“超隐喻理论”，就是借助西方学术平台，在汉语本土理论方面的一个创新。至于摄影的图像分析，西方理论在这方面也尚在摸索阶段，我们更可以借助他们已有的理论平台，搞理论上的全面创新，直至超越他们。我这些年在图像理论方面的研究，就是在罗兰•巴特已有的图像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上，去超越罗兰•巴特。有了这些理论分析的方法以后，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判别和分析就有了坚实的依据，就会更加精准。虽然人文科学的方法，永远也不可能像实验科学那样精确，但总比仅凭直观印象做判断来得靠谱。
其次，文艺批评不仅要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还应该进一步地告诉人们，这个作品为什么好，好在了哪里。我这些年来评选年度小说，就在每篇入选作品后面写一篇文本分析，告诉读者这篇小说到底好在了哪里。我觉得这才是负责任的批评。
最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批评家，不仅要告诉人们哪些作品好，哪些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还应该以一种“仁者”的胸怀，去唤醒艺术家的良知和潜能，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让他们自己去悟出艺术与人生更高的境界。是为理论批评的“终极关怀”。西方的现代理论批评，是将“作者”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他们认为在文本的叙述者和真实作者之间，还隔着“隐含作者”，“真实作者”是无法探究的。而中国传统批评则推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批评确有其高明之处。一个人的内心，总会通过其言行举止、穿着打扮、喜怒哀乐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那么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又怎么可能在其作品中把自己彻底的隐藏起来呢？弗罗依德看了小说后可以分析这个作家的童年，荣格看了毕加索的画后，推断画家是个潜在的精神分裂患者……他们的具体结论或许不一定准确，但大致的心理倾向应该是不会错的。也就是说，一个批评家通过品评作品，是完全可以看出作者的人生境界、气质才性和艺术修养等等方面的。一个作品的缺陷，往往并不仅仅是技巧运用的问题，其深层肯定与作者的人生境界有关。一个迷失了心灵的人，如何能够创造出惊世骇俗的杰作？一个心灵里不能免俗的人，又如何能够摆脱艺术上的俗套？对于这样的作家和艺术家，仅就作品本身的问题批评一番，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更需要以一种“仁者”的情怀，去点化他们，让他们找回自己的本心……就如高明的医者，是通过恢复患者自身体内的免疫系统来达到治疗目的的，这才是真正的“妙手仁心”。当然，批评家自身也同样存在着不断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过程，所以批评家除了在艺术的见解方面与作家和艺术家形成良性互动外，也应该将自身提升人生境界、不断破解俗念的觉悟过程，与作家和艺术家，以及读者们共同分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词的意境而言的，更涵盖了人生的意境。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批评，正可以在这样一个更高的批评层面里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进而与西方理论整合创新出一条适合中国语境，有利于世道人心的文艺批评之路。在分析文本判别优劣方面，可以“西体中用”；在提倡“仁者”的批评，讲求理论批评“终极关怀”的层面，则可以“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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