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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电脑节和一次行为艺术
——国际电脑节上的行为艺术（给当地媒体的新闻参考稿）
“第四届成都国际电脑节”的最后一天，来自德国25岁的四川大学留学生Bodo von Einglei（薄德子）实施了自己的艺术活动，表达他对电脑文化的感受。这位相貌颇似哈利．波特的年轻人身高1.85m，十分帅气，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副“电脑神童”打扮，最令人费解的还是他始终怀抱的装置“Computer大仙”：中央是金色、耀眼的CPU，旁边是卡通化了的浮雕中国龙；上端对称“顺”字符号，“顺”字下端分别悬挂元宝；并有时尚涵义的对联：“电脑灵验保佑新人类”，“网络通达保障新人生”。
下午两点左右，这位德国小伙子捧着“Computer大仙”来到新世纪电脑城附近的小花园，与专门为电脑节设置的各种景观互动交流——他亲密的与把玩笔记本电脑的少女铜雕形同一对情侣，在巨大的金色算盘雕塑与笔记本街景前摆着各种Pose，还守候在科技一条街的实验小学，等小朋友们好奇的从校门探出身子追问他的“Computer大仙”，
Bodo von Einglei自信的走入一间间商家展位与电脑维修部，坦诚的用初级中文水平与商家交流：“喜不喜欢这个‘雕塑’”？“它＇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看电脑的未来”？人们的回答可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人问他是否想卖这件“雕塑”，Bodo
von Einglei风趣的指着“雕塑”上的金元宝与“顺”字对大家说：“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财富、带来好运，祝你们顺利”！
在各种为电脑节准备的活动舞台上，Bodo von Einglei和他的“Computer大仙”更是大出风头，他与一位女歌手亲密的讨论着形同一对恋人；在Intel展台上，他让一位中国观众高举“Computer大仙”，他则面对着不断顶礼膜拜，跟着又闹中取静的打起坐来；在一个为电脑互动游戏搭设的巨大帐篷前，Bodo
von Einglei怀抱着“Computer大仙”与参与的市民一道排起了长队；他还把“大仙”放在印着电脑广告的地上，躲得远远的欣赏那些好奇的围观市民，人群也纷纷被这件“雕塑”吸引，啧啧赞叹：“真有创意”！更有人说：“电脑神了”！面对部分群众的疑惑，Bodo
von Einglei告诉大家：“到处都有财神，为什么就不能有这个‘大仙’”？最后，这位精力充沛的德国小伙子展臂高举“Computer大仙”，以时尚、雄伟的数码大厦为背景，让摄影师拍下了他认为理想的画面。
2个多小时的行为过程中，Bodo von Einglei总是激情满怀的去拥抱国际电脑节的不同场景，和市民自来熟式的交流有不少精彩片段——比如，在街上偶遇他认识的在四川大学一小饭馆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象久别的兄弟一样亲密无间，这位农民工给Bodo
von Einglei点燃一只香烟后，他好象忘记了自己的行为艺术，在人群的注视中慢慢的吞云吐雾，直到把烟吸完；一位IT界的年轻经理向Bodo
von Einglei咨询他怀中的装置，当知道这是Computer的神龛后，立即神情肃穆的向“大仙”膜拜。一旦遭上那些巡逻的警察与联防队员，Bodo
von Einglei总是主动向他们露出一脸微笑。
Bodo von Einglei喜欢中国文化，在德国就受母亲的熏陶使用筷子，他来中国第一站就选择了成都（用他的话说，成都是生活的好地方）。闲谈中，他不断提到老子、孔子、孟子，同时作为一位音乐人，他希望自己这次表演能象他喜爱的音乐一样优雅、并赋予节奏感。陪同他的四川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姚学丽女士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电脑节，需要有对电脑文化更深层次的启迪，也希望Bodo
von Einglei的表演能成为本次电脑节的亮点之一。
神龛是用来供奉、安置偶像一种特有的装置，这类偶像也种类繁多。由于本土信仰体系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基督教信仰看来，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彼岸与此岸之间没有人的肉身作为介质或过渡；而中国的两大宗教中，道教追求羽化成仙，佛家希望通过自身的感悟修炼成佛——所以，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必然因神与人之间的混杂而导致一种实用功能主义，这也体现在我们供奉的偶像上：除了道教的老君，佛教的如来，保平安、多子多福的观世音，财神赵公明，追求在江湖意气中结盟而供奉的关帝圣君，更有避饥荒、保炊事的灶神，甚至厕所里也有厕神……林林总总的地方神怪更是不胜枚举。
Bodo von Einglei行为艺术的“道具”提供者——艺术家罗子丹是在对不同信仰的体验、比较、困惑中，创作出了装置“Computer大仙”，首次将电脑及网络拟神化。或许某一对象被偶像化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就象老子成为太上老君，赵公明成为财神，关羽成为关帝圣君．．．．．．而当下立刻就把电脑和网络拟神化了——这正是今天实验艺术的自由。
（姚学丽 记者 成都）
国际电脑节上一次勉强的行为艺术
活动大致过程请见“给当地媒体的新闻参考稿”，活动本身是出奇的顺利，但作为计划者，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勉强的行为艺术。如果把“西方人”结合“Computer大仙”观念及“第四届成都国际电脑节”上的不同场景，再配搭“能说明问题”的图片，也能描绘出一个可以充分自圆其说的观念语系——但我实在不愿意成为文化骗子。现把活动前后的“勉强”以随笔方式表述出来，望同行能从中得到一点借鉴，关注艺术的朋友能够多一些作品之外的了解。
合作上的勉强
对电脑节的关注是在其半年以前，那时政府在征集电脑节的活动方案，我建议了一个名为“升级西部”的当代艺术展，数码艺术类为主（参见附文“升级西部＇当代艺术展”）。想到以前一些数码艺术展的规模都不大，所以打算趁这次国际电脑节搞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类似展览。但以后政府方面没有音讯，我决定自己找路子，得到了成都洛比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的支持，并提供了丰厚的活动经费。当时以为实施这项策划对电脑节各方面都有利，尤其是企业，要想宣传自己可能找不到比此更好的途径。我们也为展览的花费作了详细的调查、预算，有充分信心拉到赞助金。
但很快，临到5月我不得不准备在上海的一个观念家具展，“升级西部”的运作完全交托给了“洛比传播”打理，等一个多月从上海回来后发现，由于当地政府不讲信用强行拆出户外媒体，“洛比传播”因忙于应付自身的日常运作都十分紧张。我是一个很不愿意勉强朋友的人，这时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把这项策划再次交托出去，由一位电视台担任领导的朋友负责，接着我把承办展览的文化单位联系好了，学术主持方面也得到了北京批评家张朝晖的支持。但这位朋友后来为应付电视台的内部变化将此事再次搁置。
“洛比传播”与这位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对艺术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繁忙的本职工作，对于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表现出来的犹豫是很自然的。这时已临近电脑节，我做事最不愿半途而废，但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这次计划。或曾为此思虑过多，一种强大的失落感使我陷入一种昏昏噩噩的生活，每天泡在网上，装上QQ，更是逮着谁聊谁．．．．．．由于长时间卷曲电脑前，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我清楚这是在自虐。直到电脑节前一个多月，西安一位朋友和TCL分公司一位部长来成都约我，才出了一趟“远门”——进城。
回家后，自己的现实积极性略有提高，直接体现是在电脑前沉溺的时间少了。
盲动的勉强
以后我去了科技一条街（电脑节的主要场所），现场还是一片冷清，我突然想到了TCL，又想到自己的装置作品“Computer大仙”。我曾经用新材料做了十个，是现成的。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直接去了成都的TCL办事处，接待我的正好是负责电脑节展览的一位女士，她的态度十分冷淡，我办事向来不喜欢通过熟人，但还是憋得说出了TCL分公司那位部长是我一个朋友，她的态度才有了明显改观。我谈到计划——十位靓丽专业女模特一水的红旗袍，披挂TCL名称绶带，手捧间或高举红色的“Computer大仙”，在电脑节期间列队巡游，同时散发TCL关于电脑文化创造性的理解（这份文字我可以来写）。
她表示爱莫能助，因为临近电脑节，该准备的已经就绪，这种方案也必须经过她的上级批准，她只能做到把方案转呈上级。这在意料中，对于一个可能导致争议的观念艺术活动，她上级的上级也未必能能够做主。这是一次仓促而勉强的对话，但我把它看作一次练兵，促使沉溺在电脑与网络里的自己拔出来，激活，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尽管以后的行动带有明显的盲动性质，也尽管在瞬间自己变得有点象苏秦、张仪。跟着我去了附近一家最大的连锁网吧总部，和一位老总谈了这个计划，她态度很好，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理解上的勉强。一位朋友劝我，电脑节还有几天了，你应该放弃。
有箭在弦上的心态，也需要对自己一个交代。按说我的行为艺术作品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没有任何人逼我，我用不着去在乎一次电脑节。但我清楚一旦放弃又会回到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我企望自我拯救——这种拯救也是典型艺术家式的，即用艺术来涂抹艺术造成的伤害。以往每次创作前，我会把活动消息告诉很多人，一位以稳重的朋友劝过我，事情未做之前最好不要告诉多余的人，否则胜算不大。但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自己这两面拉距实在太大——尤其面对行为艺术，我必须把消息捅出去，造成一种表面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又反过来逼迫我去实现它。有人写文章谈到我的悖论性质，确实有理。
由于是从无聊、低迷的生活状态突然启动，活动的准备一定带有勉强性。尽管此前对电脑节的理念、活动项目、形式做了大量了解，并几次到实地观察。
当时政府为电脑节正好投放了一批固定的雕塑，安装之前便在《成都商报》把图片发了出来，我的印象是这批雕塑缺乏相应的创造性与对电脑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其样式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其他城市均可见到，比如：一尊铜雕是少女在玩笔记本电脑，时尚性的标志是她穿了件露脐短衫与脖子上挂了只手机；一只放大的鼠标有“科技一条街”字样；一具用电脑软盘模型拼接起来的立方块；放大的算盘被涂成金色做成一面墙；做成显示屏的墙上有一些从结绳记事过渡到computer的图案；唯一有点另类的是用钢筋把人的头部网状化，里面是一个电脑主板、汽车零部件拼接成的问号（这件雕塑在安装几天后便被拆掉了）。这批雕塑、景观的规模都十分小。必须坦诚，成都在整体文化上是缺乏一种大气与原创性——这绝不仅仅指物象的规模大小。
脱离人际关系操作的勉强
出于以前几次勉强的遭遇，我想到一个省事的办法，即找到《成都商报》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直接把“Computer大仙”登在报上。我希望这个符号能进入电脑节期间公众的视野，给人们另一种途径的文化启迪——相对于“使用至上”，同时成为与“国际电脑节”相匹配的文化现象。
这里需要说明，我从来不是一个吹捧政府、但也不是刻意反政府的人，以前在成都、长宁、上海实施的数十次公共场所的行为艺术，没有一次与警察、交管人员等发生过冲突或纠缠。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成都我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是，我对电脑、网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与看重。数年前与画家周春芽交流时，他认为艺术家需要走向有文化氛围的大都市，“如果你在偏僻的山区创作，再执着，画了几十年，别人看了作品最多承认有特色。”这话有一定道理。但随着个人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完善，平民——包括一般的农民都能在偏远之地自主的掌握更多及时的信息，这对于真正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绝对是物质性的有力支持。
就在几天前，和一位画家聊天，谈及其新作，他认为我应当没看到，但我还是详细的描述了出来。很简单，我是在网页上看到的。除了及时，网页上欣赏作品可能比现场效果还好——尤其在今天，文化人群在展场需要浪费更多的注意力去顾及各种人际关系。一些擅长“书橱”的学者也不会那么骄傲，因为只需在google或baidu上键入几个关键词，便有一堆相关的信息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的文章发表基本上是通过网络，因为它极大减少了其中熟人关系的成份。或许网络在今天还有很多局限性，尽管也有很多文化人以为印在纸上的东西更经典、上档次，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真正的新人类创作——他们是网络空间的必然介入者。
狭隘的原作情结是不可取的。网页与印刷品都是作品的载体，作品的延伸，甚至就是作品本身。我们有几个人看过八大的原作？有几个人看过凡高的原作？难道就不能为所感动，就不能识读？这关系到一种真正新人类精神。如同《圣经》，就是一个精神，我不爱去记忆其中详细的过程描述，前不久一位朋友问我：“《圣经》存在前，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们是否就要下地狱？”我斗胆告诉她：“天地万物既然是上帝创造的，就和《圣经》一样在启示着人类，为什么会在两千多年前产生了文字性的《圣经》，这可能就象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任何真诚而出色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成为宣教士。
去《成都商报》前，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着“Computer大仙”的照片去拜访一位基督徒。我清楚《圣经》上明确不能拜偶像，而从表面看，“Computer大仙”就是艺术家制造的一尊电脑、网络的偶像。落座后，照片摊在了桌上，他的表情和我预料的几乎没什么差别。沉默．．．必须打破沉默，先谈到自己对不能拜偶像的理解，话锋一转，我说这件作品能为破除偶像崇拜出力，因为中国是偶像最多的国家，什么有功用价值，什么最被依赖，什么就可能被偶像化。几年前我和批评家栗宪庭提到这件作品时，老栗说连厕所都有厕神。或许一个对象被偶像化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就象赵公明成为财神，老子成为太上老君——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即当下就把Computer拟神化了，这样人群更会反思过去的偶像崇拜，会质疑！要解构一个物象可以有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的批判，一种是顺着其思路、走向把它的弊端展现出来，令人自省。这位基督徒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化人，他是否理解我也无法保证，但我渴望和任何人交流艺术。
《成都商报》写雕塑稿子的部门是我直接联系的，倒是陪伴我的两位四川大学硕士生在这里找到了同学。当时把“Computer大仙”也一起带去，他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们一一做答。其中一位男记者问这是否是黑色幽默？我没有正面回答，只希望装置能干净的登出来，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则尽量隐藏。但报社写稿通常要有一个说法——这也是一种勉强。第二天看报，没有出来，以后才知道，报社内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是封建迷信产物。现在看来，没做好探路等功课便直接拎着东西找报社，本身就是一种冒失、勉强的行为——回避人际关系操作往往勉为其难。想起批评家尹吉男在看我有关宗族作品图片时说的话：“中国就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
我看重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发达，渴望那种人际关系的大网早日破败。
作为行为艺术家的勉强
98年前在成都期间，报道我作品的大众传媒很多，但为着一种理想，我停下自己的创作，去当了一名记者。一开始就采访了几位年轻的画家，做了认真的访谈，文字出来后，为着一种负责的态度，我专门送稿上门。他们读后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说：“你不能象成都那些小报写你那样来写我们。”按说当时无论在文化界还是在公众层面我的名气比他们都大得多，我可以维护尊严，但我选择了沉默。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平时看的都是专业杂志或“上档次”的媒体，如《《时尚》、新周刊》，他们向往那种形而下的精英、贵族样式生活，所以在其眼中，这些地方报纸都是不能有效帮助达到个人理想的“小报”——甚至会导致“掉价”。
前不久我和原《成都商报》记者冉徽川谈到一点共同的看法：任何一种写法都能包涵精英见解，任何媒体对作品的说法都是作品的一部分。而很多文化人或对地方媒体保持距离、或单纯产生利用一把的念头——这些不由令我想到栗宪庭先生多次提出的“大灵魂”理想。画家在行为艺术家面前有一种普遍的心理优越，即以为他们日后更具可售性，更可能实现形而下的贵族样式生活。今天，行为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确有下三滥之嫌，故操持行为艺术行于现实社会也一定勉强。
出师报社失利后，我再次感到一种失落，晚睡前我还是做了个祷告，求神来引领我。在上小学之前我便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但现在我总对别人说自己是个“歪基督徒”，因为照很多虔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我差得天远。但我信神。第二天还没起床，新的灵感便找到了我——找西方人来实现这一计划。灵感的到来总是简单，应用前，必须冷静分析它——或许作为一个“国际电脑节”更需要有“西方人”这种符号介入，或许中国人普遍以为Computeer是从西方传来的，或许“Computer大仙”装置颇具本土特色的样式由西方人来演绎更为精彩、互补．．．．．．
新人类成型前的勉强
起床后，我感到一种新的活力与激情。时间很紧，如何联系在成都的西方人？我开始给那些我认为会和老外有交往的朋友打电话。联系一位在国际上参加了一些展览的艺术家时，他告诉我：“乱七八糟的老外不认识，使馆里面的都认识。”是否“乱七八糟”和使馆身份没什么联系。这种认识不象精英，倒很功利。
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看书名便颇多感触，今天的文化人不是正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有了一定功利渠道后更是把自己弄成一尊佛，一方自圆其说的堡垒，操持着种种文化元素肆意指鹿为马。难道这就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无论身陷何地，总是胸怀天下，爱卑贱的人并思考有所作为——他可以和尘世一起刀光剑影，也可以离群索居，数十年铸一剑为后人所用；他或许猛直刚烈，或许柔弱内向，但始终是一名光荣的圣斗士。
《圣经》说千道万，除了对造物主的信，重点还是在爱。一次在北京忙蜂酒吧做作品时，突然警察上来盘问，四合画廊一位弱小的美国女孩很勇敢的让我坐到她身旁，想用这种方法保护我。前不久读报纸，写国外一个凶手连续杀了六个人，被判坐电椅，可有一大帮人反对，他们认为已经死了六个了，再把他杀掉不是就要死上七个人了吗？这究竟是一种妇人之仁还是爱？我们有黄老心术、鬼谷子、孙子兵法、厚黑学，却始终缺乏一种简单、非功利性质的爱。我们一再重复着把他人视作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老路，功利成为人际网络最现实的基础。
时代不同了。象“Computer大仙”对联上其中一条：“电脑灵验保佑新人类”——这是我寄予深切期望的概念。这里的“新人类”绝不是目前奇异装束的“红毛”、“绿毛”、“金毛”——他们充其量只是流行商业文化孵化的假象，这也是我在上百小时网聊中的切身体验。前不久有人谈到愚民政策，以为这是从毛开始的，我告诉他们愚民的根源可追述到老子，“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谓愚民是非常正确的，象上述《圣经》的道理一样，非刻意文化性的事物在启示着人类，不一定非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分得一清二楚，这对保持老百姓淳朴的天性是有益的。但今天，随着西方文明的介入，我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存在方式，他们的分析精神使物质极大的被利用，他们的生活表现得更自我，他们的宪政更透明——其子民来到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能享受到一种优越感。
这是一个价值体系重建的时代，我曾撰文认为也是一个东西方化合的时代。提出“化合”一词，即强调重要不是一个中西合碧式的物理反应过程。我深信东西方文化内质的相通与同一性，即便在亚里士多德归类的同时，也存在着赫拉克利特的混沌不清。如何在种种化合过程中提炼最为人类需要的精神元素——我眼中的新人类就是这一化合过程的有效参与者、或者是化合结果的充分享受者。一度我很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嘻皮士精神，它和电脑文明的演绎捆绑在了一起，从一个小库房出来的苹果电脑到微软的比尔．盖茨，嘻皮士精神追求的核心就是一种自我依靠——有了个人电脑与通达网络后更入世、更自觉的自我依靠，比起众生皆具佛性似的自我依靠来得更真实。我也一度想到嘻皮士精神能否有效融解传统文化中那些阻碍时代化合的磐石。
前期与西方人沟通上的勉强
一位法国人曾经搞过绘画，电话里我只是描述了计划的大致轮廓，当我明确这是一次行为艺术时，他的态度有了很大转折：“这种事你不该来找我，成都会有其他很多老外感兴趣。”过后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成都看过一些行为艺术，印象不好。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介绍的是一位优雅的法国女士，我告诉她可能要七、八个西方女士穿红旗袍捧着“Computer大仙”巡游。在她理解这很象一种商业行为。在法国人的含蓄与优柔面前，我多次感到一种沟通上的障碍与勉强。
我最终选择了25岁的德国小伙子Bodo von Einglei。
我和甚至他不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刚见了一位西班牙女孩，她很有兴趣，但我发现她的身高不够理想。后来和翻译直接去了一所大学的外教办公室，接待的老师说有一位德国留学生要来报到，让等一下，我在附近网球场找了个地方，没多久，翻译带来一个高高的、满头卷曲金发的小伙子，他敞着一件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常见的蓝色工作服，内衣面上粗糙的绣着一条闪亮的龙，裤子邋遢多皱，胶鞋很脏，一看似乎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老外”。交流中我问到关于电脑的看法，他只反复强调电脑是工具。信仰上，他相信有一个神，但不是耶酥、释迦牟尼、穆罕莫德．．．．．．还谈到自己用电脑做音乐，比起进专业制作棚更省钱，他开始抖动着身体好象听到了幻想中的音乐，嘴里有节奏、也很有力度的吐出准确的音调。
看“Computer大仙”照片时他很兴奋，不停说“你们中国人忘记了你们老的文化”——这种观念在老外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我必须承认他对中国有很多片面、扭曲、甚至过时的看法。他反复问我为什么要找老外来表演，是否因为中国人去表演会被抓起来投入“思想监狱”。他还问我是否要在现场卖“Computer大仙”，其实我动过这个脑筋，除了“上海超市展”上“Computer大仙”卖得很好，2000年去中央美院画廊办公室，看见电脑上方的墙上还贴着一张有“Computer大仙”图像的传单。我也想过把“Computer大仙”的供奉推广作为一个作品去完成。但考虑时间太紧，不想把问题弄复杂了，便明确告诉Bodo
von Einglei：“这次不卖。”
除了第一感觉他象哈利．波特，他的率直与真诚，流露出来的嘻皮士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才来中国两个月，没学“油”——很多老外来中国时间一长，喜欢把中国人的劣根性习惯化为己有，作为其理想中“中国化”的内容。Bodo
von Einglei多次提起孔子、庄子，我建议他先学习老子，他问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汉语水平十分有限，我不得不拿起一枚硬币，旋转着说：“整个是老子”，然后指着国徽一面：“这是孔子”，指着有花的一面：“这是庄子”。这种表述十分勉强。在信仰与电脑文化方面，我希望更多沟通，但时间却太紧。
电脑节文化提升上的勉强
官方为电脑节公布的内容——高科技开幕仪式、大型文艺演出、无线数字生活体验、IT企业总裁峰会暨西部IT经济年会、IT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和交流会、网游实景对决、数字影视产品展映、数码音乐会、COSPLAY炫风新秀大赛、IT硬件软件产品展示及热卖、全国最大网络同城约会、缤纷电脑节、时尚科技游等等。
10月29日，我和翻译来到科技一条街，这里很象以前在北京逛过的庙会。临街所有门面招牌已换成了新的，大马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被广告牌与假花覆盖，凡是攀得住户外广告的地方都没闲着，刚搭设好的雕塑、景点前，市民在兴奋的合影留念，一些商家在临时摊位上吆喝着积压的产品，大一点的展台，雇用的酒吧歌手与业余主持人正卖力的为企业宣传造势，较有诱惑的是intel搭设的蓝色帐篷，好奇的人群排着队准备去感受里面的电脑游戏，一个有阶梯的展台上，感到新鲜的市民四方围坐用键盘搓着麻将，旁边另一商家为推销咖啡，由招来的女大学生端着盘子让群众免费品尝一次性纸杯里浅浅的棕色液体，我看到对面街上用红色塑料扎成一个@型花环，旁边是用电脑主板零部件拼出的蒙娜．丽莎。
成都市民是最爱凑热闹的，他们为电脑节带来了最重要的人气。在那些雕塑前我们和市民聊了聊，他们认为这批雕塑很有创意，很现代，很时尚。看着他们满足的笑容，如果把类似早有的其它城市的雕塑说出来，或告诉他们这件雕塑为赶工制作得如何粗糙——不仅毫无必要，甚至是残忍的。即便你是精英，也没有资格去妨碍他们此时的欢乐。人群中我们还逮了几个老外采访，他们除了反复说“好”便扯不出其它什么来了。平心而论，这次电脑节举办是节俭的，这是我关注的——因为在现场还没有找到奢侈的痕迹。类似电脑节我想在中国其它地方举办也不过如此（上海或许会搞得洋气、精致一些）。本次电脑节的主题是“时尚人性科技，无限数字生活”，如果通过学术讨论来评判这一主题表达出来没有，肯定没有真正表达出来。对电脑的使用至上与反思滞后是我们目前的现状，你能苛求一个西部城市单单走在前面吗——这是一种勉强。
表演前后的内心勉强
我告诉Bodo von
Einglei，11月3日电脑节闭幕的那一天，整个活动的作者就是他，我不过是提供了一块“砖头”罢了（我和翻译费了很大气力向他解释“抛砖引玉”一词）。希望他能把对电脑文化的理解结合现场发挥出来。分手时我说得十分明白，我能提供他一套表演的照片，没有其它报酬。时间的紧张无疑是这次活动若干勉强中最主要的，经费的紧张还好办得多，所以实施这个计划心里依持的还是“Computer大仙”是现成的，而且根据需要可以在人数上调节——即确定由一位西方人把它演绎出来。
但就在11月2日深夜，Bodo von Einglei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能不能给他一些钱，考虑到这次活动现场我没邀请任何媒体或其他文化人，也由于过程中的若干勉强，我心里已抱着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回答十分干脆：“No
money”。倒是他很快软了下来，表示还是愿意做。我在想，可能是他听了周围那些“乱七八糟”老外的说法。
第二天上午翻译和Bodo von Einglei到科技一条街熟悉环境，中午我找了间冷僻的餐厅，让摄影师老勇过来和大家熟悉一下。我再次表示，这次是Bodo
von Einglei的表演，老勇和他充分配合。之前就此事我和老勇沟通过，让他多去网上看看观念摄影。老勇帮我拍过一些静态的东西，很细腻，人也很有责任心，但我们还没有在表演现场合作过。看看将近14：00，我们决定出发。
路线是我们多次来现场观察后拟定的。科技一条街长约300m，大致包括了省军区与科分院两边，省军区临街是宽阔的正门与严阵以待的站岗军人，其左首才是电脑节亮点之一的“@世界”；科分院这边集中了更多亮点——数码大厦、数码广场、新世纪电脑城，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固定雕塑，还有若干临时搭建的商家展位，气氛更为浓烈。由于过去三、四年我的活动主要发生在北京、四川农村、上海，对目前在成都公众场合实施活动的各方面心里不是很有底，既不想因为某种事件给其他艺术家的类似创作造成障碍，也不愿意给刚来中国读书的Bodo
von Einglei带来麻烦，所以决定低调操作。我反复叮嘱Bodo von Einglei注意与周围和谐，不能妨碍交通。通过之前的数次观察，我发现负责电脑节巡逻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警察（包括交警）；一是身着迷彩服、头顶钢盔的民兵；一是保安。警察活动较固定，主要在科技一条街的两头，民兵则是游动的。照常识，最可能干预活动的还是警察，于是路线明确为从位于科技一条街中央的科分院旁偏僻的小巷插入，在科分院这面的科技一条街迂回，顺利的话再过马路去“@世界”。
当Bodo von Einglei抱着“Computer大仙”自信的来到大街，那些身着迷彩服的民兵擦身而过时，就象已经启动发条的齿轮，内心反而实在了许多。Bodo
von Einglei是敬业的，也有激情，在街上和很多人自来熟式的交流有不少精彩片段。之前我告诉老勇不要去在乎严谨的构图，使用镜头一定要鲜活，以后照片出来后，我发现他对流动、偶发性的扑捉可能受其性格影响，缺乏机动性，甚至很多镜头都没出来。另一个原因是，Bodo
von Einglei在饭桌上几次提到警察一词，给老勇多少造成一定心理压力，拍摄过程中，他几乎总是和Bodo von Einglei拉开一定距离，需要近距离的抢拍大多没有实现。这是一种多少带点勉强的拍摄心态。
我始终希望Bodo von Einglei能独立创作，也有意提到他的同胞博伊斯，想借这位行动艺术家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鼓励他。一开始他的表现很到位，但担心的状况还是出现了：尤其象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也认为中国人封闭，性格上放不开，为此要表现一种“很放得开”的心理优势或自我中心感——这会使作品的表达流于表面。来到上面提到的少女铜雕，一开始他怀抱着“Computer大仙”去吻“少女”，周围不少市民好象有些“义愤填膺”，这倒没什么，你去丹麦也可以吻鱼美人呀。同胞的自尊心爱走极端，不是麻木就是过于敏感。对于人群的反应我还是保持警觉。很快，Bodo
von Einglei突然张开了胯，跳了上去，准备骑在“少女”颈脖上，周围的气氛骤然紧张，我立刻大喊：“NO！NO！”在这种气氛里，当他做出一个把手掌放在少女后脑的姿势（很象金庸小说里的传输内功），我再次喊：“NO！”其实这是一个对作品有阐释力的动作。
2个小时的顺利过程，Bodo von Einglei结束了表演，我们都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想想也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做什么违法活动，甚至对电脑节怀有善意，却弄得对警察心怀堤防。如果说“Computer大仙”是封建迷信，那饭店、公司里的财神爷多了去了，你能抓吗？我知道一位行为艺术家，就牵了条狗在街上创作，也没妨碍什么，居然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或许在现场可以请一大帮记者、文化人，除了是一道保护，喜欢围观的市民也可以给镜头添加人气——但对艺术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假象。一位朋友曾建议在电脑节开幕式上做，因为国际、国内很多重要的IT业头头和媒体都要来，做了一定很有影响。我原来找IT界商家合作，多少是想披点商业面纱，暗渡陈仓。但象Bodo
von Einglei这种做法放在开幕式上搞，感觉更象唐．吉珂德单枪匹马去战风车。
事后，和年轻艺术家韦源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曾不止一次的告诉他：“我能欣赏枪击电话亭这件作品，但我不是枪击电话亭这种人。”
因勉强而未尽之处
今天，观念艺术家借助各种现成物象，巧妙附加一点力（或机智），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视觉效果或观念份量，这已是一种时尚。我评价过一件把牙签结合上海金贸大厦的观念摄影，十分出色。这次活动中，我也产生过类似念头。
原准备在intel展台上，由Bodo von Einglei邀请一些现场观众，大家一起把“Computer大仙”砸个稀烂，但担心引出歧义与不必要的麻烦，遂放弃了；另一计划是在附近建筑顶层，浇上汽油燃烧“Computer大仙”，然后越过火焰中的装置去拍摄电脑节的标志性建筑与那些热闹的场景，但出于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考虑，也放弃了。对于后一种方案，摄影师建议可以用电脑来处理、组合，但我以为现场的结合能有一种视觉之外的“场”的存在——这是我看重的东西。
这里，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多虑的人——以前不少市民说我是行为艺术的旗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勉强的理解——明明是啃骨头的蚂蚁，何必要去充当大象呢。或许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过去的种种勉强才能化为磨练。在一个价值观念混淆的时代，本文希望与所有渴望落实自己位置的艺术家共勉。
罗子丹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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