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iness Index，这个英文词组翻译成中文就叫——幸福指数。这个词汇出现在人类语言中大约只有三十余年，也就是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的苦乐是没有细化甚至是量化的标准的。现代以来，人类的思想知识从早期朴素的学说变成了严密的学问，社会科学诞生。社会科学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越来越分类精细，数学的统计计量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幸福指数，应该就是这个结果。幸福指数具体的描述是什么？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效用，在这里指的是实现；欲望，则是人们对于生存中的各种期待，包括物质的、精神和政治的。两个相比指标都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指标。也就是说，幸福指数不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常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条件，都会有不同的幸福指数。我们不能用今天社会的物质条件来揣度古代人的幸福指数；同理，我们不能用当下中国人的物质观来判断美国人的当下幸福指数。幸福指数还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指标，带有很强的观念性。即使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幸福的期待完全不同。所以，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加权平均值，而不代表个体的独特期待。 由于幸福指数的条件性，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幸福指数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幸福指数在当下信息全球化的条件下，往往成为各种权力博弈的策略和理由，并且引发最终的暴力政治。政治集团往往用输出价值观的方式来策略性地对欲征服的对象进行控制，造成对象内部的矛盾尖锐化，然后再用其它政治手段取而代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来解读今日世界的众多纠纷冲突，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角度。 幸福指数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计量的数字概念，其后的文化性质才是这个指数的根本条件。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前，人类的文明在世界的各个区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地缘条件发展的。不同的地缘条件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系统内部结构性的比对性，才是幸福指数的基础。中国人的幸福观在漫长的古代，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幸福观。中国是一个农耕的文明，在历史上她和世界处于长期的隔绝状态，西边的高原大漠和东边的海洋阻碍了她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季风型的气候，决定了这块土地是农业生产方式最好的区域。优越的农耕条件，又造成了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型生产经济关系。自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以来，“井田”、“阡陌”的描述就深刻地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基本社会生产格局。所以，“土地”、“农民”，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意义是和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有学者称，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这个定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会是“超稳定”？原因在哪里？却嫌少有人深刻地剖析。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小农型的自耕经济。中国历史上的稳定与动乱，都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诸般原因，比如宗教、贸易等。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动乱都和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几百年一次的周期性改朝换代，除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之外，都是由于土地兼并与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大的农业生产灾难有关。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并未真正的改变小自耕农经济，只是将一段时间积累的土地矛盾重新调整平衡，再次恢复稳定的农业生产状态而已。每一个新朝代统治者的“让步政策”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政治结果。 小富即安，是中国小农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隔绝于世界的农业环境中，小自耕农的视野是有限的，农耕的生产方式也将他们牢牢地拴在自有的土地上。他们的眼前是开春时必须耕耘的土地，是暑夏时必须料理的庄稼，以及秋天黄澄澄的象征富足的收获。没有不得已的迁徙，守在自家的土地上生儿育女，是中国人本来最大的幸福愿望。中国人对世界尺度的理解并不大，而且多数人的眼界仅在自己居家的区域之内。所以，中国人是最不具侵略意识的民族，因为用不着，家乡可以给他一切的幸福期待。痛苦当然有，是邻家的耕耘侵犯了别家的地界与邻家的男人偷了别家的老婆，邻里的纠纷和土豪的掠夺剥削是小自耕农最大的政治问题。小自耕农的生产规模导致农民家庭力量的基本均衡，结果任何的纠纷都需要第三方强权的干涉才能解决。于是中国产生了最早的官僚体制，也因此产生了深深镶嵌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官本位文化。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超级稳定的。在这块土地上的主体——农民，千百年来以脚下的黄土安身立命，并被黄土和种植的庄稼塑造了独特的文化人格。他们本分、勤劳，小富即安，也怯懦、畏惧和狡黠。他们有在此之上的快乐幸福观，也有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苦难和忧伤。他们一代代重复的都是相同的故事，而且从未间断。是黄土保佑了他们，即使无数次北方冲来的金戈铁马也无法动摇这黄土的文化。他们必将被这源于土地的文化所吞噬，成为融入这个文化的新的成分。 从十九世纪开始，相对平静的中国文明开始被来自海洋的资本主义坚船利炮打破，从此中国被绑架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那些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再不存在。两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惨烈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的裹挟和包围中，内忧外患一直是这个古老民族无法摆脱的宿命。 今天的中国，在急进的现代化浪潮中，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正在被资本主义创造的机器、电子，以及数码技术肢解和替换，连华夏文化的滥觞之地黄河流域也概莫能外。曾经的强大和稳定已经可以看到终点，因为这次来改变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力量是一个新的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存致富的方式。一切都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变，那些从农耕土地上生发出来表情、服饰，以及喜怒哀乐的文化都会成为昨天的故事。 来自中国农耕文化腹地河南开封的影像艺术家李克君，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最近的影像艺术作品《乡亲们》，用朴拙幽默的中国传统年画风格影像，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及其文化，致以了深情的敬意。近年来，摄影在中国大普及，记录农村生活的摄影汗牛充栋。多数的摄影人，游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快照式的纪实性的摄影捕捉农村生活，但是太多人将镜头的兴趣投射在乡村生活的婚丧嫁娶和年节的社火灯会，营造了一种似乎真实却又并非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氛，将本来是“日子”的生活戏剧化。戏剧化的摄影表现，给人以表演的感觉，好像农民总是生活在大喜大悲的情节中。它抽离和遮蔽了土地与农民的关联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丑陋了中国农民人格中美好的一面。李克君则不同。他以中国传统民俗娱乐中的“大头娃娃”的形象，利用后期处理来改变摄影影像中的农民形象。当然，这种处理也是戏剧性的，但是李克君巧妙地将这些可爱和略带滑稽的“大头娃娃”，“放置”在充满乡村空间感的土地之上。“大头娃娃”在历史生活中的符号性，让李克君所拍摄的这些农民获得更为加强和鲜明的文化品格。李克君在人物神态的把握上，扬弃了悲伤，选择了快乐，将中国农民乐天知命的性格艺术地再现，让历史成为人性的故事。他们行走在乡间路上，聚会在院内村头，给人以歌颂阳光，满足生活的感觉。中国传统农耕生活中农民的幸福被李克君创造的影像“指数”化了。 在李克君刻意地幸福化的这些农村乡亲的影像艺术中，表象后面的其实是悲伤和抗议。因为这些来自土地的幸福感觉注定是要与我们远去的。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获得新的幸福指数，只是新的幸福已非过去的幸福，而且相伴这些幸福的是巨大的代价。土地的污染和城市化，人际关系的重新界定，邻里关系的疏离，一切都不再温情脉脉。不会再有乡亲们之间的合作与协助，算计分明的金钱利益和权力将成为协调社会人们关系的新准则。源自上万年农耕的文化关系一定会走入历史，而且绝对一去不复返。李克君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就像史籍中的一个段落，成为一个静态的想象。他们会永远提示我们的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他们曾经这样存在，他们是中国人身份的来由。 所以，李克君的《乡亲们》是留给未来的文化记忆。 策展人：鲍昆 在黄河滩区这片土地上，村民们把黄土当舞台，把蓝天白云当背景，无拘无束、畅快淋漓地进行着他们的本色表演，演绎着他们的性情和历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便把目光投入到开封县郊黄河滩区的这片土地上，每到星期天，我就来到这偏僻闭塞小村庄里，与村民们厮混，由于长期接触，我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会告诉我，让我一同分享。他们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也会向我倾诉。他们家里遇到什么困难，解决不了的，我也会利用媒体记者的身份，尽力帮助解决，我们甚至可以在一起大腕喝酒，大块吃肉，有时十天半个月不见，还彼此十分想念。渐渐地，我对这方土地上的人有了深入的了解。 尽管这里的村民们靠土地为生，收入微薄，没有小汽车，没有洋房，没有高档家用电器，但他们知足常乐，笑口常开，过着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都市化和现代化似乎与他们无关，老婆孩子热炕头仍是他们生活的主题，，尽管在生活中也有痛楚和不幸，但他们从不缺失对人生乐趣的热望。祖祖辈辈靠土地为生的他们，虽不曾追问人生目的但却恪守民规乡俗，虽不曾具有高深学问但却懂得人伦大道。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他们保持着古道热肠、与人为善、互帮互助的淳朴民风，且每个人都像赵本山一样，有着天然的幽默气质。 由于我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完全没有距离，所以无论我的镜头怎么对着他们，他们都无所顾忌、轻松自在，挥洒自如。大约两年时间的拍摄，完成了这组照片。 拍摄这样一组反映农民的照片，并非是希望回到千年不变的农耕社会，而是通过对黄河滩区最为质朴的农民群体和他们脚下的黄土地的关照，展示厚土乡民们原始的生命力和淳朴的民风、温暖的乡情，以及本人对这即将消失的乡村乡情的一种深深眷恋。同时也试图启发对当代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在空前的社会的大发展和经济的大繁荣当中，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为了强化艺术效果，我便通过放大头部的方法，试图营造一种戏谑、调侃的氛围，增加一种漫画般的喜剧色彩。放大头部这种夸张的视觉形式，在中国传统年画中有很丰富的表现形式，在当代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而把放大头部这样的形式移植到摄影艺术中，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