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布。他曾把自己的拍摄方式比喻为狩猎 1958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以下简称布）第二次来中国拍摄，是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之邀，由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负责具体接待，目的是借布之相机，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风貌呈现给冷战中的欧美。邀布来华做这件事，首先因为他是享誉世界的超级摄影大师，有着很好的世界信任度；二是因为布是左派，信仰共产主义，1945——1947年还跟法共亲热过，可谓为意识形态的欧洲盟友。 此次中国行，布去了很多城市，行程1万多公里，全程由中方严格安排、严格陪同。拍摄过程中，布对精心安排的场景、着力化妆的人物态度冷淡，还经常对准一些不显得光彩的场景按下快门。 回国后，布并没有按照中方的期望编辑一本歌颂的画册，而是先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国的《皇后》杂志刊发了两组照片。《生活》传到中国后，引发不满，并于1959年5月19日在中国摄影学会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的主流观点是，布的此次拍摄，未能强调中国的正面风貌，宏大场面较少，反倒拍了很多劳动者疲劳、呆滞的镜头，是资产阶级摄影观的体现。 布1958年6月中旬抵京，在7月16日的座谈会上，布的发言摘要表达了他这样的观点： “生活不是摄影棚里面的东西，是现实本身。现实主义摄影师应当忠实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事物经过人为改动，那就不再真实。生活丰富多彩，我们不能套用现成公式去拍照。 “安排出来的画面并不是生活，很难长久留在人们心里。我们应当敏锐捕捉生活，作品应当使人感受到生命，如同血液在血管流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喜悦，就是别人评价我的照片是真实的。 “安排、摆布即便做得十分精巧，人们依然能够察觉。好比不必去尝，单凭气味，就能知道菜里放了胡椒。 “一张摄影作品，是头脑、眼睛、心三者结合的产物，承载摄影师本人的思想与情感。相机只是一件工具，就像一支钢笔；关键不在工具，而在于人如何借它表达自我。 “摄影要捕捉一个短暂瞬间当中完整的思想，抓住事物最核心的部分。主题即是生活；表现形式依靠线条、构图，用来传递摄影师的内心情感。主题再好，如果形式无力，照片便没有力量，如同一盘鱼只剩下鱼骨，没有鱼肉。” 如此的摄影观、新闻观、艺术观，自然与宣传观南辕北辙。 3个多月的拍摄，敏感的布应该洞悉了这个国家，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离京回国赠言： “我很高兴见到中国的摄影家们，和他们熟悉起来，并和他们畅谈我们共同的职业。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是要按照我们个人的感觉直接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记录亲眼见到的历史并传达给各国人民。” 冷战时期中欧信息交流不畅，当时的邀请者可能只知道布是法共党员，却不知道布因为无法接受组织为他设定拍摄主题、要求摄影要成为宣传工具的做法，很快（约两年）就疏远了组织。 中方策划布来华拍摄这个项目，是建立在信息不准不全、认知狭隘并意识形态化基础上的，项目以失败告终，也就理所当然了。这种资讯与认知的偏差，但愿如今已经改观了。 最后，熟悉卡蒂埃-布列松的中国摄影师不妨试想一下：假若布今天到中国来拍摄，他能够洞悉到什么呢？他的观察与思辨能够穿透高楼、高铁、高速公路……吗？ 窦海军 202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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