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分认真地读完了藏策先生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震惊”。藏策的文章所面对的，是直至世纪之交，观念及其批评话语依然十分陈旧的摄影界（当然，说摄影界陈旧本身就是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观念的产物）。蕴涵在这一组论文中总的目的就是对其来一个彻底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建构了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摄影和摄影批评的观念。而且，首次将“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摄影领域，扫除了一个学术上的“盲点”。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因为与原来传统观念形成巨大的反差，引起人们心理上的“震惊”体验，也是正常的，同时，因为其中所表述的思想极其深刻和前沿，在引起“震惊”的同时也击蒙了传统的大脑，所以，我逐篇地将其大致予以解说。 第一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是发难之作。直指：“中国的摄影批评话语亟待更新”，因为中国的摄影批评还停留在歌德还是缺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与此相应批评话语还是以好/坏为基本语义对立构成的话语系统。然后，将语言学转向过程中的主要观念引入摄影批评，在这样的理论交代和论述之后，对“纪实摄影”及其所谓的真实问题进行了解构，在解构过程的同时正面提出了如何正确认识作者的摄影编码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做了许多有关摄影理论的奠基和构建工作，为后面几篇论文的展开作了理论的准备。这是值得仔细地阅读和理解。 第二篇《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权力…….》及其相关讨论》，是个案研究的文章，但目标依然定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或曰“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之后的摄影观念上。作者坦承，刘树勇的那篇文章，以前人们没有读懂，盖因为观念的陈旧。藏策认为，刘树勇的“摄影观念”在文本上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解构了传统摄影中“字面义”与“引申义”（喻说的）之间潜在的裂痕。是一种关于“造假”的“造假”，关于摄影的“摄影”的“摄影”，具有某种“元摄影”（或曰后设摄影，自反摄影）的特征。如果说，这是藏策对当年刘树勇文章的一个判断和定位，那么，作为理论支撑的就是西方二十世纪人类最深刻的思想之一的“喻说理论”：将摄影放在了“喻说理论”的平台上来。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充满智慧和幽默地指出，当时对刘树勇的《权力……》展开的讨论，基本上是以蒙昧主义式的“误读”为出发点的，这种“误读”作为“互文”与“对话”，恰恰可看作是《权力……》相关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反讽”，通过对摄影界的“反讽”，证实了摄影是一种以光影为修辞语言的意识形态行为。 第三篇：《论“自恋”或曰一种精神分析》也是一种个案研究的文章，但是目标是指向摄影界观念陈旧难容并拒斥新观念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自我心理防御机制”。而“角色自恋”只是这种“防御机制”的一种外在表现。其中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方法的娴熟运用，令人瞩目。是对黄一璜的文章《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以及相关讨论的最为深层的分析。 第四篇：《媚态的幻象——性别/话语/光影修辞：人像摄影中的性别编码》。这是最为有趣可读，同时又非常深刻的一篇。他的思路是，用人像摄影中的性别/话语/光影修辞作为工具所进行的人像摄影中的性别编码，来进一步证明，摄影乃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其中所使用的语言：光影，决不是纯粹现实的再现，而是人与现实的想象性的关系的表现。具体到女性的时尚摄影，就是男权意识形态的表征。他切入的角度是，介绍了一个女研究生求职时拿着自己的写真集代替自荐书的事件，用“在场”与“不在场”；“像”与“更像”；“性别”与“能力”这些关键词和叙述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摄影语言背后的深刻原因。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篇以女性主义立场，如此深刻地分析摄影文本的文化研究力作，对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综上可见，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中，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得到了有机的融合。这样的结合不是写作技巧高下、操作娴熟与否的问题，甚至不是构思的问题，而是作者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之后，站在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最前沿的思维状态上，对摄影观念及其与其相应的摄影批评话语的总的观念的系统展示。这样恰恰又一次地证明了，观念的根本转变是多么重要。 上面我们所能叙述出来的这几篇论文的内容让我想起海明威的“冰山”比喻。海明威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雄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庄严雄伟还因为有八分之七在水面下支撑着那八分之一。蕴涵在藏策系列论文里的那些思考是以一系列著作及相关理论为支撑的。它们是海平面以下的那八分之七。比如结构主义语义学中的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藏策用了格雷玛斯的理论方法分析人像摄影中媚态的“欲望符号学”；再比如，保罗-德曼的一系列思想，比如：“隔绝”/“断裂”的诗观，象征与寓言，修辞阅读法，美学意识形态等。这些思想，或者来自作者阅读到的德曼的《盲目与洞见》，或者来自作者所阅读到的加拿大阿尔泊达大学教授高辛勇的《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对形成结构主义理论起着重要作用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主要是《普通语言学教程》，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等；其中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自《自我的语言》，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一次“语言革命”，就是在《自我的语言》这本书里，拉康提出，无意识不在我们意识深处，无意识在我们的“外部”，或者说在我们“之间”，是我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果。它就像是一种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把我们包围在其中。而能说明这种网状体系的最好手段就是语言。 [FS:PAGE] 从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人文思潮又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向——“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这次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任何一次转向，都有理论的支撑，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是后结构主义和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藏策的系列论文中可见出，他对属于这些理论资源范围的法兰克福的文化批评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等等，是非常熟悉的。语言学转向后的“语言”，在保罗-德曼等西方学者看来，其本质是喻体的，引申义的；引申义先于本义。所以，语言本身就浸透了传统、文化乃至无意识，本身就是文化的人为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种隐性的语境。那么，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文本研究，本质上也是语境式的研究。这样的理论后面，有藏策对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和文化研究转向的成果的贯通式的了解和把握。从他的《论“自恋”或曰一种精神分析》一文中，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出如下理论的支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弗洛姆的心理学理论：自我心理防御机制等。 这些理论所构成的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是西方在二十世纪的最前沿的思想，这些思想被融会贯通之后，最大的益处是获得“元语言”视角。所谓的元语言，就是对语言进行阐释分析的语言，也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批评也需要关于批评的批评，来使批评理论得以深化，这种关于批评的批评就是元理论。元语言也好，元理论也好，都是一种“后设”的姿态：始终对关照的对象处于警觉和反思。藏策有比较自觉的后设警觉，他始终把握着元语言和元理论。 和元语言相关的，是广义的语言，也就是一切用来表征现实的具有编码作用的符号，既然是广义的语言，就可适用于一切人类用来指示现实世界与人自身的功能，而人类一切文化艺术活动，就是各种语言系统的符码化的结果，当我们作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各门艺术中的语言就都跟着呈现出别样的特点，显示出他们都是“喻说”的本质性特点。应用到摄影中来，就形成了光影修辞学。既然是修辞学，就依据着喻说理论。喻说理论的平台可以展开许多问题，也可以解决以前我们难以解决的一些艺术难题。文学艺术从本质上是“喻说”的。这毫无疑问，雅格布逊将比喻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而维柯则分为四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其中的提喻，在藏策看来，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所谓提喻，是处理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本质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因此，摄影也可以看成是一门提喻的艺术。这是藏策这一组文章在摄影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即便是放在国外的有关摄影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位置的。将摄影纳入语言、修辞系统，纳入编码程序之中来看待，是现代摄影理论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转换又是十分困难的，而藏策的系列论文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突破。 摄影的编码，是从摄影者拿起相机取景构图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的，随后的设计用光、调整焦距、确定光圈、限定速度等等都是摄影者要采用的光影修辞。当这一切都就绪之后，便进入了把握快门的“决定性瞬间”，这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将摄影者所认为的最能代表现实、最能表达他对现实的理解的那部分，用他认为适当的光亮、色彩、距离，从现实的某一瞬间中提取出来。于是，一种述说、一种对某种情节的设计，一种渗透了自我与他的现实条件之间的想象性的关系，即意识形态，也就必然熔铸其间。修辞学就是这样与文化相联系起来。这个理论，把摄影这种最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诱惑，遮蔽了我们发现其中意识形态涵义的艺术，解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我以为，西方新的文艺理论近20年一下涌入中国，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有话可说。处理我们和西方文论的关系，不应以量取胜，而应以质取胜，也可说是一种“本质”主义吧。也就是说，能讲讲西方理论并不是太难的，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创造性地应用这些理论，并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具体到我们所谈及的这一组论文，我想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FS:PAGE] 一种全新的前沿的理论方法，相对于传统摄影理论那一套过于陈旧观念来说，必然会形成极大的反差。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震惊”、不解、困惑等等，都是正常的。由此而引发的各种讨论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讨论应该在一个较高的相应的层次里进行，而那种抱残守缺式的心态，对新观念、新话语的情绪化的抵制，则是不可取的。我以为，现在更为重要的是普及，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了解直至掌握这些最新的理论和观念。比如，在摄影教育的课程中逐步加入相关内容等等……因为，国内摄影理论的长期滞后，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摄影的转型和发展。如果没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撑，已有了一些成绩的中国摄影也会行之不远。 另外，随着中国摄影家在“荷赛”等国际活动中的参与，中国摄影也已逐渐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但中国的摄影理论和摄影批评却始终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看到的这组系列论文在理论的深度和方法的前沿方面，即便是与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相比，也绝不逊色，而且还多有创新。已经超越了“拿来主义”而走向“送去主义”，完全可以在世界性的语境中参与对话，并带动中国的摄影理论走向世界。 藏策已经作了筚路蓝缕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应该怎样去进一步的普及，深入地向摄影界渗透这些语言学转向和文化学转向后的新的观念？怎样加快中国摄影的国际化？等等……则是我们中国摄影界所应共同思考的问题。 （此文已在《中国摄影报》发表） 注：刘俐俐，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当代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著有学术著作多部，在国内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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