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夜匆匆地把几篇文章看了一遍，感觉很有些意思。90年代初，文学界就曾围绕张颐武的《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展开过非常激烈的论争。后来又有了“新左”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其中的某些话题与“后殖民主义”仍大有关系。可以说，这类论争直到今天也还远未结束。哈贝玛斯到中国来讲学的时候，还特意问到中国“新左”与“新右”论争的情况，可见此论争已经走向国际化了。 摄影界开始提及“后殖民主义”话题，虽然比文学界晚了若干年，虽然看上去也就李江树一个人懂得一点，但毕竟还是开始涉及了，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说明中国的摄影批评在理论正在深化。但这又毕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几篇文章可以讲清楚的。 李江树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某些基本观点的通俗版和简化版，《国家地理》也不过是一个因与摄影有关而被拿来分析的事例而已。有趣的是，反对李的人，似乎并不明白“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妙义，他们与其说是以“理论”，还不如说是凭直觉来加以反驳的。他们的说法并不“理论”，而且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直觉”，真就靠不住吗？真的就全无道理吗？我看未必。 二 我以为，后殖民主义本身就不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后殖民主义与中国语境》里，已经用后殖民主义解构所谓“西方”的方法，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也“解”了后殖民主义一“构”，指出了它在获得“洞见”的同时，是怎样又陷入了“盲目”的。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即便是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是总能自圆其说的。 诚然，后殖民主义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其价值自不待言。1、它深刻地分析了“西方”是如何利用话语控制，如有关殖民地经验的写作和阅读等，始终操控着那些第三世界人民的话语权，而使第三世界人民处于“失语”状态的。2、指出“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化主体”构成的危害性，并分析了他们对第三世界本土历史的“消声”。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迪曾说：“西方现在已经无处不在，在西方，也在西方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也在人们的思想里。”与早期的殖民主义者不同，现在的“西方”，是通过把夹带着西方意识形态编码，但却以现代、科学、知识、文化等面目出现的话语形式，输送给第三世界，从而维系其话语权力，并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殖民化主体”的。…… 所有的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无疑地都具有极大的洞见性和批判性，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处第三世界的本土知识分子而言，这些理论其实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很多盲点，如果不加分析地拿来套用，就会造成混乱。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的本土知识分子更应予以注意。 三 首先，相对于“西方”而言，“第三世界”或曰“东方”、“非西方”其实也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其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援引的殖民化模式，主要是就阿拉伯、印度和非洲而言的。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其指称的“东方”，也是以阿拉伯世界为关注焦点的“东方”。当然，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惨痛经历，这固然与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相类似，但其“差异”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从未像印度等国家那样，彻底地被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充其量也不过是“半殖民地”而已。再如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有西方“船坚炮利”的因素在内，但却并非是中国人在西方的威逼之下被动地接受，相反地倒是一种主动地寻求，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事实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这种主动的学习，不仅没有被西方所奴化，相反地倒从传统的奴性人格中走了出来，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线。否则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如果无视这些具体的史实，而一味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加以曲解的话，那么自晚清——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史，势必就成为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史”，胡适的“整理国故”则可视为是“对本土历史的消声”了。至于鲁迅呢，也自然成了“殖民文化”的“旗手”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某著名作家，80年代曾浪得虚名，无奈不学无术，终致江郎才尽，却又不甘寂寞。前些时不知从哪听来些后殖民主义的皮毛，如获至宝，便急不可待地用到鲁迅身上去了，心想：王朔骂得，我便骂不得么？本想卖个乖，结果出了丑，被学界着实抢白了一通。 [FS:PAGE] 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一处“致命伤”，那就是没有把中心/边缘、压迫/对抗的关系，放到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压迫的关系中去考察。 虽然身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人们，都同样地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控制性影响，但或直接或间接，其紧迫性是不同的。尽管身在西方的非西方人和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人们，有着同样的第三世界的背景，但却因为具体社会中特定的压迫性结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感受和对抗策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旅美华人学者徐贲先生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一书中说“在第一世界社会中，由于公民社会的基本保障，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往往把批判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揭露现存的公民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实际不平等性来推动它的完善。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们身处一个公民社会尚受国家机器控制、尚未完全建立的环境之中，难道建立公民社会不比完善它来得更迫切吗？难道为公民社会申辩不比对它的批判更重要吗？此时此地，对公民社会这个观念的批判不仅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会使之更为困难。”——此话一语中的。其实，无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是以保存人的基本自由为前提的，如果国家政治无限度地侵蚀了公民个人的生存空间，强制人们成为国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我们就义不容辞地必须干预”。事实上，有的后殖民主义者如赛义德，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赛义德并不因批判“西方”就从而遮蔽了对本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民族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阿拉法特的严厉批评。他说：“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直到今天，我对巴勒斯坦的看法一直与在《巴勒斯坦问题》中所形成的看法相同：我表达了对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东方学•后记》）今年上半年，他的《知识分子论》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我读后对这位鲁迅式的阿拉伯裔知识分子感到肃然起敬，对巴勒斯坦问题也因而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 分析至此，让我们再回到李江树的《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 四 我以为李的这篇文章，就如同他那篇《有狼的风景》一样，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新理论新观点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探寻。这一点在中国当今的摄影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又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诗意化、情绪化。通观《谁是文明的主人》一文，其基本观点应该说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只是太情绪化和太绝对化了。 李说《国家地理》貌似“科学”、“客观”的拍摄工作，其实是“置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民族情感与自尊于不顾，他们盗用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他们掠夺了原住民的“自我阐释权”，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一切写进自己的书里，拍到自己的镜头之中。而这种主导文化对土著文化的攫取是经过篡改和歪曲的。”这是种典型的后殖民主义观点，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理论ABC，这当然是自有其道理的。但我觉得，一种理论如果只是拿来简单的套用，而未能加以具体分析的话，就难免失之于笼统和简单了。比如，我们对于“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的土著”，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对此我们真的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吗？而实际的情况是，有关他们的一些知识，我们不是来自“盗用”了“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的西方殖民者们的介绍和宣传，就是来自同样是属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相信李先生大概也和我一样，从没到第三世界的丛林、沼泽里与“原住民”们生活过吧？）如此一来，这种依样画葫芦似的后殖民主义论述，虽然是“政治上正确”的，但却容易流于空泛，很难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如果说“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所进行的，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想象”的话，那么我们的议论就难保不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的想象。 [FS:PAGE]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想象”并不是凭空的，而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得来的，因为我们同样也生活在第三世界。那么我仍要发问，我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搞清楚了吗？我看如把“盗用”、“掠夺”等后殖民主义理论ABC，放到中国的具体语境中来，情况就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了（也许有人会举敦煌的例子，但那是“老”殖民时期的情况）。比如布勒松、马克•里布等西方人就都拍摄过中国——我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里曾讲：与其说马克•里布是在“纪”中国之“实”，还不如说是在“纪”一个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这是事实。但我们若继而再说布勒松、马克•里布们是“置”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与自尊于不顾”，“盗用”中国“原住民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在仍保留的古老习俗”，“掠夺了原住民的‘自我阐释权’”，则不是事实了。由此可见，即便同是第三世界，其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不可一概论之。 马克•里布90年代在北京举办的影展，我是看了的，有一些50-60年代拍摄的图片尤其令我驻足。如工厂烟囱里的漫天黑烟、大学里带着口罩的舞会、巨幅标语牌下背道而驰的人……这些固然是西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政治的、异国情调的）的某种编码方式，或许也存在着“掠夺”“自我阐释权”的问题，但那究竟“掠夺”的是谁的“自我阐释权”呢？是我们这些“原住民”的吗？显然不是。在那个时代，“原住民”们除了开会、学习、背语录，还拥有他们自己的“自我阐释权”吗？我想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原住民”来说，都应该比我更清楚。——这大概也就是与李江树论争的那几位“原住民”，在直觉上反对江树先生观点的原因所在吧？ 江树先生的这篇文章虽有上述的简单化等毛病，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其价值。其实，当“国家地理”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当“荷赛”成为某种实施精神统治的话语规则之时，江树先生的文章（当然要改一改）自有其振聋发聩的作用，那时我当与江树先生并肩作战。只不过我以为目前桎梏着中国摄影人精神的，尚不是什么“国家地理”之类，而是我多次强调了的——“超隐喻”话语方式。 五 至于张承志的《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一文，读了以后还真让我“战栗”了一把，不过那倒不是因为美国秃顶摄影师的尼康F16（莫名其妙，真有这型号的相机，我说不定会再“战栗”一把），而是我从那“眼神”读出了更多的东西。我非常理解身为“穆斯林”的张承志，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及对阿富汗兄弟由衷的同情。我也非常同意他所说的“对阿富汗封面少女的寻找活动和报道，既不是真实的艺术，也不是客观的报道，而是不义战争的宣传。”事实上非但此次“对阿富汗封面少女的寻找活动和报道”如此，而且诸如“海湾战争”等的各种现场报道也都无不如此。也正因如此，我才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里一再指出“纪实摄影”中“不实”的成分。无论是电视的现场报道也好，还是“纪实摄影”也罢，其实都只不过是一种编码。 但我还要说的是，张承志在他的文章中所复述的这个故事，同样的也是一种编码。张承志说：“谁都希望能听到她的倾诉。等她开口发言的时候，人会听到真实的话。”我想如果她真的开口的话，或许是会让张承志大失所望的。正因为她是被说（被美国人说，也被张承志说）的，所以才是沉默的。她大概既不懂得美国人的尼康F16（我也不懂），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种叫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属于她自己的话语。因为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她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电视，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就更不用说去享受诸如张承志那样优越的资讯条件了——“我居住的地方，闭路电视系统中有一个频道是留作政宣和会议的。平日有两会三代之类大事则播之，无会无事则固定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之上，任各种的奇风异俗和野兽虫鸟在那里日夜循环……” [FS:PAGE]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人到阿富汗去是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中的阿富汗人民。美国人打仗大多为了利益很少为了“正义”。但对于阿富汗人民而言，到底是苛政猛于虎，还是虎猛于苛政，恐怕我们局外人是不好臆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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