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些时读王先生的《摄影语言的口音表述》，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但未深说；现又读了他的《摇滚青年·青年摄影》和《无可奈何花落去——杂议“光与影”的明暗遭际》，想说些个人的看法，以助谈资。 第一篇文章，是我最不能同意的。这篇文章的思路很混乱，许多概念都搞错了。首先，照片中异国情调、异乡情调（或俗称的地方特色）的表达，并不能等同于汉语中方言语音的不同特色。摄影在根本上是视觉性的，何来“语音”表达？就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文章后来又把这说成是一种“方言”的表达，也同样是讲不通的。布勒松、马克·里布都拍过中国，能说他们是用汉语“方言”表达的吗？中国摄影家也同样拍过外国，比如纽约，能说那是用英语的美式“方言”来表达的吗？ 至于牛群摄影，我认为更不是什么因用了天津方言才如何了的。去年我写《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的时候，在分析过“长城摄影”之后，其实原打算是再分析《希望工程》和《牛眼看家》的。可讨论开始了，也就无暇顾及了。我以为对于牛群摄影，做诸如《镜头对准谁》之类的批评，实在是比牛群摄影本身更为肤浅的。牛群摄影其实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其引起“轰动”的关键，在于“拍什么”，而不是“怎么拍”（包括方言不方言），牛群摄影的那些图片本身如《牛眼看家》，其实并没有什么，而其“意义”在于它能唤起一系列的“相关文本”（包括“明星”们的和他自己的），所以牛群摄影引起大众兴趣的，不是其文本自身，而是其文本与其“相关文本”所构成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现象。 那么方言（王先生也称之为“母语”）到底与摄影有没有关系呢？我想关系还是有的，但不像王先生想得那样简单。好在王先生也提到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之类的意思，那么讨论也就有了一个大致统一的前提： 1、 既然人是被话语所塑造的，那么某地之人，在被社会语言环境中的多种话语所塑造的同时，也势必被其所处地域的方言所塑造，这一点应该是无庸质疑的。 2、摄影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光影的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方言”的。但具体摄影者的编码方式，作为这光影语言中的一种“言语”，肯定与其他话语系统有着某种“互文”的关系，其中当然回包括与其方言的“互文”关系。 3、 所谓方言只能以某种“互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具体摄影者的编码过程，而绝不可能以“语音”形式直接表达于照片之中。 在做了上述分析以后，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方言与作为“言语”的具体摄影者的编码方式，可能会有某种“互文”关系，但与拍摄的具体对象，应该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如不能说拍了《云南山里人》，就是用了云南方言，拍了《四川茶铺》就说是用了四川方言，拍了《北京胡同》就认为是北京方言。假如徐勇有一天离开胡同又去拍了西藏，那你说他用的是北京方言还是藏语呢？所以我觉得这是王先生弄得很混乱的地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把普通话与方言放到了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之中，强调了普通话作为权力话语、官方话语，对民间的、边缘的方言的压抑。这一点虽不是全无道理，但绝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方言”文学，恰恰是官方提倡的产物。在“17年”文学，乃至打倒“四人帮”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方言文学都占据着中心的、权力的和官方的地位。以普通话写作，被认为是“学生腔”，是“苍白无力”，是不能掌握工农兵的“活生生的语言”的表现。为此，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得不跑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整天拿个小本本记……小说写得越“侉”，就越“有生活”，越“工农兵”…… [FS:PAGE]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因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方言的、民间的的文艺形式，文本简单，意义单一，是便于控制的，作为宣传工具尤为适宜。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文本复杂，意义多元，无法控制，所以除束之高阁以外，便不被效法了。另外，方言的、民间的文艺还可以被用来营造一种“伪民间”，如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工人作家们的“车间文学”，都属此类。旅美学者刘禾的《语际书写》中有分析歌剧《刘三姐》的一章，可以参看。 当然，看得出来，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用意是好的，但其对于方言的片面强调却是不当的。 二 看了王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觉得他的激情和活力，都很值得佩服，但把摇滚音乐作为中国摄影的榜样，就又说不过去了。因为摇滚在今天其本身已经就很值得怀疑了。 看了这篇文章，倒让我想起了一段有关我个人的往事。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我也曾是一个狂热的崔健迷。那时我是一家大型刊物的记者，于是便利用“职务之便”，采访崔及其乐队，记得我写的那篇文章叫《咱也摇滚一把》——听名字就知道我那时有多“摇滚”吧？我还在杂志上弄了好几期有关崔的对话，我们当时甚至认为，崔是中国音乐界的鲁迅。这之后，我还主持过摇滚歌词的征集等——到现在，我也认为崔比王朔要有价值得多。——然而崔毕竟也“老”了，他当年的伙伴不是也成了媒体的俘获物而大唱其“朋友”了吗？时间证明，崔是中国摇滚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他既已“老”了，我也就不再听摇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青年文化如没有与之相呼应的理论的滋润，是行之不远的（我在论非主流摄影时提过）。崔理想中的“不要什么知识”，只需要“给你一个机会，试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18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之类，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优秀如崔健者，也不能保证他的“心情”总能“像一把刀子，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的。 在今天的这个“消费社会”里，对于“青年文化”更该加以分析，否则就不知会给摄影带来些什么。如那些越写年纪越小的“作家”们，那些什么哈佛的男孩和女孩们，就是借青年（乃至少年）之名而大肆炒做的大众文化，与那些“看家”的“牛眼”是如出一辙的 三 王先生第三篇论《光与影》的文章很好，他实际上是把《光与影》停刊这一“事件”，以“文化研究”的形式来加以讨论的，亦涉及意识形态层面，读之令人感慨！ 既然好，也就不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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