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图像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包括符号学在内的20世纪文化研究的多种方法引入到摄影理论和图像文化研究中来，既有理论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中国摄影不是孤立于历史进程之外的，中国的摄影理论也不能自封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之外的，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普遍采用新的方法分析和研究自己的对象时，我们也要注重学习这些方法，在中外各种学说的比较和各种方法的尝试中找到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对于摄影的本质、功能、影像的生成和作品分析等问题，哪一种学说和方法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很难得出一成不变的结论。对此我们要有兼容的态度，比较现实的是，不同的学说和方法观察和言说同一个问题，就像探照灯从不同方位照射同一个对象，可以使我们把这个对象看得更透彻。藏策先生对摄影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从图像文化时代的背景上认识摄影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理论研究应该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摄影理论和批评不能自我孤立在学术界之外，摄影界外人士，特别是学术界的人士对摄影理论建设的参与说明摄影在文化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入世后的中国，在图像文化时代，摄影理论不会再是摄影圈子内的理论，而是文化、学术的摄影理论。我们要打开门窗搞理论，用开放的意识、兼容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来从事摄影理论研究和理摄影批评，并且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关心和从事摄影理论研究和摄影批评的人。 张智庭（南开大学教授） 当我看过藏先生在《中国摄影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后，发现其中不仅有与罗兰•巴特思考相近的东西，还有一些新意，比如他在符号学思考中认为“快门”是一种“提喻”等。他将形式分析与主题的创意结合在一起，符号学基本是一种形式分析与主题的创意结合在一起，符号学基本是一种形式分析，将创作主体的意志放在“快门”选择上来探索，无疑是一种创意，它符合符号学目前的发展要求，将罗兰•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初宣布“死亡的作者”或是“创作主题”重新唤了回来，加入了意志作用的符号学分析。 藏先生对符号学研究的文章，整理之后，我本人很愿意把它翻译成法文与国外的朋友们进行交流。 龙熹祖（现代艺术图像学院院长） 虽被认为是雕虫小计、“亚艺术”、“非艺术”的摄影，今天，在《中国摄影报》和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倡导下，终于纳入文化视野、学术视野，这是我们渴望已久的事情，本人深为欣慰、深受鼓舞，我想摄影界同仁亦必如是心情。 以摄影为发端，连同其后以之为基础派生出来的电影、电视、电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图像文化、图像艺术家族，与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和文字鼎足而立，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共通的认知世界、传播信息、交流感情的文化艺术模式。 新世纪是图像的世纪。人们读看图像、创制图像、传播图像、消费图像，也研究图像。年轻的学者们对摄影作多方位、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这是我国政治逐渐开明、思想日趋活跃、学术走向繁荣的表征，对于我们拓展视野、深化认识、理论建设大有裨益。但是，这些终究是一种参照系、一种思想资源，应该经过咀嚼消化，为我所用。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主旋律和多声部，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充分表达和争鸣，最终建构崭新形态的摄影艺术文化理论体系。 刘俐俐（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藏先生在观念上的转变，先经过了一个语言学的转向，然后又转向文化研究，达到了文化研究这个平台上。现在各种图像加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这种趋势越来明显，对文学也造成了一种冲击。 藏先生把摄影理论放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起码可以与其他艺术样式对话了，用的都是同一套的研究方法，诸如符号学，进入这种大的文化语境研究，最大的好处是把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结合起来了。 史忠义（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藏策先生关于《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的一组论文，用西方现当代的文论思想立秋摄影艺术并分析中国摄影界的若干现象，走出了“介绍、理解和阐释西方文论本身”的圈子，取得了很好的“语用”效果。 藏策先生以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所谓提喻，是处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本质意义在部分中是得到休现。因此，摄影也可以看成是一门提喻的艺术。文艺评论家刘俐俐教授很欣赏对摄影艺术的这种理论定位，喻之日“摄影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即使是放在国外的有关摄影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位置的。” [FS:PAGE] 我也以为，他的“提喻”说，确实生动、形象，但是需要从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予以阐释。 创造性应该是艺术活动的最突出的最能反映艺术活动本质的特征。没有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只能是低级重得或复制式的再生产。艺术活动的创造性可以存在于各个方面的各个层面。如审美方面、喻说方面和艺术性地反映方面；如构思（创意）、叙事（寓意）、行文（制作）、修辞（技术处理）、解读（鉴赏）等各个层面。 简言之，从21世纪初始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审美的喻说的反映创造论，大概基本上可比较完善地概括艺术活动的本质。 那么，每一次艺术创作，实际上就是这种审美的喻说的反映的创造的艺术本质和艺术总体的一次提喻。从这个角度理解，“提喻”说也拥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陈树才（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我对摄影家是很佩服的，比如法国的布列松，他的“瞬间”理论我就一直挺信服，而且他也拿出了真正的作品。我相信摄影是一门艺术，一门独立的、难度很大的艺术，跟诗歌一样，值得人一辈子去追求。我自己虽是个外行，便对摄影也有兴趣。出门时，我总是揣着一个傻瓜相机；北京这几年变化特大，我想用照相机来记录变化过程中有意思的一些细节……这对我写诗也很有用，生活远比想象有力量。 这次《中国摄影了》围绕藏策的文章所展开的讨论，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这既是一种相互的激发，也是一次深入的探讨。既然摄影是一门艺术，那就应该从内部来研究这门艺术的自身构成和美学尺度。符号学、结构主义，都是在世界范围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成果，理应借鉴过来。况且臧策本人也搞摄影。他是从自身实践中遭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才萌发了这些思考。 说到摄影诗，我总觉得，只有一幅摄影作品同一首诗真正产生互文关系时，摄影诗才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一幅好的摄影作品，本身就是一首诗，具有涵义的多向性和理解的自由度，专门再去配一首诗，以我眼前读到的这些摄影诗来看，我认为成功的不多。好的摄影作品，其图片形象给人以直接的视觉冲撞，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这恰恰是语言形象所达不到的……。 （摘自《中国摄影报》2001年11月23日第三版部分发言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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