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研讨会昨天召开了，感慨良多！ 我在答谢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文学道路，不胜感慨之至！ 我小时接受早期教育相当早，一岁半时就已经能认一些字了，到一岁零七个月时，已能认50来个汉字。我三岁以前，身体非常不好，三天两头去医院。家里人说我识字，护士阿姨们都不信，拿报纸来一试，都说我是“小神童”。那时还根本没有“幼儿早期教育”这一概念，于是一位大夫说，别再教孩子了，怕大脑尚未发育成熟，负担过重。此后，家里不敢再教我识字了。 我的文学梦是从15岁开始的，那时我到处听文学讲座，买书看，到了19岁，发表了第一篇文章。21岁时，参加了天津市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二届青年作家读书班，和作家王松同班。然而，此后我的文学道路就变得越来越不顺利了。 我这个人其实是个有理论情结的人，从小就喜欢把玩具一个个地拆开，想研究里面的原理。长大后学什么东西，也都要先把原理弄清了，才学得快学得会。 写小说写得不顺利，我当然也要先从理论下手。可在我20来岁的时候，国内的小说理论还非常落后，叙述学、符号学什么的，更是闻所未闻。那时多少知道一点的，就是所谓的“意识流”理论。于是我从“意识流”而迷上了心理学，最后，终于把精神分析学弄得运用自如了。那时我写的文章，多是精神分析方面的，我甚至还在《天津日报》等媒体开过心理咨询专栏，俨然成了个心理分析师，写小说的事，反而放到一边去了。 80年代末，精神分析学与其他现代西方理论一起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我的专栏也停了，文章也写不下去了，于是干脆当起了闲人，先学跳舞，一直学到了“国标”，又学摄影玩相机，当起了发烧友。我与摄影的结缘，就起于那个时候。 94年左右的时候，国内的学术空气已经比较活跃了，什么“人文精神”大讨论之类，都是当时知识界里的热门话题。而我玩相机已经玩得乐在其中如醉如痴，对学术反而兴趣不大了。我的一些朋友觉得我这样下去很可惜，就不断地督促我，甚至挖苦我，骂我。而我呢，也意识到自己就这样下去，确实有些不象话，于是从95年开始，我下决心闭门读书，一读就是好几年。在读书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没发表过一个字，直到98年，我觉得自己的功力已经有个八成了，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在我“闭关”期间，对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好友高恒文，这位与我同岁的小教授真的是学富五车。我们隔三差五地在一起切磋，一开始，我只有听和问的份儿，后来渐渐地能与他讨论交流了，再后来则开始试着和他争论…… 待到我能和高恒文讨论问题了之后，我才敢“重现江湖”，而且一亮相，就给我带来了自信。因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整天和高恒文这种“高手中的高手”泡在一起，想不进步都难。 高恒文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贵人”，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顺便呢，也表扬一下自己：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比如太懒散不勤奋，但也有个优点，就是善于学习，从善如流。高恒文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和学生，但从他身上获益最多的，大概也只有我。 在我20几岁写小说时，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以后会成为搞理论批评的。而在我30几岁专研理论时，又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学术上的最初突破竟会是在摄影界。看来真是“缘分”呀！ 从15岁到今天的45岁，整整30年过去了，真的是往事并不如烟啊！ 附：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 （新闻稿） 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的“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于10月10日在天津市作家协会召开。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张洪义、著名评论家滕云、夏康达、张春生、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南开大学教授张智庭、《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作家王松、龙一，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人等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著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赵毅衡教授专门为会议写来了题为《符号学的新面孔》的文章。 [FS:PAGE] 青年批评家、学者藏策的理论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自今年问世以来，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文学界与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被称作“藏氏理论”。与会专家认为，藏策是个自身特点非常鲜明的新锐批评家，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从一开始就不同以往的传统批评，而是真正地做到了“与时俱进”。他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对现代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等理论十分精通，而且多有建树自成体系。他的批评也是以这些与当今世界同步的文艺理论为依据的，做到了与西方主流批评方法的“接轨”乃至超越，具有更高程度上的“科学性”与“前沿性”。藏策的研究与批评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文本出发，而又不惟文本。他的批评文章都是以坚实的文本分析为基础的，从而避免了传统批评中所存在着的“随意性”和“印象式”。由于藏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为理论基础的，所以他的批评不仅可以涵盖文学文本，更可以包括图像文本，这在今天以“图像转向”为特征的“读图时代”里，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的。也正因如此，“藏氏理论”在中国的摄影界里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 赵毅衡教授认为，由藏策创立的“超隐喻”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而且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评论家滕云认为，藏策借现代西方理论做平台，搞深入细致的本土文学研究并多有创新，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只是在做“搬运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夏康达教授指出，藏策的这个研讨会，是天津作协首次为批评家举办的个人研讨会，老一代的批评家还没有过这样的待遇，这充分体现了作协对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视与期待，意义深远。张智庭教授则认为藏策在小说理论与图像修辞以及图文的“互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罗兰•巴特。张洪义秘书长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要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在天津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理论批评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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