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生（著名评论家）： 我与藏策相识也有近20年了，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以前在某个会上曾大声呼吁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的文学准备问题。就我所知，藏策在很多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比如心理学，他甚至专门开过心理咨询的专栏；再有图像学，他在中国摄影界里也很有名。他搞批评能把西方理论加以灵活运用，这点是十分了得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评论队伍、理论队伍中，不会灵活运用，反倒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的现象。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文章，完全生搬硬套，已经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我为这个会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怎一个“超”字了得！》，我在这里念一下： 读藏策君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感觉一阵理论新风从心头吹过——当然这也是一种隐喻性的话语，但表达出对该书的良好印象。远的不讲，只说“新时期”以来我们经历了不少拿他山之石，即对西方理论尤其是新理论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对待文学研究的事情。但起起伏伏之中，时间长河滤出的却多是许多概念，并非和文学现状相互动相融会。也就是说仅仅从词句上拿来，绝不能达到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而藏策的文论却以其具体的现象描述以及对经典文本、本土文学思潮的扎实细致的解析，将西方的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有机地加以运用并贯通，这样一方面给人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性内核——超隐喻。他拓展了符号学，使之成为了今天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广泛地应用，可以成为某种“范式”，成为新的理论平台，让域外之学在东方的沃土中扎下根系。这显示了一个青年学者以他对文化的投入，对文学的研究，给今天的文坛，酿出了一味美酒。它是创造性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化的一种质的进取，它是批判的，这显示了今天文学的一种清醒。它是体系的，这显示了今天的理论需要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天津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有待于突破，藏策的不断努力，就是以其使命感责任感，默默地推进了文艺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值得年轻人也包括年届花甲的我去学习的。此外，藏策的理论性格值得重视，他既有理论视点，能就宏观而谈，又能就具体而深，这是值得去提倡的。他这本书的成绩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介绍了符号学和隐喻话语，并创造了“超隐喻”理论，同时把文本的“人的话语”与“话语的人”，做了辨证的认知；第二，他的论述不空泛，而且能实际运用，如对中国工人文学的解读。有关工人文学，我曾于10年前提出，在新写的天津文学史上予以重点分析列出专章，但响应者只停留在一般介绍，未能做深入研究。现在藏策不仅深刻了，而且运用解构的方法，把天津、上海等地工人文学的历史背景、源流流变、现实状况、本质属性及种种变异，都讲得生动深切，读后令人获益非浅。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他的理论是有学科性的，值得尊重，值得推广。 希望藏策再进而写出理论的专著，而且在本土化上还要进一步做得更好些。比如你在工人文学研究中，对胡、万的比较上，区域文化研究做得还不太够。保持你的批判力量，并进一步本土化，这就是我所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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