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隐喻”与“超隐喻”的一点解释 有网友问：到底什么是“超隐喻”？故旧文重贴，希望能解释得清楚明白。 关于“隐喻”与“超隐喻”的一点解释 近来论坛里有关“隐喻”、“超隐喻”之类的话题多了起来，这说明此类稍嫌艰涩但却极为重要的术语，已开始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过我发现有的朋友还是误读成分太多，在使用上不尽准确，所以我想尽最大的努力，对此再做一番最最通俗的解释。 隐喻 隐喻是什么呢？一位朋友猜测说，大概就是比喻吧。这位朋友说的大致不错，以前确实有人称隐喻为比喻，称换喻为借代。那我为什么不用这种简单些的词，而偏用复杂的呢？我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首先，喻说理论并不就是传统修辞学中的修辞格，如果用比喻来称呼隐喻，容易造成喻说理论就是传统修辞的某种辞格的误解。而更为重要的是，隐喻并不完全就是比喻，隐喻包括比喻，但要更宽泛一些，它可以包括纵向语义轴上几乎所有的纵聚合关系。如：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其中的“白日”与“黄河”之间，“山”与“海”之间，“依”与“入”之间，按传统修辞格看，并不能构成比喻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隐喻的关系。顺便说一下，“白日”与“山”之间，“黄河”与“海”之间，则是换喻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隐喻还可以是跨越文本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橄榄树”、“思乡曲”之类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故乡”观念之间，是隐喻的，而鲁迅的《故乡》与之构成的则是讽喻（反隐喻）的关系。 隐喻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方式，没有隐喻我们根本无法说话也无法思考。我刚才为了说清隐喻，就不得不也“隐喻”了好几回，所以不能说隐喻本身有什么不好。但隐喻的滥用，确实又能大量复制俗套和陈词滥调，当然还有超隐喻。 超隐喻 超隐喻，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超越”隐喻的意思。我是根据德·曼的解构修辞理论、弗莱的原型理论和海登·怀特等人的文化诗学理论，最终自创出了这一术语的。那么，我为什么自创出这么一个术语来呢？应该说我是用心良苦的。 什么是“过分”（超）的隐喻呢？先说隐喻中的比喻，说“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谁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铁人，每天弄三顿钢块来吃。又说，“君臣如父子”，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实君臣还有如师徒（如皇帝和他的老师，皇帝征求大臣意见）的时候，甚至也有颠倒了父子关系（如溥仪在幼年时）的时候。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了，皇帝当学生的时候也是“父”，甚至只是一个小儿的时候，还是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如父子”的这个比喻，被“过分”（超）地隐喻了。把皇帝说成“龙”，说成“天子”，也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都被当了真，这也是被“过分”（超）地隐喻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人是铁饭是钢”这样的比喻，不去当真，而对有关皇上的比喻就当了真呢？因为有关皇上的事，关系到封建的极权统治问题，于是意识形态当然就要进行编码了。 再说较比喻的范畴更大的隐喻，还举“故乡”的例子。人对其故乡有一定的感情，取一种认同的隐喻的态度，如说“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等，这还基本属于隐喻，虽然不能说就没有问题，但也还没到“过分”（超）的程度。但要是鲁迅（就以他为例吧）把什么“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之类的隐喻“过分化”了，回到“故乡鲁镇”以后，见到了鲁四老爷就说：啊，我的本家，多么儒雅的老人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靠他们来传承啦！见到祥林嫂就说：唉，苦命人呀，不过在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鲁镇无私地接纳了她，四叔还给了她一份工作，这真是爱的奉献哪！只要人人都……看见她捐门槛，又道：哇，好好的民俗啊，快找相机拍下来！……又在“未庄”看到阿Q卖偷来的衣服，于是感叹道：原来人们早就懂得市场经济了，真是“愧对X商”啊！——这就“过分”了，这就是对所谓“故乡”的“超隐喻”。因为“亲不亲”、“美不美”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修辞，而且成为了意识形态，成为了装饰愚昧掩盖罪恶的同谋和帮凶。 [FS:PAGE]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中，有所谓“过分符号化”的说法。比如，“红”原本只是一种颜色，当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后，就被符号化了，成为了某种代码。当这种意义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如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是被“过分符号化”了。“过分符号化”之后应该是“解符号化”，如时装表演中的红色，就又是一种颜色了。“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 “超隐喻”理论可不是专门用来分析摄影的，我觉得它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比如我就准备用它分析“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家知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讨论了一个世纪了，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除了“反传统”、“弘扬传统”和“批判继承”三种意见外，再也没有更好的意见了。可是在我看来，这三种意见全是废话。 先看第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说的语言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还能以传统的自我，用传统的语言，去彻底地“反传统”呢？再看第二种，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帝制”的产物，鲁迅把它比作“吃人”的文化和“人肉的宴席”，一点都不为过。难道就需要弘扬这些吗？难道“五四”运动真的搞错了吗？（林毓生、余英时等学者就提出过“五四”反传统反过了的观点）。最后看批判继承，靠什么来分辨“精华”和“糟粕”呢？再者，文化又不是水果，批判继承起来像“取”肉“弃”核那样简单，难道只要我们批判缠足继承扎耳朵眼，批判长袍继承华服，就万事大吉了吗？ 而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当然我这么说全是为了通俗，而并未在意是否严谨。 最后，再从我的另一篇文章里，引个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 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秦始皇兵马俑是专制（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的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我们来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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