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发言提要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论述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时说道：“在过去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也是历史的产物，他的话语系统包括思维模式、治学方法等，也都会与“制造”了他的历史，剪不断理还乱。而“制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需要反思和警醒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我们自身。这一点不可不察。 光影百年：一个“现代”故事的现代言说 （第8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发言提要） 藏 策 一、治史者当自省 中国摄影家协会倡导大家治摄影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以为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中国摄影史的编纂上，更在于对中国摄影整体的学术品位的提升。我们知道，在以往，摄影界里的学术空气是比较稀薄的，而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有所好转，理论、学术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随着有关摄影史编纂的列入议事日程，中国摄影的学术水准，也将进阶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论述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时说道：“在过去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 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也是历史的产物，他的话语系统包括思维模式、治学方法等，也都会与“制造”了他的历史，剪不断理还乱。而“制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需要反思和警醒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我们自身。这一点不可不察。 毋庸讳言，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一直都处于学术严重失范的时代。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开始自觉地进行自我规范，但也只是精英学术层里的事，对一般学术界尚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仍层出不穷。据说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们为了评职称，竟能在一个月内写就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种“学术大跃进”的秘诀无他——即“史识”与“史实”上都毫无主见地套用与陈陈相因可也。说到现代文学，无非就是鲁郭茅巴老曹，说到当代，就是“十七年”、“伤痕”、“反思”、“改革”……被破坏了的还不只是既定的史学规范，更包括人们对史的敬畏之心——按文件编史，按政策编史已习以为常。 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学史，已沦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俗套！而尊重史实，从史实出发，乃是破解这一俗套的终极解决之道。我们虽不能说史学就完全是史料学，但必须承认，史料学在史学中是最为重要的。 中国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悠久传统，至近代以后，史实与史识，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对二元对立式的关键词。其实，对史实的重视与研究方法上的精细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史识。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等学者提倡的“科学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史料派”，其实同样是建立在西方实证主义的史识背景之上的。而备受诟病的“史观派”以及由此而来的“以论代史”，其实只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化了的“史识”，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尽力避免的。 二、摄影没有“古典” 摄影本身就是工业化与技术进步的产物，其历史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摄影属于现代文明，摄影的历史与文学史等其他门类的历史不同，摄影没有“古典”时期，不可能像“古典文学”那样也追述出一个“古典摄影”来。所以，摄影史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现代性”的故事，摄影史的写作，需要的是以全新的史识为立场的“现代”言说。 三、现代“史识”视野中的“史实” 傅斯年曾说，史学其实就是史料学。这种史料至上的观点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史识。 修史不是件简单的事，收集史料，编订史料，作目录索引等……都是最基础的工作，而考证史料、研究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更是一点都不亚于修史本身的事情。那些搞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在国内何止千人？他们穷毕生之力，其成果尚不足以超越夏志清的那本《现代中国小说史》，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以为，《中国摄影通史》的修订，应与有关中国摄影的史料学同时进行，比如编撰摄影史料的目录汇编，资料汇编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个案，研究考辨，务求在史料的搜求和整理中有所新的发现。根据现代文学学科的长期研究经验，编一部史料的目录汇编尤其是今天编史的当务之急。当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成了现代文学学者手边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否则史料浩如烟海，从何下手？ [FS:PAGE] 四、“重写”意识与现代言说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时至今日也还在“重写”之中。所谓“重写”其实也就是以当下的现代的史识，对历史加以重新叙述。虽然中国以往还并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摄影史，似乎不存在“重写”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以陈旧观念所构成的价值评价体系早已普遍存在，并已渗进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缝隙之中，如果不加以清除并重构的话，我们就会被陈旧的“史识”所控制。——摄影史在未写之前，实际上便已面临“重写”的问题了。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不能以既定的圭臬为圭臬，不能以既定的优劣为优劣，而要在输理史料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并做出新的评价。有人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和钱锺书。那么，在那些尘封已久的摄影史料中，会不会也有着被“时代”埋没了的天才呢？我以为这是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另外，对于中国摄影中的不同流派，以及具体的文本/图本分析，必须站在当今的理论前沿来评价之。比如纪实摄影就是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摄影的纪实功能被堂而皇之地用于“纪伪”。这是一种集体说谎吗？我以为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我在《话语流变的“工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这是个很具启发性的观点，我以为不仅适用于小说研究，也适用于被意识形态掌控了的纪实摄影。 前不久，我对于纪实摄影提出了新的理论上的界定标准，即外延与内涵、主题内涵与非主题内涵之间关系的理论，相信对于解决真/伪纪实摄影的判定会有所帮助。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从史的角度看，任何照片当其主题内涵随着时光的推移而黯然失色时，其非主题内涵乃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也便是“老照片”的魅力。 五、摄影史分期——宜粗不宜细 真正的历史都是多音共鸣的，而史书的叙述却只能是线性的，无法囊括全部的声音、事件与时空。故有关历史时期的划分，越细便可能越失真，当人们以某某话语为中心，去界定某某时期时，这一时期里被视为边缘的那些话语，也就随之被更深地遮蔽了。而粗线条的划分和勾勒，给特定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一定的时间长度和历史容度，不去硬性地切割历史，反而会保留历史的完整、复杂和包容，失真更少。 文学界曾把晚清以降的文学，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其中的弊端在今天已经暴露无遗，所以现在已有将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统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趋向。这一经验也应为摄影史的编纂所吸取。 我个人以为，将中国摄影史分为大致三个时期就够了，即从晚清至抗战前，这是一个凸显现代性的历史时期，包括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但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转站，大方向基本一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于晚清，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主流意见。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的研究更表明，就连白话文，其实也是开始于晚清的各种“白话报”的，只是提倡白话文的纲领性文件，直到《新青年》时期才由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来而已。第二个时期应该是从抗战前到文革末。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由具有政治浪漫主义的个人化的左翼思潮到高度组织化了的左派政治，直至极左思潮下的铁幕。第三个时期则应从“四五运动”至今。这是一个中国摄影人重新寻找自我，并逐步与世界“接轨”的时期，也是中国摄影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以后，中国摄影在创作与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摄影观念的多元化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FS:PAGE] 六、历史叙事也应“多音共鸣”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曾从弗莱等文学理论家那里得到灵感，发现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其实有着很多近似之处，就如小说是对故事的叙述那样，历史叙述则是对史料的言说。即便是对于相同的史料，基于不同的叙述立场和叙述方式，历史也会被写成悲剧、喜剧、闹剧以及罗曼司等不同的版本…… 海登•怀特的理论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一点，即所谓纯“客观”的历史叙述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可谓是历史写作的一种宿命。 以多元的、多个视角的叙事，来替代以往那种单一的宏大的叙事，大概是减少历史叙述中偏见成分的最好方法了。所以我以为，历史叙事也应是“多音共鸣”的，是对话性的。具体地说，摄影史的历史叙述，不仅要包括摄影理论的发展，还应包括摄影器材、技术进步、媒体研究、照相馆的历史等多个方面。当年由徕卡相机而来的35MM规格对纪实摄影的紧密关系，是有目共睹的。而今天的数码技术，也势必会影响到摄影的未来发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前些年，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从政治、教育、出版等领域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将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现代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等选题，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出版了诸如《东南大学与“学衡派”》等一系列极具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些也都值得摄影界学习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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