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学人大多数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而另一些则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跑得比较欢的一个，生怕落伍。可渐渐地我发现，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对话罗兰·巴特 藏 策 我的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问世后，反响强烈，被称作“藏氏理论”。曾荣获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的罗兰•巴特研究专家张智庭教授认为：我在图像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西方图像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 超越罗兰•巴特，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用俗话说这叫“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用学问点的词儿说，那叫“影响的焦虑”；如果再引申点后殖民理论的话，那就叫在西方中心的语境中，作为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学人大多数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而另一些则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跑得比较欢的一个，生怕落伍。可渐渐地我发现，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知识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当然，学术毕竟不同于造车，而且引进现代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也远甚于造车的技术平台，因为新的学术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整套“范式”，是全新的思想和观念。 于是我便与西方的罗兰·巴特们，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一、文化病毒——“超隐喻” 就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学术研究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不同于西语。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学术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汉语中类似西方“逻各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道”。美籍学者张隆溪先生就在其专著《道与逻各斯》中，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相对照，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仍属于一种文化阐释学研究，而不是以汉语为对象的“论文字学”。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往往成了一种无的之矢。 而我在对西方理论的“调校”中发现，汉语文化中类似于“逻格斯中心”的东西，是“超隐喻”。汉语语境中的解构主义所要消解的，不是什么“逻格斯中心”、“语音中心”，而是 “超隐喻”。 超隐喻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为什么一种隐喻会变种成为文化病毒呢？这先要说说“本质论”与“修辞观”。传统学术看待问题往往是本质主义的，非好即坏，非善即恶。上世纪的“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都进行过有关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虽时隔大半个世纪，但思路却如出一辙，都是本质主义式的——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弘扬国粹，要么批判继承……而属于现代学术“范式”的修辞观却不这么看问题。这就好比化学中的那些原子，本质主义非要在原子中分出好原子和坏原子来，而修辞观则不认为原子本身会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要它们之间的关系。碳原子即可以成为钻石也可以成为毒气，不是碳原子本身好或坏的问题，而是看它处在了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同样，看待传统文化也要看它的结构关系，也就是修辞关系。所以我没有从中国文化的“内容”上入手，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因为在我看来，“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我发现，维系着中国千百年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超隐喻”。 [FS:PAGE] 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是变成了不容质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我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说：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所以，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而对于早年的中西文化大讨论，我在书中也给出了全新的观点： ……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等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在谈到我的“超隐喻”理论时说：“‘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我非常同意藏策说的，‘没有必要跟在各领西方风骚三五年的主义疲于奔命’。只要借用成果，搭起平台，我们的理论家会有自己的产品。” 二、给现实主义升级换代 今天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早就需要更新换代了的。在今天的西方学界，已经将现实主义看成是某种古老的神话，不再相信了。就连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姆逊也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源远流长，影响了几代作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资源。那么，现实主义能否与当今以语言符号学为平台的新“范式”顺利“接轨”，并得以更新系统升级换代呢？我对此进行了尝试。我从文本社会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启发，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我发现，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以前听作家讲他们采风或是“体验生活”时，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笔去记下当地的语言、风俗、人物，以及各种发生过的故事……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将“生活”文本化。 [FS:PAGE] 现实亦或生活，与文学的更为确切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种“互文”的关系。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那么文学就好比是有着特殊系统软件（按诗学的话语规则编码）的超级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处理的信息来自网络，犹现实主义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处于这一文学工作站之内的“网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载文本、发言发帖，则犹“深入生活”、阅读及写作也。其实，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络，早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民”了，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三、图像符号学——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研究 如果说有关文本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在现代西方已经相对成熟的话，那么对于摄影等图像的符号学研究，西方人也同样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因为图像研究比文本研究要难得多。代表西方图像符号学研究最高成就的，就是半个世纪前法国人罗兰·巴特所作的研究。罗兰·巴特是以符号学研究摄影图像的先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他的理论给予我很多启发，但同时也让我瞧出了诸多破绽。 图象研究的难度就在于，图象的符号系统不同于语言文字符号，必须要在在图象符号与语言文字之间，亦即图本与文本之间找到一种转换关系。我觉得罗兰·巴特的什么“三种讯息”、“锚固”之类太过罗嗦复杂，而以修辞学中的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四种修辞方式替代之，并把图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互文”关系，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我还在雅各布森所谓“诗是隐喻的艺术，散文是换喻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摄影是提喻的艺术。 我还发现了罗兰·巴特理论中的一个致命错误。他把照片分成外延与内涵两个层面，思路是对的，但他本人没玩过摄影，不知道因摄影器材等媒介的不同，在他看来或许是同样外延的照片，其内涵却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用几万元的徕卡相机与几百元的理光相机拍摄同一景物，虽然从外延上看，山还是那个山，水也还是那个水，但内涵却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人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去烧德国的徕卡相机了。于是我发现，摄影图像其实有两种内涵，一种是“主题内涵”，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有关“意义”的那种；还有一种完全由外延构成的内涵，就是我发现的这种，我称之为“非主题内涵”。肉眼发现了的东西，即摄影家所要表现的，属于“主题内涵”；而那些超越了摄影家的肉眼，而被镜头以类比式隐喻记录下来的东西，其所构成的内涵，就是“非主题内涵”。我们常说：摄影不是拍摄我们肉眼看见的东西，而是为我们补充肉眼的天然缺陷——指的其实就是“非主题内涵”。正因为“非主题内涵”是超越肉眼的，所以也更具发现性和震撼力。 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它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 ——这话可谓说到了纪实摄影中关键的关键。但如何“击中”又如何“刺痛”？其文本机制为何？罗兰•巴特却从没说清楚过。而我对“非主题内涵”的发现，则解开了其中的奥秘。因为“非主题内涵”构成了影像与意义之间的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间地带，而这也正是纪实摄影最大的诗学特征之一。纪实摄影所真正“击中”和“刺痛”了我们的，其实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换言之，纪实摄影的魅力不在于怎样去再现那种已被破译了的现实，而是怎样去“直击”一个有待破译的暧昧不清的现实。正因为“暧昧不清的现实”是“有待破译的”，才不会轻易滑入我们的认知俗套，而被思想的胃酸消化掉。“暧昧不清的现实”会如哽在喉，进而刺激情感，并与我们的经验、记忆和梦想相“互文”，从而打通五方十界前世今生……让世俗的偏见和隔膜在瞬间被穿透…… （发表于《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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