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作业之：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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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国当下文学评论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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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一问题是有着比较个人化的看法的。问卷的选项中列举了诸如：理论阐述取代文学批评、批评家臣服于学术模式以致文章晦涩难懂，以及红包批评、商业批评和人情批评等，但我以为这些都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假设一下，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清楚：假如上述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假如我们批评界里的批评家们一个个地都成了别林斯基，难道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没有问题了吗？肯定不是，甚至问题会更大。或者干脆假设别林斯基重生于当代，他还算得上是个一流的批评家吗？我看就未必，甚至连二流的都算不上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在答第一个问题时已经说了，问题就出在批评观念的滞后和批评方法的陈旧上。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是理论与批评之间的隔膜，而导致了这种隔膜的深层原因，则是理论研究盲目地生搬硬套，且对当下最鲜活的文学动态并不熟悉，不能针对汉语文本的具体语境而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从而引起批评界的反感。而批评界在得不到现代理论滋润的情况下，也只好自己去“土法炼钢”了。

就在理论界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后现代”怀抱的时候，批评界中的许多观念实际上往往却很“前现代”。比如，关于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观念，就很不“与时俱进”。很多人还停留在仅仅把理论批评当成是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工具，而不知理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而且可能是比小说、诗歌都更为重要的创作。我在答第一个问题时说：“如果说以往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是马克·吐温，是福楼拜，是乔伊斯的话，那么今天的‘英雄’则已成为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德里达们。”从20世纪中叶开始，对世界性文化走向产生影响最大的，已经不是小说，不是诗歌，也不是美学，而是理论，尤其是批评理论。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殊不知今天的理论其本身就早已成为了一种实践。我个人的观点是：理论与创作，是一种互文与对话的关系，而不是谁去指导谁，谁去为谁服务的关系。

     理论与批评，在今天其实是大有可为的。然而今天的理论与批评又是有着诸多问题的，比如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

     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早就需要更新换代了的。因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建立在摹仿论、反映论的基础之上的，已经根本无法解释今天的文学/文化现象了。而今天的西方理论界，又已将现实主义看成是某种古老的神话，不再相信了。就连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姆逊也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诚如杰姆逊所言，“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其实正是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尤其是中国的理论界。因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源远流长，影响了几代作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资源。西方人可以不谈现实主义，我们却不能。而且西方人的理论盲点，恰好为我们中国人预留出了一个理论空白，一个可以超越西方人的学术真空。然而中国的理论家们却没有去给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升级换代，致使批评界在面对“底层叙事”等今天的现实主义最新动向时，仍不得不以传统老旧的反映论、本质观去予以应对，其结果必然是力不从心。我就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话：“据知，当前全国约有两亿多农村青壮年在外打工。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支本来的农村生产生力军，‘支前’、‘参战’去了……”把“进城打工”称作“支前”、“参战”，听起来好象只是作者用词儿老得可笑，但其实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矛盾关系的扭曲与遮蔽。人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关系，竟能说出这种陈旧话语的头脑，其颟顸可知也！[FS:PAGE]

那么，现实主义能否与当今以语言符号学为平台的新“范式”顺利“接轨”，并得以更新系统升级换代呢？我个人对此进行了尝试。我从文本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启发，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我发现，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以前听作家讲他们采风或是“体验生活”时，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笔去记下当地的语言、风俗、人物，以及各种发生过的故事……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将“生活”文本化。

现实亦或生活，与文学的更为确切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种“互文”的关系。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那么文学就好比是有着特殊系统软件（按诗学的话语规则编码）的超级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处理的信息来自网络，犹现实主义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处于这一文学工作站之内的“网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载文本、发言发帖，则犹“深入生活”、阅读及写作也。其实，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络，早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民”了，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我在《建构和谐社会文化中的文学话语与人物形象》（《文艺报·理论观察版》）一文中说：“和谐社会在文学中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方言’之间话语的和谐。这并不是要掩盖社会矛盾或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调整不同‘社会方言’间的语义关系，增加其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鸣’，从而减少‘独白’与对抗，避免以往那种二元对立式的互不调和的思维方式。”

我准备将自己的下一本专著就定名为《不朽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