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最让人久久难以忘却的，就是那些带有各自时代烙印的人物形象。人是其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核心观念、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诉求，也自然是有所不同的。这在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创作中，主要地表现在话语方式与人物形象方面，换言之，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某种新的话语方式，并以此建构出新的人物形象来。 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亦是话语构成的。作为小说故事的“参动者”，按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参动者即他所承担的话语，或者说，因为该话语他才获得小说中的地位。 和谐在文学中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社会方言”之间话语的和谐。这并不是要掩盖社会矛盾或回避现实问题，而是调整不同“社会方言”间的语义关系，增加其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使之得以“多音共鸣”，从而减少“独白”与对抗，避免以往那种二元对立式的互不调和的思维方式。 米歇尔•佩舍曾说过：“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诚哉斯言。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流变，便能清晰地发现那些来自不同历史语境之下的语义冲突与对立。比如，在以朱老钟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的背后，是以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这样的基本语 义对立为基础的，故事冲突亦由此而展开。在文革时期的文学里，语义冲突的中心则为造反派/走资派这样一种虚幻的能指的对立。改革文学的深层语义对立为改革者/保守派，其二元对立的双方已 由敌/我关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缓解为某种道德层面上的冲突了。再到后来，“先锋文学”、“新写实”等多彩纷呈，文学写作日趋多元化、商业化，其语义选择也随之日益多义化了。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进程中，虽然那些旧的，主要是缘自不同观念的矛盾冲突，逐渐地淡化了，但一些新的，更加现实的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却又凸显了出来。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等等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语境。在此语境中，对于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采取怎样的语义选择，实际上已成为建构和谐社会文化的一个首要问题。今天的某些文学作品，仍固守于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善恶二元论式的语义模式，不是把富人统统想象成为富不仁的坏蛋，就是又把有产者视为优雅浪漫的天使，而把民工、无业人员等社会底层，归入小偷、劫匪、诈骗犯的行列…… 另一些更为深刻的小说，则采取了非二元对立式的语义选择，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方言”，所进行的是富于弹性与亲合力的“对话”，而不是僵化教条的“独白”。杨少衡有篇小说叫《林老板的枪》，就很有些新意。小说讲新任县长徐启维上任之初就遇上个大难题：本县商界头面人物林老板私下藏了支枪，动不动还拿出来示威似地放上一梭子。林老板是“社皮子”（小痞子）出身，为人极其狡诈。他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根本就没把徐启维这个小县长放在眼里。在并购县机械厂等问题上，他处处戏弄徐启维，企图把这个小县长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 [FS:PAGE] “枪”，这个在中国语境中略显刺眼的词语，构成了展开小说故事的基本语义对立：藏枪（违法）/交枪（合法）。小说始终围绕着“枪”这一法律维度推进，而没有向以往的某些小说那样，把这一矛盾冲突上升到道德的维度，从而成为善/恶的二元对立。小说的叙述者告诉读者：“林奉成和他的企业对本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是徐启维得出的结论。” 徐启维是一个由新的话语方式构成的新的基层干部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智慧。面对林老板所代表的江湖话语和商业话语，他既不丧失自身的话语立场（官商结合），又不僵化地固守于政治教条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而机智的姿态，与异己的“社会方言”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既有着容忍不同声音多元共存和谐相处的胸襟，又有着严守法律底线的不苟精神。 徐启维与林老板的“对话”，是通过“菜豆事件”和“嫖娼风波”来进行的。对话的结果，不是以往善/恶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彼此终于加深了了解，形成了一些概念，因而渐趋和谐，互相温暖起来。”当然，林老板的“枪”最终还是被“缴”了。更为有趣的是，林老板的“枪”在小说中，不仅是展开故事的焦点，而且构成了一个富有寓意的隐喻系统。林老板是个半江湖半商圈的草莽人物，酒色财气样样齐全。他不仅在自己的企业里包养着“秘书”宋惠云，而且还要在外面找“三陪”打野食儿。有关“枪”的性联想，就是最先由宋惠云暗示出来的。当徐启维问宋惠云：“你们林总那支枪怎么样？” 宋惠云竟抗议道：“县长是性骚扰吗？”……如此一来，看似与“枪”无关的“嫖娼风波”，在语义的深层，也成了“枪”惹的祸。而最终林老板的“枪”被缴，小说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协议签字后县城里流传一个笑话，说活该林菜豆骂娘，人家不是只剩一条裤衩，是裤衩里只剩一丛乱毛加两个蛋，他那支枪已经没了，不知去向。”这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暗示着，林老板以往违法违规的劣迹，也已经得到收敛了。 像林老板这样“社皮子”出身的爆发户，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规范，他们也有一个从混迹江湖到自我规范的过程。对于这些既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又介乎于以往的善恶标准之间的人群，小说中也有着另一种代表着传统“独白”性僵硬教条的声音：“来者说，有人反映宋惠云是林奉成的姘头，在老家兰州是无业人员，到本县谋生后，曾在省城当坐台小姐。据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她有张大学文凭，是假的，买的。……”对此，徐启维的态度则非常开明：“不管说谁有违法行为，……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随便认定。这个宋惠云是否上过大学会不会那么重要？林奉成自己好象初中都没有毕业，这不影响他当奉成集团的老板，不影响他办民营企业，挣大钱并在市工商联挂副会长。……宋惠云在本县没有犯罪记录……除了自己企业的工作，对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求办理的事项也都比较认真。总的说起的是一种积极作用。……林奉成这样的老板可以有钱，也可以有女人，但是不能有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原则问题。” 很显然，两种声音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个是传统的道德层面的，一个是现代的法制层面的；一个是“独白”的僵化的和排他的，一个是“对话”的弹性的和包容的。徐启维正是由这种新的话语方式塑造从来的新形象，其对于探讨建构和谐的社会文化是富有启发性的。 当然，文学的题材是广阔的，人物更是丰富的，绝不限于社会政治类小说一种。但建构和谐文化的话语规则却是共通的普遍的，那就是尽量去消解那些二元对立式的话语死结，容许那些不同的乃至异己的“社会方言”多元共存，并呈一种和谐共处相互沟通彼此对话的融洽状态。文学是什么？我以为文学其实就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使语言的能指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因为其话语是多义的，张力的，排斥僵化的。文学本身就应该是和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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