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归来谈观感

 影像狂欢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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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平遥的几天里，平均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但却并不觉得疲倦，简直就像服了兴奋剂，再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精神儿比我还大。有太多的朋友，太多的聚会，太多的影像……构成了色彩缤纷热力四射且势不可挡的洪流，随时随刻地把你卷入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这是一个影像的狂欢节！这样的狂欢节我喜欢！

虽然参展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是观念类的作品，大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我仍然喜欢这样的影像狂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多音共鸣，才是真正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才是话语权意义上的民主和平等。没必要把摄影也搞成一种“举国体制”，搞成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宏大叙事，那种貌似“完美”实则俗套的影像“独白”，远不如现在这种虽不完美却亲切可感的影像的“狂欢”和“对话”，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完美的，我们没必要为了追求虚假的“完美”而失去影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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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普雷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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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遥摄影节的高峰论坛上，批评家鲍昆批评中国众多的摄影节花了很多钱邀请来的却是些无谓的“外国专家”。于是，在下午特意安排的圆桌会议上，中外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华山论剑”。中方学者有鲍昆、刘树勇、郭立昕和我，与以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围绕着“文化自信”与“文化尊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外语能力超好的黄文担当起了翻译并参与了整个讨论。鲍昆认为西方媒介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程度上的误读，对中国当代史的描述也充满了偏见。比如对相应历史照片的选择与编排，根本就不能代表历史的真相。刘树勇也对西方的话语霸权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来自中国台湾的批评家郭立昕则表示，中西文化在融合之前，我们更应先了解差异。

我的发言则态度相对温和，对媒体的权力滥用问题，我认为媒体在技术方面日趋先进的同时，却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这点值得警惕。对于中西文化误读问题，我的态度则相对乐观，因为我在看到误解的同时也看到了理解，当代文化中确实有以西方人的观看立场为预设，从而去刻意迎合西方视角的现象，比如张艺谋早期的那些电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天的西方人也正在学着迎合中国文化的观看立场，比如《功夫熊猫》，尽管其中不乏“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的驱动。就某一历史阶段而言，文化误读的问题可能相对严重，但从长远来看，理解毕竟还是大于误解的，所以我对此抱的是谨慎的乐观态度。对于历史叙事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历史叙事所对应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有脱离叙事的历史，也不可能有脱离意识形态的叙事。

普雷基表示，他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学者对他编写的书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不能理解一些指责，但觉得“沟通总比哑巴好”。

这次圆桌会议应该说是摄影界的一个文化事件，它第一次彻底地撼动了西方话语在中国摄影界的霸权地位，第一次直面西方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声音。当然，彼此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沟通，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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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疲劳与影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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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平遥摄影节的参展作品时，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传统纪实类作品，虽然拍摄功力不俗，但当湮没在众多的影像海洋中之后，却变得一点都不吸引眼球了，引不起人们的观看欲望。这或许已不仅仅是影像本身的问题了，而更是一个有关影像消费的问题。确实，纪实类摄影因为早已在国内成为了一种相对成熟的“文体”，拍摄水准大都比较靠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引起视觉上的疲劳，非“重料”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传统纪实摄影向何处去的问题。

“记录性”是摄影真正的生命所在，可以讲纪实类摄影的终结，也就意味着摄影本身的终结，所以我说纪实类摄影是摄影中的常青树。但即便是常青树，也是需要不断吸取养分，需要不断成长的。如果其影像话语不能得到更新，不能不断地解放自身的话，同样也有枯萎的危险。试想，就算今天的影友也拍到布勒松的水准了，可他还能算是大师吗？比如所谓的“决定性瞬间”，在今天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了，尤其是当相机的摄影功能与摄像功能日趋同一化之后，“决定性瞬间”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FS:PAGE]

“决定性瞬间”的隐退，标志着纪实类摄影在其审美功能日益边缘化的同时，实用性将越来越得到强化。新闻报道类的不说了，那些非新闻性的纪实摄影呢？我以为走向影像的文献档案或许正是纪实摄影新的正途。讲授过社会学课程的刘树勇教授，早就提倡在纪实摄影中融入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田野调查，建立影像档案等，这确实是极有创建性的。在文本数字化的今天，文献档案由以往的以文字为主向着文字与影像并重发展，将是一条必由之路。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纪实类摄影是大有可为的，影像的谱系化，或许正是可以替代“决定性瞬间”的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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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观念”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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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论词有云：“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摄影，则可以用“为拍‘观念’强作秀”来形容。没有“观念”而强作“观念”状，或为了“观念”而“观念”，是目前国内观念摄影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并不反对观念摄影，不仅不反对，而且我现在已经把理论批评的关注点移到了观念摄影以及各种实验影像这边来了。然而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却让我感到很失望。平遥展出的“观念”类作品中，当然也有很不错的，但实在太少了，所以好话就不多说了，专谈问题。

先说“性”，我这个人不是卫道人士，在性观念方面，绝对不是个保守派，我对Emi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就非常赞赏。我从不用道德家的眼光去看待性，更不以露了几“点”去作为衡量作品道德的尺子，而且始终认为用传统美学的所谓“美感”与“快感”去作为判断艺术还是色情的标准，完全是三家村老学究式的胡说八道。观念摄影拍“性”，这根本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怎么拍，你是在利用“性”，还是在解放有关“性”的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在平遥就看见了那么一组颇有些惊艳的片子，貌似大胆前卫，实则在影像编码上与A片无异，甚至可以说就是对A片的简单模仿。网络上已经充斥了那么多“很黄很暴力”的A片了，难道真的需要观念摄影也来凑这个热闹吗？

以前人体热的时候，有人发问：脱了，就“艺术”了吗？现在我同样要发问：脱了，就“观念”了吗？

再说一个有关观念摄影的关键问题：是靠摄影传达“观念”，还是用“观念”解放摄影。我在这次平遥的讲座中，具体地分析了中国文艺中的“文以载道”问题，我认为对于“文以载道”，必须要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在古代，“文”并不专指文艺作品，而是泛指多种文体，所以“文以载道”也不能说全错，比如学术文章、理论文章就需要载“道”（观点）。当然今天的“道”不应该再是什么代圣人立言了。但是对于文艺的文本而言，“文以载道”则是完全错误的。我在《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文学的至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驾御语言是把语言当成了“载道”的工具，而解放语言，才是所谓文本“陌生化”的最高方式。

观念摄影也是同样道理，简单地以影像去传达某种“观念”，实际上就成了变相的“文以载道”。不论你的“道”有多么“观念”，但你的影像编码方式其实已经注定了你不可能“观念”。而以“观念”去讽喻“观念”，破解俗套，从而去解放影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念摄影。

只有真正的解放语言（包括影像），才能真正的解放心灵，才能真正的解放你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文化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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