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隐喻与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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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隐喻1与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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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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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 3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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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超隐喻理论以针对汉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为自身的理论核心，从语义与修辞等更深层的话语入手，对西方的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基础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提出了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御，而是对语言的解放，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等全新观点。由于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语义的生成与流变从来都不可能是纯洁和无辜的，或被遮蔽或被过度地利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则可以给语言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具有文化救赎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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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超隐喻理论；超隐喻；意识形态修辞；诗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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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式主义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当代学术的一根软肋。就在西方学术界进行“语言转向”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却正在由“大跃进”而“跃”至“文革”，对世界学术思潮与范式的发展，可谓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长达数十年的话语封闭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埋下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隐患，从而导致了人文学科在当今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全面落伍。因为形式主义极其相关理论，与其说只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了所有人文领域的学术平台。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国内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至今仍在以本质论式的僵化方式和落后的学术范式进行，就如同在一个数字化了的时代，仍在执着于研究早已被淘汰了的模拟技术一样。

就连本该属于是形式主义文论活跃地带的文艺学学科，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始，对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文论的介绍便已经开始，并由此而出现了许多西学的名家大师，但其对国内学术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却仍值得怀疑。因为时至今日，曾经作为“显学”的形式主义文论，似乎更多地还停留在了“译介学”的层面，尚没能为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提供创造性的灵感。即便是旨在沟通当代文论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难以促成中西学者之间的真正对话，由于各自的话语平台存在差距，往往会以各说各话的局面而告终。当然，形式主义文论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在更多的时候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许多文章尽管纷纷用西方文论中的词语来给自己做纹身，但观念却仍旧停留在陈旧的模式上。这种情况更发生在所谓的“文化转向”之后，许多学者在对文学的文本研究尚处于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便又纷纷去赶“文化研究”的场子，不惜人云亦云，生搬硬套……而形式主义文论则又被“狗熊掰棒子”似地丢在了一边，彻底地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而超隐喻理论则完全不同于国内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超隐喻理论以针对汉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为自身的理论核心，并跨越了国内学界所热衷的，站在相对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立场上，对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释以及评价的阶段，而是直接进入到了研究对象之内，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的范式，对话、刷新乃至超越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超隐喻理论的学术灵感，最初来自美国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法国形式主义学者有关“俗套理论”的研究。但超隐喻理论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解构主义理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2另外，超隐喻理论也不像西方解构主义那样去消解与颠覆一切“中心”，而只是针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超隐喻）发起攻击。超隐喻理论并不消解“理性”与“人文”，更不像德里达那样以“解构”的名义消解一切“乱杀无辜”，而是像精确制导的武器一样，只对超隐喻病毒实施精确打击。[FS:PAGE]

超隐喻理论由于是从语义与修辞等更深层的话语人手，直抵文本深层的“基因图谱”的，所以对西方的以经典叙事学为基础的诗学理论也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建构出了超越形式主义的全新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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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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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中，形式主义曾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背负着不佳的名声。这其中除了中国的知识界对形式主义的种种误解之外，形式主义理论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形式主义理论并没能真正地在元理论层面上消除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关系，以至于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又被转换成了故事与文本的二元对立。另外，在有关“陌生化”的理论中，忽视了话语资源在文本的陌生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文本的发展不可能仅仅是文本形式的“陌生化”所能独力承当的，人类的经验、梦想以及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都会以话语的形式，参与着“陌生化”的进程。文本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哪怕是相对的封闭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以画地为牢的方式来保证文学的“纯”，是形式主义理论在当年所犯的一个错误。虽然后来的“互文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理论上的缺失，但仍未能将相对于文本之外的现实以及社会生活等，彻底纳入到“互文关系”之中，未能彻底地打破文本研究的封闭型，未能在“诗的现实”和“经验现实”之间，或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搭建起一座话语的桥梁。

与其说这是形式主义诗学对非形式内容研究的不屑，还不如说是对形式研究本身做得得不够彻底。换言之，也就是没能把所谓的“内容”彻底的形式化，没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作为话语系统而彻底地形式化，没能做到像形式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以今天的理论视角来反观形式主义诗学自身的这些缺陷与不足，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加以修正和改写的，在一些元理论方面，更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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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隐喻理论的研究发现，在超隐喻修辞中，意识形态（特指专制主义）与话语形式（俗套），完全是同一的，就犹如生物的基因图谱一样，基因排列（形式）与物种（内容）是完全同一的。当然，超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修辞，还必须具有另一个普通修辞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那就其所携带的话语权力，那是种貌似神圣的，强制性的，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话语暴力。比如：“天地君亲师”、“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顶一万句”等等。超隐喻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话语暴力，将本属于自然界的天地与本属于国别的行政划区，再加上本属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父与子等，统统以天理人伦的方式扭结在了一起，从而在国、族、家以及君、臣、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极端伦理化的关系，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了一种天经地义。超隐喻的这三个特征，是三位一体的，就如那些迥异于正常基因的某种特殊变异被称作癌变一样，超隐喻就是话语中变异了的特殊修辞，凡具备了那个三位一体特征的，就必定是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其内容决定了形式，而形式也同时决定了内容。

就如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意识形态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替换和重塑着人们的主体，甚至潜意识。这无异于一种对灵魂的劫持，而且劫持者是无形的，劫持过程也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进行的。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使得这一无形的劫持过程得以显形，而超隐喻理论则更通过深层话语分析，将劫持者屡试不爽的秘密武器——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方式——给予了曝光，指出它的名字叫超隐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劫持者在劫持了大众的同时其实也劫持了自己，因为劫持者本身就是超隐喻的杰作。以往我们只知道历史上那些有形的具体的暴君，却不知道那个站在暴君们身后并制造着暴君的无形的暴君。而超隐喻理论通过话语分析，让这个潜藏了几千年的无形的暴君，终于现形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却原来只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这情形颇似那些凶猛的到处肆虐的电脑病毒，其实也只是一些恶意的编码而已[FS: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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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语言学层面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在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等人的语言学理论中，曾有过非常缜密的讨论。尤其是在叶姆斯列夫那异常严谨的理论中，内容与形式相当于他所说的“内容”与“表达”，其中“能指的层面构成了表达层，所指的层面构成了内容层。”而每个层面又各自包含两个层次：“形式”与“实体”。4然后再分别对“内容”的“‘实体’与‘形式’”；“内容”的“形式”与“表达”的“形式”，以及“表达”的‘形式’与‘实体’”这样三个层次中的问题详加探讨5。在叶姆斯列夫的理论中，“表达之实体是表达之形式的表现，因此，内容之实体是内容之形式的表现。”6而“实体”与“形式”的关系是：“实体仅仅取决于形式，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借给它独立的存在方式。”7也就是说，在叶姆斯列夫那里，语言学意义上的内容与形式（表达），虽然是又可分解为若干层次的，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其间的关系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而在诗学的层面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却有些混乱，尤其是国内的主流文论，一向把内容与形式视为是对立和割裂的，如在指责某作品时会说该作品“形式”好而“内容”不好等。在西方学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富有启迪性的，而对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阐述得非常到位的学者，当属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在怀特看来，形式不再是真实内容的外部特征，相反，形式的差异将直接改变内容的内涵。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8。

那么，形式的差异又是如何改变内容的内涵，叙事又是如何创造了意义的呢？超隐喻理论认为：形式的差异是因为语义的差异从而改变了内容的内涵的，同理，叙事也正是通过对语义的发现来创造意义的。语义关系是决定着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同步器9。

对于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超隐喻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那么不属于超隐喻的修辞方式，是否在内容与形式上也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由于超隐喻理论是专就汉语的语境而言的，所以相反的例证也同样出自汉语，比如禅宗的话语方式。禅宗的话语方式，是与超隐喻截然不同的，相对于超隐喻的意识形态编码而言，禅宗则更具有拆解符号的意味，是要从被过分符号化了的执迷中解脱出来，回归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本心。在修辞方式上，禅宗不惜用以语言反语言，以文字破文字的方式，来达到解脱和顿悟。就其话语方式而言，其内容即是形式，形式即是内容，同样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在禅宗的经典著作《五灯会元》中，有关“何为祖师西来意”的提问，就有“庭前柏树子”、“杉树子“、“东壁打西壁”、“砖头瓦片”、“麻三斤”等不同的回答10，但其话语的形式却是同一的，即都是以所问非所答的形式来凸显话语能指本身的虚幻性，并在更高一级的元语言层面上来完成所答即所问。在这种话语的形式中，无论回答的是“庭前柏树子”还是“砖头瓦片”或是其他什么，其内容也都是同一的。或者反过来说，对于“禅机”而言，这种话语形式也同样是惟一的。其实就破解语言这一点而言，东方古代的禅宗与西方现代的解构主义，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但禅宗是以文字破文字，解构主义却是以文字讲文字，于是解构主义自身便出现了吊诡——既然意义居无定所，那么解构何为，写作何为？这在禅宗看来似乎是：悟则悟矣，了则未了。

分析了超隐喻与禅宗这两种比较特殊的话语方式之后，我们发现，对于具有超隐喻编码的文本而言，其形式也必然是一种俗套，一种陈词滥调；而反俗套的文本也必将带来全新的意义。当反俗套最终也成为一种新的俗套时，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必然已经陈旧并僵化。这一发现同样可以适用于超隐喻和禅宗这样极端例子以外的文本，我们不能想象某一文本可以是内容“好”而形式“坏”，或是内容“坏”而形式“好”的，事实上以往那些被称为内容“好”而形式“坏”的文本，其内容只不过是“政治上正确”而已，根本谈不上“好”，而所谓内容“坏”而形式“好”的文本，也只不过是内容不合官方的意图而已。只有在将文学彻底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时，才可能出现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上述悖论，但在此语境中，内容与形式、好与坏的基本语义都已经发生了扭曲：内容的好与坏，实际上指的是“政治上正确”与否；形式的好与坏，指的则是宣传效果的优与劣了。[FS:PAGE]

 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所谓“文学”，其实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文学存在的基本意义，只具有传播学的价值，而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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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事与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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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浅表层面，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划分，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文本的深层，也即话语分析的层面，内容与形式将不再是可分的，内容将只能作为形式的内容，而形式也只能作为内容的形式。因为话语的编码作为一种最深层的形式，其所发生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意义的偏转，所以在文本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永远都是同步的。

那么对于同一故事的不同叙述方式，又该如何看待其中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形式主义在叙事学中的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你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然而这样一个几乎已被视为形式主义金科玉律的口号，只要用更为深层的形式分析来做一检验的话，其正确性就变得极为可疑了。    

首先，故事本身并不能独立于话语或曰叙述之外，因为故事本身就是话语，就是叙述。即便是一个完全按线形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排列，完全不加以“情节化”的所谓纯故事，也同样是有着叙述者的，同样可以作为一篇简单的和原始的小说来看待。也就是说，故事与话语（小说文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用雷蒙-凯南的话说：“由于故事是个被概括的构成物，因此读者不能直接享有它。实际上，本文才是言语叙事唯一可见的……”11那么是否真的存在“故事”这样一种可以被放置到不同文本之中而自身却能保持不变的“抽象形式”呢？雷蒙-凯南又说：“只有从故事本身出发，而不是从表现它的本文出发，故事才能被理解为可以从一种媒介转换为另一种媒介，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且在同一种语言范围内也可以转换的东西。”12然而，就连雷蒙-凯南自己也怀疑这种转换的可能性，随即又引用了托多罗夫的话：“……表达方式不一样，意义便不一样。”13其实，仅用现代媒介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媒介既信息——就足以颠覆这一过于“结构主义”的幻想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把小说硬性地划分为故事与话语（“二分法”），或是故事与叙事话语与叙述行为（热奈特的“三分法”）14，都只是出自便于文本分析的一种考虑，而并没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有一种更好的新方法可以替代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弃之不顾的。当代西方的“新叙事学”研究，就已经对经典叙事学有了许多突破。

按照“媒介既信息”的内容与形式同步原则，不同叙述者、不同视角、不同的讲述方式，将使故事的意义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叙述方式所呈现的是故事的不同的语义，叙述方式与故事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就是语义，而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对故事对小说的分析，也应该围绕语义进行。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故事的分析，虽然作为一个理论模板对于小说的分析很有帮助，但却不符合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生成规则。无论是普罗普式的把故事分解为31种功能，还是热耐特等人的把故事分解为一个个的故事序列，都忽略了语义在故事生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如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假如没有语义，故事也将永远停留在支离破碎的“事件”阶段，而无法生成。简单的语义，如简单的二元对立，生成的是简单的故事，而复杂的语义则会生成复杂的故事，而复杂的故事实际上就已经是文本化的了，所以语义不仅生成故事，同时也生成话语生成文本。

对语义的发现，也就是对意义的发现。只有这种发现才会促成作者对自我的发现，对生活（话语资源）的发现，对故事以及对文本的发现。

丧失了发现的叙述，讲述的注定是陈旧的故事，无论套用了多少叙述技巧也于事无补。比如那些一味模仿技巧的所谓“实验文本”，比如那些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引下，一味地变换视角变换叙述花样而对故事本身并无真正发现的小说。这类作品往往被传统主义者指控为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从而让形式主义因此而长期背负着污名。其实这类作品的失败，不仅失败在所谓“内容”上，更是失败在“形式”上。虽然内容与形式是同步的，繁复而花哨的叙述形式也同样会给文本在内容上添加许多“意义”，但只要这些意义不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的，没有产生出新的语义，那就只会衍生出负面的意义与价值。遗憾的是，在诸如“你讲什么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之类的形式主义名言中，给这种只具有负面意义与价值的“过度”叙述留下了可乘之机。[FS:PAGE]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15

这种来自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的声音，理应引起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一种负责任的叙事学理论，应该尽力避免毫无发现的变态叙述发生，而不是把各式各样新奇的“叙述圈套”挂满圣诞树去诱惑写作者。

对语义的发现，对意义的发现，在故事与文本的生成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与之相比一切其他的叙述技巧都只能是雕虫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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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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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叙事学为文本营造了一个实验室式的封闭环境，将作为话语资源的社会生活以及文本的真实作者等都排除在了研究视野之外。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自新批评以来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虽然这种方法在理论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和方便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文学的误导作用，也不容小觑。新批评之前的那种以社会学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以作家的传记研究代替作者研究的方法固然不可取，但在经过了形式主义洗礼尤其是“文化转向”之后的今天，难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社会生活、以及作者主体等等领域，统统纳入形式分析的万全之策吗？

其实，只要不再把社会生活视为一种非话语的本质主义的存在，而将其视为由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方言”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话语系统，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与文学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互文”关系，就可以打破以往形式分析孤立的封闭体系，以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去面对开放的和互动式的新型文本关系，从而进行一种更贴近文本发生过程的动态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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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离生活有多远？这是文学批评界经常提及的话题。然而这却是一个传统理论所无法真正回答的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社会生活是如何与文学互动的，因为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二级符号”系统，是不可能像图像文本（如“纪实摄影”）那样去直接指涉现实生活的。当“文学来源于生活”成为一句老生常谈时，它对于揭示社会现实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大而化之和不求甚解的。

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认为是对现实人物的“典型化”。但站在已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今天来看，文学与现实，绝非如镜子照物那般简单，因为语言是不透明的。而以现代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都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疆界。现实社会本身就是文本化了的，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媒介载体、不同的言说方式的各类话语所共同构成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特定话语，名之为“社会方言”，因为社会领域是一个由各种集体语言组成的整体，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都会频繁使用代表本集团利益的一套整体语言。奥地利学者齐马指出：“社会价值几乎从不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单位表达了一些社会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赌注。”他还引用了米歇尔•佩舍的话：“一切阶级斗争往往都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16而由话语构成的小说文本必然地要与这些社会方言形成“互文”关系，于是小说中便出现了多种“声音”，并形成“对话”。“一种集体语言（一种社会方言）并非总是单独一个集团的产物，它可能产生于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而具有共同的利益和问题的两个集团和阶级的交界处。”17

文本社会学这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渊源关系的理论，在西方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8，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巨大的，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众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F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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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什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其实也是种文本。无论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亦或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彼此相似的结论——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假如说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一种提喻的话，那么今天的网络世界就是有关社会生活——作者——文学文本——读者之间“互文”与互动关系的绝妙提喻：

整个网络构成了话语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的“主体”，则好比置身于话语流之中的PC机。PC机的系统是被网络话语与网络规则所不断地塑造着的，这就像所谓的“话在说人”，像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而另一方面，PC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些系统，可以“改写”或重新编码，甚至可以去对网络发起攻击……

那么文学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文学就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能指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故不同于一般性的以传达具体信息为目的实用性日常交流，并有着其特定的话语规则。

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那么文学就好比是有着特殊系统软件（按诗学的话语规则编码）的超级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处理的信息来自网络，犹现实主义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处于这一文学工作站之内的“网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载文本、发言发帖，则犹“深入生活”、阅读及写作。而读者也同样是这一工作站里的网民，他们与作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编码，而是解码，是阅读与品评。这又好比读帖和回帖。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互动彼此塑造的关系，其中最具有价值的乃是读者对于文本中深层语义关系的全新发现与解读，这也正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其实也是需要“生活”的，因为“生活”的经验积累与读书一样，所得到的其实都是话语资源。而且在对意义的“发现”这一点上，批评家与作家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且应该比作家更为自觉也更为理性。

其实，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络，早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民”了，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当然，人脑和电脑是完全不同的，但网络世界毕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而电脑又是人脑的某种延伸。

当把现实生活、文学文本与作家与读者，全部还原成某种文本化状态时，我们也就兑现了“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诺言。而同时一幅关于现实生活、文学文本与作家与读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全景图像也便呈现了出来。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因为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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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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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文本化的“生活”，文学是消化不了的。而在将“生活”话语——如各种“社会方言”——纳入到“诗学”的话语系统，或曰用文学来表现生活时，其间至关重要的便是对语义的选择。因为来自现实生活的话语——社会方言，都已经是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过分使用了的话语，都已经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如政治对话语的过度利用，使政治话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其间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元对立特征非常明显。而商业对话语的过度使用，使话语在其广告式的各种宣传中，犹如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样不断贬值。科技话语过度使用语言的外延而排斥内涵，导致了话语的偏枯20。民众话语则往往以常例代替分析，以从众代替立场，以想象代替判断，具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不同社会方言对话语的过度使用，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对于语义的捆绑与劫持。这种对语义的捆绑与劫持，使原本鲜活多义的话语变为单一、扁平和僵化，在多种语义被捆绑与遮蔽的同时，某一语义却根据利益的需要而被劫持和操纵。被劫持了的单一化了的语义，会被过度使用，从而使其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失去张力与弹性，最终沦为滥调。比如在文革中，有关“革命”的语义就被捆绑与劫持了，其有关“进步”、“创新”等的语义都已不复存在，而仅仅与“阶级斗争”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差异、矛盾都被归入革命与反革命的语义二元对立之中。再如，在商业话语中，好[FS:PAGE]/坏、优/劣等语义也是被捆绑与劫持了的：一本好书等于是指一本好卖的书，而与其思想品位、知识含量无关了；一件“优”的商品等于名牌加高价，仅与其市场定位有关而与自身优劣无关了。在商业广告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于是有关“好”的语义在与“坏”的对立中，被贬值到了某种无差异的状态。于是，一个有关价值判断的语义系统，便被商业的运做及其话语规则所捆绑与劫持了。而在民众话语中，语义则被世俗价值取向所捆绑与劫持，意义或被偶像化或被妖魔化或被蒙昧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工业文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开始登陆中国的今天，现实社会本身的类像化、假象化与幻象化，使得现实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镜城和迷宫。现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更像是类像的拼贴与复制。电脑虚拟技术的普及与媒体话语规则的畸形运做，产生了诸如“周老虎”、“刘羚羊”等假照片假新闻。而由股市、房市、期货等引领的经济资讯，正在以无与伦比的符号力量主宰着现实，越来越成为今天现实世界的“第一能指”，其威力足以导致某一地区与国家的“金融危机”，已不啻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复又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将现实催眠成梦幻……

文学在与现实社会这个汇聚了各种社会方言的话语场相“互文”时，如果不能给这些被捆绑与劫持了的语义恢复自由，则意味着自身的被俘获。比如文革时的作家不能给有关“革命”的语义以自由，于是他们的写作就只能围绕着革命/反革命之类的二元对立去叙述阶级斗争的故事。当文学不能超越政治话语时，自身也就成为了意识形态叙述，甚至是宣传的工具；当文学不能挣脱商业话语时，自身则会沦为商品意识形态的奴仆；当文学湮没于民众话语的嘈杂时，则又会陷入庸常……

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其实是对被捆绑与劫持了的语义的解放。无论是对“生活”的“发现”，还是对“语义”或“意义”的发现，归根到底都是对语言的解放。而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

很多作家一辈子都没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以为“驾驭”语言就是死死地抓牢并控制话语，让它们乖乖地为表现文本的“内容”服务。他们驱赶着语言，奴役着语言，榨干了语言中每一个含着水分的细胞……绑架语言的最终结果，必然的是自身也被语言所绑架。福柯以及阿尔图塞等人早就告诉过我们——人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禅家所谓的“谁缚我？”在此可当作一记棒喝。伟大的文本从不可能是囚禁语言的产物，而恰恰是放牧语言所得的收获。因为语言在被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过度利用中，已经被弄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时甚至是名誉扫地声名狼藉。伟大的文本不仅不会再去奴役语言，而且会为那些四处流浪备受蹂躏的语言提供一个避难所，一片栖息地，让它们得以休养生息。伟大的文本会把词语从套紧着的绞索中解放出来，抚平它们的创口，按摩它们僵直了的肌质，让它们恢复张力，恢复多义的本性……古代文人的所谓“童心”、“性灵”之说，在此也可找到其超越时代的合理性。

让不同形态的话语在文学的牧场里，嬉戏对话，重新组合，从而生发出各种全新的意义，这便是发现——文学对生活的发现。发现使已被陈词滥调熨平了的生活，重又复杂和丰富了起来。作家其实只是这个牧场中的放牧者，而非统治者，用巴赫金的说法，放牧者是对话性的，而统治者是独白性的。文学的真谛是对话而非独白，因为作家从来就无法绝对地控制自己作品的意义。文学也无须去做哲学或理论的义工，因为文学先天的就不具备阐释理念的基因。文学的所谓“思想”不同于哲学或理论的思想，文学的思想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相反地恰恰是要发现那些大道理的吊诡与可疑——文学的思想以重建话语间的新型关系的方式，来破解已被陈年套索绑缚了的思想框架和话语俗套。比如，在有关“血”的多种语义中，“血缘”与“血亲”、“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等等总是捆绑在一起的，在有着宗法制社会传统的语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超隐喻。如果作家不能超越这一话语，不能勘破这一捆绑与劫持的真相而在语义方面有所新的发现的话，那么他的故事与叙事也只能是以“母爱”、“血浓于水”等种种不可追问的话语方式，演绎出多各种各样的“二十四孝”现代版来。而张爱玲和余华等作家却能从温情脉脉的“血缘”与“血亲”中发现了“血腥”的语义，于是诸如《金锁记》和《现实一种》这样的杰作也就得以诞生了[FS:PAGE]21。

五

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御，而是对语言的解放。这是超隐喻理论在诗学研究中的最新发现。无论是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还是对于故事与文本关系的重新界定，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揭示这一文学文本生成中的真相。这一发现就语义学而言，是一种面向未来潜在文本的积极的动态的开放的语义学，而不是像格雷马斯的矩阵分析那样，只是面对过去既定文本的被动的封闭的语义分析。可以说这是一种通往自由与解放的语义学与诗学。

以往的诗学理论，仅仅强调了文学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符码系统，但却没能对“日常语言”给予应有的分析，没能检视出潜藏在“日常语言”中的话语暴力，更没能发现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发现功能的编码系统对于平衡乃至消解话语暴力的潜在可能性。而超隐喻理论则把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大众文化研究等统统纳入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彻底打破了以往形式主义诗学的封闭性。从另一方面讲，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在语义生生不息的源泉，传统文论中所谓的“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当可作如是解，“陌生化”只可能是其中的某个过程而非全部。由于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语义的生成与流变从来就不可能是纯洁和无辜的，要么被遮蔽22要么被过度地利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则给语言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如果说理论可以“祛魅”的话，那么文学亦然，所不同的是一个在观念的层面，另一个在语义的层面。

在纷纷舍弃“文学研究”而投奔“文化研究”的今天，超隐喻理论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遗弃“文学研究”，反而借助“文化研究”的成果来丰富和拓展今天的“文学研究”，并指出了文学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化救赎方式（解放语言）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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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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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隐喻理论是笔者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汉语言的自身语境而提出的新理论，同时也是一种集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于一体的方法论。详见藏策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引自赵毅衡《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序》。出处同注1。

3、9参见藏策《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十月》2008年第2期。

4、6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译，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第33页，第68页。

5、7参见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68页。

8详见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10、12参见《五灯会元》（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第202页、244页，中卷334页、736页等处，第9页，

11、13引自雷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赖干坚译，第7页。

14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一章，其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二分法”与“三分法”，以及“故事”与“话语”的重合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6、17引自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8参见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有关“社会批评”一节中对齐马的评价，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196页。

19以上观点另见藏策《对话罗兰·巴特》，《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4期。

20 “新批评”理论曾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科学语言仅使用语言的外延，而文学则赋予语言以“肌质”。但“新批评”的分析仅止于此，没有对来自社会的语言做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FS:PAGE]

21对余华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的文本分析，可参见藏策《“血”之讽喻——读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见《超隐喻与话语流变》，见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