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山大王”……文坛岂能无乱象？

       我的这个发言虽然是针对文学而言的，但对于摄影批评同样适用。今天摄影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同样是缺乏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胡批、乱评、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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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批评：内圣外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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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院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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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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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基础理论与文学评论以及文学批评创新之间的关系，借用中国传统儒家的一句话说，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基础理论是“内圣”之学，文学评论与批评创新则是“外王”之道。

“内圣”的功夫不到家，“外王”是肯定会出问题的。我认为这也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症结所在。

我在前不久提出了“阀下写作”的概念，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内圣”修为的“外王”，肯定是一个“假王”，甚至是一个“僭越者”，就像拉康语境中《哈姆雷特》的那个“叔叔”。

我一直认为，理论观念的严重滞后，是导致批评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老旧的传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今天的文学/文化现象了。所谓的传统理论，并不是指我们传统文化中所原有的理论，而是“苏联模式”的理论，是日丹诺夫式的庸俗化马列主义文论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残存。这些老旧的理论体系，全部是建筑在本质论、反映论和语言工具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已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比如：出现在今天的，本已属于凤毛麟角的优秀文本，有时反而会得不到批评界的重视。有人会说这是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所致，我说不是，因为批评家就算拿了红包也没用，他的理论视野决定了他根本就看不懂太优秀的作品。去年迟子建写出了一篇杰作，叫《百雀林》，批评界却没有什么大反响，就是因为根本看不懂这样的杰作，相反地却对迟子建那些非杰作大加赞赏。

再如，前些年“底层叙事”之所以被批评界捧到了天上，也是因为“底层叙事”完全是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在今天的简单转换，没有太多的新话语资源，而批评家们对此最是耳熟能详的，批评起来毫不费力，文章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而当“底层叙事”中真正有新意的杰作《万箭穿心》出来后，批评家们反而又看不懂了，虽然好话还在说，但却再也说不到点子上了。

批评家对作家的写作无疑是具有着领引作用的，当杰作被埋没，凡俗之作却大行其道时，文坛又岂能无乱象？

 我常把传统理论体系比作模拟系统，把现在理论体系比作数字系统，传统理论面对今天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早已千疮百孔力不从心，为了勉为其难地去解释今天的文学，虽然也不得不从新理论那里学点新词儿，但其观念仍是传统的，本质主义的。这就像模拟电视为了接收数字信号而按了个“机顶盒”一样，虽说也能收到些数字信号了，但与真正的数字电视还是没法比。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一个“机顶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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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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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话语转换，即“语言学转向”。其理论基础来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由此而形成的结构主义理论，到了20世纪中叶已如日中天。其中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至今影响巨大。比如，在中国至今少为人知的拉康理论对电影、摄影等领域的研究就至关重要。拉康以结构主义方法改造了弗洛依德学说，给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来了个“语言学转向”。他的“镜象理论”揭示出了“自我”形成中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由此而引出的“第四种目光”——“不是一种看到的目光而是一种我在他者的立场上想象出来的目光”——更为今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灵感。[FS:PAGE]

    简言之，“语言学转向”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文本不再被与现实等同起来。比如，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即便写得再真实，也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现实。或曰“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杰姆逊语）——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学术界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这一“转向”。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结构主义，文本的封闭系统重又被打破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是极具摧毁力的：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对“中心”/“边缘”的消解等，动摇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德曼则以其修辞学方法，损毁文本的外部伪装以便看清它如何运作，并揭示出每一文本中修辞手段和修辞目的是如何不相称以及句法和语法如何不和谐。在他的逼视之下，任何文本都将自行消解。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话语三位一体的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研究，更是掏空了“知识”这座宏伟殿堂的根基。如此威力巨大的理论利器，自然会被其他“各家门派”所大加利用，尤其是那些文化上的弱势群体。于是，女性主义用它消解男权，少数民族（美国的）则以其抵制“西方”……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日益壮大，标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

    “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以往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当然，这种“转向”决不意味着又“转”回到了“语言学转向”之前的老路上去。语言学-符号学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之中来加以应用。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首先也是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那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老话”，并未被“证伪”。

当理论批评进行了第二次“转向”之后，时间表也已指向了20世纪后期。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部分精锐以一种时空转换般的“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旅，开始与国际学界共同走向文化研究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有人称文化研究为后-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思潮之一，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然而，要给文化研究下个定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并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文化研究又远非昔日面目。就理论源流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融会，是各家各派的前沿理论，在消解了科际壁垒后的，“话语生产力”的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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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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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当然，学术毕竟不同于造车，而且引进现代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也远甚于造车的技术平台，因为新的学术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整套“范式”，是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可惜仍有很多人不明此理，要么一概拒斥当今西方以语言符号学为核心的学术“范式”，全以土法“闭门造车”；要么便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花样百出的“后学”之后，鹦鹉学舌般地“后”下去，丧失了自我创新的能力……[FS:PAGE]

    也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学术研究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是不同于西语的。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学术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汉语中类似西方“逻各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道”。这当然是言之成理的。美籍学者张隆溪先生在其专著《道与逻各斯》中，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相对照，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仍属于一种文化阐释学研究，而不是以汉语为对象的“论文字学”。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往往成了一种无的之矢。

当年学术界很多人都跟着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后来又跟着福柯说：“人死了。”再后更有人跟着所谓“文化研究”去说“文学死了”的。可结果呢，作者非但没死，反而借大众文化之势，日益明星化，变得比文本更为重要了。什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70后、80后……仿佛一个作家的地位更主要靠脸蛋和青春，而至于他到底写了些什么，谁有工夫去细看。

难道是罗兰·巴特搞错了么？那倒也不尽然。关键是此“作者”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作者是什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其实也是种文本。无论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亦或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彼此相似的结论——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这道理我总觉得与今天的网络世界多少有几分相似之处：整个网络构成了话语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的“主体”，则好比置身于话语流之中的PC机。PC机的系统是被网络话语与网络规则所不断地塑造着的，这就像所谓的“话在说人”，像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而另一方面，PC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些系统，可以“改写”或重新编码，甚至可以去对网络发起攻击……

当然，人脑和电脑是完全不同的。但网络世界毕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一种提喻——而电脑又是人脑的某种延伸，我的这种比喻也不能说就全不靠谱。

有了如上的认识，我对文学乃至文化的看法，也就有了新的视野。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我发现，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以前听作家讲他们采风或是“体验生活”时，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笔去记下当地的语言、风俗、人物，以及各种发生过的故事……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将“生活”文本化。

现实亦或生活，与文学的更为确切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种“互文”的关系。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因其所持的语言观，亦是传统的，也就是将语言看成是透明的、单一的，是可以完全按照人的意愿去传情达意的工具。于是文学研究也便逐步地被蜕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而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