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学者赵毅衡教授今天上午到京，前来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我和宁肯兄到机场接他，中午宁兄做东，三人相见甚欢，倾心而谈，这可谓是一次有着纪念意义的聚会。
之所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聚会，乃是因为我和宁肯兄今天都还是第一次与赵老师见面，但在以前的近两年中，却已经与赵老师是知交了。 先说我，我从二十多岁起，就读赵老师的书，但却从未有机会结识赵老师。2006年时，我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一书即将出版，书的序言本来是准备由乐黛云老师写的，可乐老师那时不巧刚刚摔伤了肩骨，根本无法写作。南开大学的张智庭教授遂与赵老师提及此事，没想到赵老师一口答应了下来，并很快为我的书写出极其精彩的序言。赵老师说，他以前就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文章的，早已对我的“超隐喻”理论非常关注了。赵老师是将符号学、叙述学等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奠基者之一，可算是这方面的学术权威，他对超隐喻理论的评析，自然也是最精彩的。 赵老师在序言中说：“我与藏策从无一面之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大学任教，但是他的文字却很早就拜读，十分赞赏。他的‘超隐喻’思想，一直让我沉思，经常有所联想。现在藏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理解的‘超隐喻’。 “ 什么是隐喻？隐喻就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有两个所指――字面的，喻指的，例如皇帝的袍子，上面绣了龙的图纹，第一所指是一种神话中的动物，第二所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两个所指之间的关联，使比喻分成很多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双关，暗指等等。我这里说的是最宽泛的定义，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说是隐喻的变体。
“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臣子口称天子，并不觉得天子是个隐喻代称；大臣伏呼‘陛下’，并没有觉得这是转喻；太监声声‘老佛爷’，并没有觉得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小民高呼‘万岁’，不觉得万岁是个不可能的提喻。这些词自然而然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喻指行为本身被隐藏起来。” .
赵老师有关“‘喻’而‘隐’之”的提法，是我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而这一提法极大地丰富了超隐喻理论的内涵。
赵老师对超隐喻理论的评价极高，他说：“ 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
《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出版之后，赵老师又专门写了书评《符号学的新面孔》。超隐喻理论后来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赵老师可说是功不可没。赵老师于我，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再说宁肯兄，宁兄是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和《环形女人》，而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不久也即将问世。其中《蒙面之城》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宁兄是一个极具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虽然在文学圈内已很知名，但老实讲，与他实际的文学成就仍太不相称。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其实就出在当前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的滞后上，因为用“机顶盒”式的半吊子理论很难读懂像《沉默之门》这样的非常独特的小说。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判断——当今文学批评的症结不是什么“人情批评”、“红包批评”，而是理论观念的滞后。宁肯的人缘不错，写他的评论也不少，但却没几篇真正能说在点子上的。——宁肯虽然没被冷落，但他仍旧是孤独的。[FS:PAGE]
然而宁肯还是被赵老师发现了。就像赵老师本不认识我一样，他同样也并不认识宁肯，但赵老师发现了《沉默之门》的独特价值。赵老师对于宁肯，同样是有知遇之恩的。
最后再说我和宁肯兄，其实我与宁肯原本也是不认识的。去年的某一天，《小说月报》的刘书祺兄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宁肯到他那里询问我的联系方式，一会就会直接打电话找我。果然十几分钟之后，宁肯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他在我的博客里看到了那些研究超隐喻的文章后，如遇知己，希望我也能为他的杂志写一篇有关超隐喻理论学术随笔。于是就有了我今年发表在《十月》第二期上的长文《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就连文章的题目，都还是宁兄帮我斟酌的呢。 这期间，我和宁肯通过无数次的电话和短信，但就是没见过面。直到这次来鲁院，我们才有了执手言欢的机会——我到鲁院的第三天，宁兄就特意跑来为我接风，同来相聚的还有周新京兄、刘新华兄和兴安兄，此情甚可感也！ 原来博友周新京兄是宁肯的老友，周兄也没和我见过面，看到我的博文后就向宁肯说起，于是才又有了我与宁肯兄的相识。古人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而我们却做到“好德”胜于好“利”，亦已成为了志同道合者的的佳话。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与赵毅衡老师，与宁肯兄，天各一方，从无私交，皆为文学之大义而相知相交相聚，此情此景在当今之文坛已属一段佳话，能不令人心生感慨！ “红包批评”、“人情批评”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治文学者失却了求道之心。只要我们的求道之心尚存，探寻真理的勇气尚在，“喻于义”的君子之交就会超越“喻于利”的小人之交而真正成为文学的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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