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 道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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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灰蒙蒙的五大道上，常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独自徘徊。这是个苦闷而又满脑子叛逆念头的少年，对路上的喧嚣置若罔闻，耳朵里听到的，只有自己灵魂里的低语。

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他又一个人独行在街上，他看着自己投在脚前的影子，做了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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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望着我

                          我望着我自己的影

                          一起在静静的小路上

                          缓缓地移动……

                          耳中听到的

                          只有我灵魂的低语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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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茫然无助的小小少年，就是三十年前的我。我每每于记忆的世界中与他相会，却无能为力，帮不上他任何一点忙。这个少年成长在一个问题家庭中，虽然从不缺吃少穿，但却是听着吵骂和摔打的声音长大的，心灵中有了片抹不去的阴影。在那个时候，为了缓解强烈的心理冲突，这少年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去做一个街头小痞子，要么就去当文学青年。这个少年幸运地选择了后者。

那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有各类的文学讲座了，少年常常旷课去听，他就像今天的韩寒一样，对蒙昧的中学教育早已厌恶之极。

每次文学讲座结束后，大批的文学青年们都会围上前去，请讲课的作家学者为自己签名。而这少年却从不上前，因为他很自负。少年在心里默默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

有一天，少年在一份《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短文，说当今外国的文学早已是“现代派”文学的天下了。这是少年生平第一次听到“现代派”和“现代主义”之类的词，少年忽然间有了种“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的焦虑，他天真地想，就算自己将来能写得和那些作家们一样好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比人家外国作家落后了一个时代么！他那时还不可能知道，早在100多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焦虑了，于是有了所谓的“启蒙”。

少年茫然四顾，知道有关“现代派”的知识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于是少年决定自我启蒙，自己把“现代主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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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九岁的时候，少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他不禁欣喜若狂，用处女作得来的稿费买了一套《辞源》，以作纪念。但后来的写作却越来越不顺利了，少年于是仍从念念不忘的“现代主义”中去寻求灵感。他在一本讲“现代派”的书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现代派的作品中无不打上了弗氏的烙印。于是他在懵懂中感到，弗洛伊德大概就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了，必须要弄懂这个弗洛伊德。

在随后的若干年里，他几乎读遍了所有汉译的弗洛伊德著作，然后是荣格，是弗罗姆，是阿德勒，是卡伦·荷妮……

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教授年轻时曾亲耳聆听过弗洛伊德弟子考伯乐的精神分析课程，算得上是弗氏在中国的隔代弟子了。那时正是弗洛伊德热的年代，教授在社会上组织了个“精神分析沙龙”，一时门庭若市。这时的少年早已不再是少年，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了，教授邀他在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精神分析讲座”，教授讲经典弗洛伊德理论，他讲新弗洛伊德理论。教授还把他带到心理门诊和病房，直接参与临床心理治疗。这时的他已经对写小说没什么兴趣了，但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文学，他试图用精神分析理论搞文学批评，可发现前景并不很乐观。因为精神分析的方法局限很大，你或许可以用来分析张贤亮的《绿化树》，却不一定也能分析其他的作家，就算是弗洛伊德本人，不也只能分析莎士比亚、托斯妥耶夫斯基等少数几个作家么？为此他常常陷入苦闷。

此后的几年里，他在心理学领域进展顺利，报社为他开设了心理咨询专栏，妇联等部门找他给计生人员讲授性心理学——被他戏称为：一个未婚男青年给已婚妇女们讲性心理。他的释梦实例也以《中国人梦析》为题在报纸上连载，而出版社又找到他，准备结集出书……

然而风云突变，他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包括精神分析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理论，都从某个时段开始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单而遭受批判。好在他的一篇用精神分析学分析屈原的学术论文，还是沾了“学术无禁区”的光而发表了，这篇论文叫《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论屈原的自恋倾向》。后来这篇论文还作为屈原研究的心理学代表作，被选入了《楚辞学集成》中。

这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他的学术研究却从此告一段落……

三

每当我在记忆之城与那个沉迷于精神分析的青年相逢时，我都对他心存感激。从治学的道路看，那个青年无疑是在走向一条歧途，他或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但注定将与文学，与学术，分道扬镳了。然而这段歧途又是他人生里程中的必由之路，没有这段歧途，就不可能有今日之我。他确实是个成功的精神分析师，他当年曾为很多的求助者做过心理咨询，经他咨询过的那些人后来是否摆脱了心理阴影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确确实实成功地医治好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我现在朋友众多，在大家的眼中，我是个很阳光的人。在彼此开怀的笑声中，其实我深知，我心里的这份阳光正是那个青年带来的。精神分析说到底其实是门建立在内省上的学问，你在为别人提供心理援助的同时，也无异于是在为自己疗伤。心理分析师开给患者的灵丹妙药，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一些“剩余的能指”，而这些“剩余的能指”同样可以弥补分析师本人在人格成长中的缺失。弗洛伊德在那个青年人的人格成长中，实际上充当了精神教父的角色。

但我同时也为那个青年感到痛惜，因为他正在极度的失望中大把大把地虚掷光阴，他不再关心学术，也不再认真看书，一门心思要做个快快乐乐的人。他学跳舞，从初级学到高级，最后竟然学会了“国标”……可不久他就跳腻了，又开始玩摄影，玩相机……

我是理解他的，他是个独子，从小就被圈在了家里，很少有机会和同龄的小朋友来往。他一岁半时就已认识几十个字了，知识上的早期教育无疑是成功的，但性格方面的培养却问题多多。他不会玩，也不大懂得交往，在社会化过程中有障碍……文学，学术，其实都只不过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现在他终于破解了来自童年生活的魔咒，他要补偿曾经失去的一切……

这一时期的我还是快乐的，我已基本摆脱了童年的阴影，性格也越来越开朗，朋友越来越多。此时的学术环境也已经开放了，知识界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热火朝天，相关的话题还有“学术规范”什么的……不过这些对我都已快成耳边风了，我最关心的，是照相机，是徕卡、康太时，是尼康、佳能……我最爱去的地方也不再是书店，而是摄影器材店了。我在电视台的一个系列节目里，讲过一个多月的照相机器材知识，认识了一大帮摄影人，甚至还给一家专营摄影器材的大公司当过兼职顾问。[FS:PAGE]

我的这种“玩主”生活，大概持续了三四年。有一天也是机缘巧合，编辑室的同事正准备出去聚一聚，也不知怎么着，大家就聊到了我以前写的东西，还有我早年的远大抱负上。当时的总编室主任说了一句话——他具有成为大师的天赋，却缺少成就事业的意志——当时谁也没太在意这句话，一笑也就过去了。而这句话却像融化在普鲁斯特口中的玛德兰小点心一样，忽然之间唤醒了我全部的记忆，和曾经的梦想……

我决定向命运发起新一轮冲锋，当时我已经三十大几了，再不发起冲锋，可能就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我翻出那些尘封已久的书，但却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了，没看几页就又重新拿起我的尼康相机把玩起来……人是很难战胜习惯的，我自知没这种坚强的意志力，便想到了借助外部环境来转移兴趣点。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了大学课堂。

四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果然，从我坐进教室里的那一刻起，我的心还真的就收回来了，我又恢复了思考问题的习惯，虽然相机还时时在手，却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干扰了。

其实，以大学里的那套教育体制和学术水准，就算我一直都在那里苦熬寒窗，也不可能有多大进境。然而老天爷眷顾我这点求学上进之心，竟然让我所在的城市里，空降下来一位高人，而正是这位高人，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天上课铃响过，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年青教师走上讲台，此人个头很矮，奇瘦，窄窄的瓜条脸上戴着副大眼镜，而且嘴巴大得很夸张，整个一副卡通人物的造型。更有趣的是，他一只手端着个硕大的茶杯，杯里的茶叶满到顶盖，另一只手举着烟卷儿，时不时地抽上一口，讲台周围顿时烟雾缭绕，而小个子老师呵呵地笑着，像个隐遁在云雾中的小神仙。

老师开的是一门新课，叫《张爱玲、钱锺书研究》。老师自我介绍道：我叫高恒文，上我的课嘛，烟可以抽，也可以讨论，可以交头接耳，笔记嘛，记不记都两可……他一边说着，一边笑咪咪地，习惯性地点着脑袋，一副不拘形迹的名士派头……他的安徽口音非常浓重，对此他自嘲道：我这个人很固执，乡音未改呀……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很搞笑，便给了他一只耳朵听着，看他接下来搞什么花头。听了一刻钟不到，我就给震住了，这家伙真的非同凡响！我二十几岁时也曾对新批评、结构主义之类感过兴趣，请教过不少名家。问及某某“主义”时，名家们往往从渊源到流派，口若悬河……可只要再问到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对某一具体文本进行解读时，名家们便纷纷顾左右而言他了。而这个高恒文却不同，他对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只用几句话便一笔带过，然后立即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他在那节课上解读的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所用方法完全是传说中的所谓新批评细读法。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精细地解读文本，以前虽也没少听有关新批评的课，都是从理论到理论，最后讲到细读法时，则举上一两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例子便结束了。

下课后我立刻找到高恒文，让他介绍我一些书目，我们的友谊也就从此开始了。

五

高恒文是个爱书如命的主儿，买书是他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和消遣。每次逛书店，他都贪婪得像个瘾君子，及至买过书后，又像个赖在玩具店中的小孩子，久久舍不得离去。如果他让你等他片刻，说进书店看一眼就出来，那你千万不要上当。因为只要他一进书店，就很可能把你还在等他这件事给忘了。刚认识高恒文那几年，是我买书最多，读书也最多的几年，我那时每年花在买书上的钱，都在万元左右。

高恒文的阅读速度奇快，一本厚厚的大书，他三五天就能读完。我一开始曾对此羡慕不已，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能做得到，因为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书也就越读越轻松了。因为这回有了引路人，我再去啃那些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之类的东西就容易多了。西方理论全部是建立在“逻各斯”链条上的，环环相扣，哪怕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其实也是靠“逻各斯”的推演来发现“逻各斯”的破绽的。这些理论初看起来有如天书，但只要找对了线索，就会像拆线头一样，把所有盘根错节的疙瘩一下子全解开。读着读着，我甚至觉得这些五花八门的“主义”，就像金庸的小说一样轻松有趣，有时我刚读了开头，就已经能推断出结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结论了，再翻到结尾处一对，竟果然不出所料。比如女性主义理论，其实就是把解构主义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置换成性别关系；而后殖民理论则又把这种关系置换成了西方和东方的关系。花样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而已。那时候我就在琢磨，将来我也要变出套真正属于汉语言自身的文化理论来，不再跟着西方的花样跑了。[FS:PAGE]

文本分析的练习，我是从博尔赫斯开始的。我和高恒文事先约好了白天阅读哪一篇作品，晚上再通电话交流彼此的分析结果，每天分析一篇。待到一本博尔赫斯小说集分析过半时，我的分析结果已经和高恒文越来越接近了，我发现以前的精神分析还真没白学，那种思维上的训练，对分析文本也同样适用。

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套话语体系，我早年是有过挫败体验的。记得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大搞校庆，北大的比较文学所则在校庆的当天下午搞了个座谈会。会的规模并不大，但档次很高，那时的季羡林先生还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呢，杨周翰先生也还健在，两位老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会议。我坐得离季老不远，能清楚的看到他耳内的耳毫。季老的耳毫很浓密，浓密得像在耳朵里塞了团小棉球儿。我以前曾在一本相书里看到说，耳内有毫是寿者相，当时心想季老也一定会是福寿绵长的吧。

乐黛云老师那时还算是中年学者，坐在季老和周老之间主持会议。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和周英雄，还有海外诗人锺玲，也都到会了。杨周翰先生那篇著名的论文《镜子与七巧板》就是在这个会上宣读的。然后有人提到“误读”，又有人提到解构主义，说其实就是拆开主义……然后又是什么“语言的陷阱”……反正我是再也听不懂了。我坐在那里，也跟着人家笑，跟着人家点头，心里却有种无地自容的自卑感……

当天夜里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小学时的同学都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各自的情况……

这个梦是如此的清晰，以至我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立刻就明白了这个梦的意义，这是个出自心理防卫机制的梦，因为我在白天的会上自尊心受挫，梦便为我翻制了一个可以恢复自尊心的会议——同学聚会，让我觉得虽说与白天会议上的那些人比，我远远不如，但比起我那些同学来，还是很不错的。人的潜意识防卫机制有时就是个阿Q。

现在我终于搞懂这套天书式的话语，能不喜形于色眉飞色舞？

六

好多朋友都说我聪明，其实我并不太聪明，我没去测过智商，但估计比一般人也强不了多少。我的长项其实是悟性，当年迷精神分析时，心理专家陈仲舜就说过：还没见过谁比这个小伙子的领悟能力强。我学什么东西并不比别人更容易，否则也就不会在北大的那次会上那么崩溃了，但是别让我学会了，一旦我学会了，我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我在跟着高恒文闭门读书的几年里，没发表过一个字，就像个武侠小说里“闭关”者。在那几年里，我除了读理论，更读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史料，从《新青年》到《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以及各种日记、年谱、传记、回忆录……高恒文其实并不是个搞理论研究的，他真正的长项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个研究“问题”而兼通“主义”的人。他常和我说，不懂“主义”，“问题”也容易搞糊涂，可要是只懂“主义”那就又会流于空疏。在那些年里，因为编新版《徐志摩全集》的缘故，我与韩石山先生交往颇多。韩先生也是个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大家，他竟能用史料考证出徐志摩和陆小曼到底是哪一天才真正“好”上的，简直犹如神探福尔摩斯。韩先生和高恒文都帮我出主意，劝我研究《独立评论》，我当时也跃跃欲试。这时已经是90年代后期了，我开始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主要是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与当代有关的，只有个小说学会。

我发现自己就像金庸小说里那个无意间学会了“九阳真经”的傻小子张无忌，一出手，发现功力大增，那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用话语理论重新打量文学史，发现文学史其实都是作家史和作品史，并没有触碰到作家作品背后的话语流变。这就好比只注意到了山川河流的美丽，而没有注意到形成这些山川河流的地壳运动一样。其实作家的“主体”是被话语塑造的，话语的流变才是决定着文学方向的深层动因。作家从来都是被“话语”所言说的。[FS:PAGE]

于是我提出了“话语流变”这种“深层文学史”的概念，并把当代的“工人文学”放在了整个20世纪的“话语流变”中来考察，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有一天我读“耶鲁四君子”之一的德·曼时，忽然间被他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所震撼。统摄着“话语流变”的当然是“话语权力”，当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相重合时，其话语方式必定是一种专横的隐喻。我由此想到了汉语中所特有的类比式逻辑，想到了“天地君亲师”，想到了“天不变道亦不变”，想到了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我们骨骼的官话、空话和套话……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想忽然间产生了，那就是“超隐喻理论”。

超隐喻理论的发现，让我有了种“闻道”的喜悦，这是种精神的喜悦，灵魂的喜悦。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摄影界展开了“中国有没有摄影理论”的大讨论，我的观点当然是否定的。我以前曾看过摄影界里对一组叫《权力……》的摄影作品的口诛笔伐，觉得摄影界的理论观念仿佛还处在“史前时期”，简直可笑之极。没想到《中国摄影报》的理论版编辑王保国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让我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想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他可以整版地给我版面。我答应了，于是就有了我那组长达6万字的系列论文《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保国兄是我在摄影界的第一个知音。

诗学理论是不能直接用于摄影理论的，因为文字和图象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在没有建立起相互的转换关系之前，是不能胡乱套用的。以前法国的罗兰·巴特曾做过文字与图象的符号学对接，但没有最终完成，后来的西方人就更没搞出什么新名堂。摄影理论在西方其实也是落后的。我的符号学水平肯定不如罗兰·巴特，但毕竟比他晚出生了几十年，知道了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于是我利用现代修辞学的方法，终于将文本分析的方法引入到了图象分析之中，完成了文字与图象之间的符号转换。当然，我自创的独门武功超隐喻理论也被最先应用到了图象理论中来。

    摄影本来是我在那个心情苦闷的时期，用来排遣的，没想到竟“玩“成了正业。从此，文学与摄影成了我戏称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都不能少”的名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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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从对西方理论的“困而学之”始，到超越西方独辟蹊径，屈指算来整整30年。而这30年又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刚好吻合，而且同样的艰难曲折，反反复复，思之不由得感慨万端！

我经常为自己出生在60后感到庆幸，既亲历过文革，又亲身参与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这30年的时代变迁。我喜欢70后，也喜欢80后，但并不羡慕他们，因为积淀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历史感，是他们所无法获得的。我为我的60后身份而自豪。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闻道之不易。而我直到今天也只不过才近中年，想一想，这是何等的幸事。我知足，我感恩！

超隐喻理论作为一种“元理论”，是可以应用到多种领域之中的。赵毅衡先生说：“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董迎春博士说：“藏策的超隐喻理论虽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而是针对汉语的具体语境另起了炉灶……藏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解构论者。”[FS:PAGE]

我今年写了篇文章，叫《超隐喻与诗学》，清算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给文学写作制造的歧途，批判了叙述学将故事与话语割裂所带来的困扰，提出了文学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只有语言的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的主张。

        其实，悟道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一切都在过程之中。我玩得开心的那些年，得到的是物欲的快乐，但精神上苦恼。现在呢，也只能说是开始有所悟了，但也同样有困扰，有烦恼，只不过比以前看得开一些了。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说：其实你不必对世俗的东西在意太多，你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已经可以安身立命了，这才是求道者的根本。

   我闻之，亦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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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