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写作”的非个人化倾向

        一种真正属于“个人化”的创作，应该不仅仅停留在述说隐私上，而且要提供“个人化”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并通过一套具有“个人化”特征的符码系统，来真正传达具有“个人化”的声音。说得更高一些，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是人格真正独立思想真正自由的体现。唯其如此，才能超越那些类同化和公式化的东西。

        然而出现在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显然未能做到这些。

        我们还都记得，80年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热”、“潮”及作家的文本策略都有着趋同化的倾向。比如改革小说热时都写改革，文化小说热时便都“寻根”，发现了马尔克斯后又都着了“魔”，性文学热时，又都写性，而且把“性”神秘化、宏大化、图腾化、仿佛“性”成了能振兴中国文化的一剂春药……许多作家还不时借用“他者”的“声音”来讲自己的话，仿佛是在外国的文本上做描红。至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也未能摆脱“失语”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声音”，而越来越显现出趋同的非个人化趋向，大有形成新的类同化、公式化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微妙的反讽。

        所谓“个人化叙事”，是针对“宏大叙事”相对而言的，主要在于叙事立场不同，仅从叙事方法上讲，二者并无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后现代学者之所以不懈地消解这种宏大的“元叙述”，乃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居于中心，而对边缘形成压抑之故。为了便于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其转换为两个近似的更具中国文化色彩的概念，这就是“载道”与“言志”（虽然在叙述层上，“言志”文学有时也会采用“全知”角度，但其深层仍属“个人”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价值判断上有所倾斜。“五四”时期，就曾批判封建的“载道”文学，而提倡张扬个性的“言志”文学。然而直至今日，“载道”文学仍在那里作忧国忧民状，而具有“言志”倾向的“个人化写作”却又往往玩“私”而丧“志”。

        由此，我们可对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即它是具有“言志”倾向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又因其根基薄弱，导致了非个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作为90年代的一道风景，会不会仅是昙花一现随即成为过眼云烟呢?实在令人堪忧！

        90年代那些所谓“个人化”的小说，就如整个90年代的文学态势一样，虽说进步很大，但问题也很多。由于缺乏个人化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化的艺术匠心，以及一种个人立场上的对人生对社会的终极关怀，使其看上去显得软骨、贫血且个性不足。

        从文本方面去看，这些小说大都具有一个重要的文本特征，就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越来越乐于自我述说。如果说以往的小说在塑造人物，而今天的小说则更倾向表现自我。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在于这个“我”是谁?无需去论证弗洛依德的种种假说，也无需去查找诸如郁达夫的所谓“自叙传”之类的材料，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与作者是大有渊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我”就可以与作者之间划等号或约等号。从叙事学方面看，从作者到叙述者之间还要有个隐含作者，正是这个隐含作者“无声胜有声”地给文本注入了灵魂。他隐身于滔滔不绝的叙述者之后，操控着叙述者的叙述，并决定着对叙述者给予支持（使之成为可靠的叙述者），或是予以颠覆（使之不可信）。总之，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是有着距离的，这一距离一但消失，作品便会平面化、浅俗化、滥情化……而当我们纵览[FS:PAGE]90年代“个人化写作”时，就会发现许多作品恰恰陷入了这一误区。尤其是第一人称故事内的叙述者，如陈染、林白等小说中的“我”，一般即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样的叙述者一般是不大“可靠”的。因为“我”是在他人的沉默中独享话语权力的，由于“自我心理防卫机制”的作用，“我”往往会美化自己扭曲事实或贬抑他人，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和《伤逝》中的涓生皆然。但鲁迅却并未真的相信这两个故事内叙述者的话，而且有意让他们在述说时露出破绽，使之“失信”于读者。这其中自有作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和幕后操作。不独西方的理论对此有种种精妙分析，中国的批评家也是目光如炬的，如脂砚斋在批注《红楼梦》时便每每指出作者的“狡猾”之处，并说：“做人要老诚，做文要狡猾”。

        相形之下，90年代的作家们在叙述上反倒过于“老诚”了，总是不大明白“反讽”的妙用。“我”一开口，便“如实”招来。由于“我”之后没有了操控者，“我”便也失去了节制，不是絮絮叨叨，就是信口开河，或是自爱自怜自我陶醉……由于缺乏个人的思想资源和独具的匠心，在狭小的隐私化了的题材内，很难有更富独创精神的文本建构。往往会导入自我重复自我模仿的怪圈。

         而第三人称故事内或外的叙述者，也以其叙述的声音、态度、方式等，加大了对其自身的叙述。而作者一般又将这些叙述者当作可靠的叙述者，这就使得文本“活力”大为减弱。虽然像朱文等更年轻些的作家已开始变得“狡猾”了，有时会对叙述者颠覆一下（大概从博尔赫斯那儿学来的），但一般也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而不涉及价值观的深层，显得造作、花哨且肤浅。有人说博尔赫斯毁了不少中国作家，其实这怪不得博尔赫斯，而是一些作家学得“走偏”了，只学会了一些故事层面里的小“狡猾”，而没搞懂文本中更深层的东西。像《交叉小径的花园》、《阿莱夫》、《南方》等，在故事之上都是有着庄严的声音的，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思考，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

        作者如不能与叙述者加以分离、便无法构成两种乃至更多的声音之间的对话，无法达到“多音共鸣”的叙述效果，也就无法将自我对象化，从而加以反思。而作品中“骨力”和“智性”也就在作者与叙述者的相安无事中消失了。

         博尔赫斯可不是这样看待“我”的，他的一篇作品就叫《博尔赫斯与我》。

         由于文本中缺少多种声音的潜在对话，于是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一种单调且趋同化了的声音。这是从“个人化”走向非个人的“众人化”的一个关键。

        先看那类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的带有明显隐私化的作品。因这类作品的作者多为女性，且性别意识明显，所以又往往与女性主义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中国尚属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还只是女性意识的萌醒而已。所以作品往往是在男权的语境中讲女性的故事，其女性意识也仅仅停留在“故事层”，在故事中挖苦、嘲笑、贬抑那些“臭男人”，但却无法进入话语分析的深层，无法在话语层修辞层上来消解男权话语中心。这就好比泼妇骂街，表面上骂的是别人，但那些带有性别侮辱的言辞，又无不指涉其自身。

        由于作者与叙述者的几乎重合，造成了“声音”的单调和叙述空间的狭小，又因思想资源不足和向话语深层进入的无力，致使这类作品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只能囿于自我隐私这间独身女人的卧室里辗转，其自我重复，类别雷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有的作者才华横溢，但其作品所建构的却不是“个人”，而是一种“异类”，是“异类化”写作。我们看不出陈染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多大的不同。都是用“纵向聚合式”叙述，讲一个女性的心理历程。但这种心理历程又何其相似乃尔：残破的家庭背景，敏感早熟的性格，自恋、同性恋的经历……甚至两者还都以自慰式的自我满足来结束全书。继陈染、林白之后，更多的女作家又竞相效法，使原本的“诗言志”变成了艳体的“私言情”了。在各类“隐私”泛滥，商业化炒作频仍的今天，真正的“个人”又在哪里？所谓的“个人化”，但愿不会被用来当噱头。[FS:PAGE]

　　再看那些非隐私化的作品，其作者大都为青年男性，尽管也大量使用第一人称故事内叙述者，但并不一定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并且也不渲染其“隐私”色彩（我们是不会把诸如《我爱美元》之类当隐私读的）。从表面看这类作品在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距离只表现在故事的层面里，而在更深的层面中都是相互认同的。由于作者的这种认同，便不能在更深的层面对这个“我”或以其他人称出现的叙述者加以颠覆和反讽，这同样造成了作品中“声音”的单调和重复，以致这类小说中的“声音”的单调和重复，以致这类小说中的“声音”都变得极为相似：总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玩世不恭但又似乎良知未泯的语调和叙述方式。（当然，这种“声音”是有其来历的，甚至可作为一个“原型”来加以研究。从刘心武《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到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到朱文《我爱美元》中的我。）但当这种“声音”成为唯一的“标准语调”而被大量“克隆”时，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其是否还具有“个人”性。这一“标准语调”既是作者的“人格面具”（荣格语），又是其“理想自我”（卡伦·霍妮语），作者之所以乐于戴上它招摇贩卖的那些庸俗低档直露的白日梦成了近亲吗？

　　当“个人化”成为一种外在包装时，还有多真正的“个人”可言呢？

　　“个人化”写作，从“个人”出发，却走向了非个人，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其实，中国作家还是有着个人化传统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初，虽然文学担负了太多的社会使命，但还是在“救国图存”、“民主科学”等宏大命题之外，为个人留下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如鲁迅既有较宏大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也有较个人化的《野草》、《伤逝》、《奔月》等。周作人、郁达夫等更是身体力行倡导“言志”文学。即使后来的左翼作家如丁玲，早期也都是以个人化叙事（《沙菲女士的日记》）为主的，而后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才变为《水》，变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式的作品，个人立场逐步丧失。在这种思想改造过程事，不唯作家的个人立场转变为集体的立场，甚至连性别特征也随之淡化了。如《青春之歌》在故事开始时，基本上是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话语叙事的，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女主人公思想觉悟的“升华”，其女性特征也随之湮没。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从个人的向集体的、大众的转化过程。对作家而言，这也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有人认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带有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心理，也不无道理。这种“原罪”心理在今天的作家身上是否存在？“思想改造”留下的潜影，是否还在意识深层扼制着个性的张扬？我们今天的思想，真的“解放”了吗？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后记中说：“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是重叠的），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湮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湮没。”这般话清楚地表明了“个人化写作”与主流写作的关系及其目的功利性，即这种写作也可理解为是一种策略性的对抗，而非内心的自然流露。然而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中，很难说作家的思想是澄明的、独立的和自由的。当宏大叙事形成一种类同化、公式化的东西，并长期统治文坛之后，已越来越远离文学自身了。而“个人化叙事”作为一种久违了叙述方式的出现，则是今天的文学一步步走向自由、开放、包容的产物。然而这种“个人”行之不远，即面临危机，虽然丰富了小说的创作，但却并未推动小说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思想还没有得到真正解放的结果。

　　“个人化”的出路，并不完全在技术上，而更在思想的高度上。只有思想上的独树一帜，才能真正地避免作品的趋同化。然而今天聪明的作家太多，天才的作家太少，除学会了玩弄些花里胡哨的技巧，尚缺乏一种人格的力量，缺少一种特立独行的大家风度。缺少一种更为深层更为隐性更为庄严的声音——良知的关照、终极的关怀；说到底，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遮蔽与缺席。[FS:PAGE]

这就是他们文本中“声音”单一的深层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