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蒙古人阿音

摄影作为一种观察工具一直在帮助我们识别和确认我们的生活和文化历史，它的这项功能远比现实的艺术表述重要得多。在摄影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摄影家们喋喋不休地在讨论它作为媒介自身的诸般问题，总是在探讨它可以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的本体问题。在罗列一系列的艺术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获得解决，摄影作为艺术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在艺术上，摄影和整个人类艺术行走的过程一样，经过了唯美和观念的嬗变过程，留下了一部摄影艺术的历史。不过我们把艺术的摄影作品，和从摄影诞生之后人们就一直不断拍摄的那些所谓并不艺术的纪录性的照片相并置观看时，可能会发现后者似乎更能唤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它以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引领我们追溯逝去的时光，辨认和确认我们在宇宙中的身分。当人类在经过近现代文明的喧嚣之后，重新确认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是在重拾我们存在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学方向的摄影是要解决我们的现实道德问题的话，人类学摄影就是从科学的认识角度来肯定我们的历史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老照片"永远被人们青睐的原因。
在历史进入现代时期以来，人类的生活变化速度因为人类掌握了机器技术和互联网等工具后，驾驭自然的力量巨增而获得突变。积蓄千年甚至万年的生产生活方式迅即消失，建立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上的各个族群的独特文化也多数到了濒临灭绝的状态。许多我们在三四十年前还能见到的一些文化细节现在已经再无踪影，只是成为这一代还活着的人的一些心理记忆。但这种记忆的模糊性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能承担可靠的历史文献作用。它不是历史工作者在调查中纪录的文本，是从印象出发的追忆，没有了在调查纪录现场的那些实证性的工作步骤和专业的纪录标准。所以它绝不可靠。有幸有了摄影，它让纪录变得简单。摄影于是在有意无意中担当了纪录历史的工具。它在那些原本是其它目的用途的影像中，经常精细地记录时光之下的一切，包括人的表情和一切相关的生活信息。当然还有一些本身就是带着人类学意识去进行摄影的人们。他们认定摄影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纪录，希望以自己的摄影为未来的世界和人们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内蒙古的阿音就是这类的摄影家。
阿音，蒙古族，原本名字叫"柒金才"，一个汉族人的名字。阿音虽然是蒙族人，但生长的地方却是在蒙汉杂居的地区--科尔沁草原边缘的半农半牧地区兴安盟。阿音的父亲也不是科尔沁人，而是来自辽宁西部的阜新，那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地区，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蒙族人。阿音的母亲则是地道的科尔沁蒙古人。阿音说，他的父亲很早就来到科尔沁，以从锡林郭勒草原的额吉淖尔（汉语"母亲湖"）往吉林省的汉区长途贩盐为生。阿音说，他的父亲能讲流利的汉语，而且结交的朋友也全部都是汉族人。阿音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关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蒙族人，所居住的地区和周遭的邻居也还是以蒙族人为多。所以阿音的幼年实际上是在一个蒙汉双文化环境中度过的。这也给阿音从小带来一个矛盾和尴尬的心理过程。阿音说，他小时候所见到蒙汉差异是非常大的。汉族的生活习俗明显优于蒙族。 他们相对干净的卫生环境和有秩序的生活，在阿音的眼中是羡慕的。那时对于见过点"世面"的阿音来说，汉人比蒙人优秀。这可能是人类一种天然的对新奇的心理认同，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认为欧罗巴的一切比自己优秀一样。于是，阿音从童年起就在内心怀有对汉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但少小的阿音并不知道，这一切并非是种族的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文明进化问题。源自中原的汉文化其实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农业文明比游牧文明要先进，所以阿音认同的其实是基于现代主义观点的一种所谓"先进"的文明。阿音就是持着这种有些自卑的心理走过了他的童年。
阿音是一个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的人，也聪颖。他从小爱看书，少年时开始尝试写作，大了以后知道那是文学。在初二时，阿音已经在蒙文少儿读物上发表作品。但是贫寒的家境，致使阿音在中学以后就过早的进入社会谋生。初入社会的阿音以走村串镇的游商方式做贩卖服装的小生意。在天地间的游走，让阿音发现落后地区的百姓非常喜欢照相，但却没有机会，因为谁也不会为了一张照片跋涉很远去县城照相。灵光的阿音看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买了一架简陋的长城傻瓜相机开始为当地的百姓照相，日子也因此渐渐好起来。这是1988年。1989年末，阿音淘汰了傻瓜相机，换上了120的海鸥4A相机和一架简单的放大机，一个乡村摄影师的身份彻底完成。[FS:PAGE]
阿音的文学天赋，让他对社会的观察敏感，在靠摄影为自己的生活赚钱同时，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开始的变化。他也观察到报纸传媒在反映这些生活时的无奈。一些报纸，因为人才储备不足的原因，对变化的生活缺少快速的报道，尤其是在影像报道方面似乎更为贫乏。他还看到，报纸虽然编制了摄影记者，但摄影记者没有文字能力，采访必须配备文字记者。这种方式造成报纸在图片新闻方面捉襟见肘。阿音想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和刚刚练就的摄影能力，于是他利用自己身在基层的条件，开始以照片配文字的方式给当地的兴安报提供稿件。阿音的稿件得到报纸的欢迎，为他们解决了困难。一时间，阿因成为兴安报见报率最高的通讯员。不要小看阿音的这一经历，就是这段业余记者的生涯，铸成了阿音后来走上职业摄影家的道路。阿音在后来频繁的见报率中，确认了自己的摄影能力。他又开始给各种专业摄影媒体投稿，仍然成功率极高。专业摄影的意识也在此时萌生，阿音准备进军真正职业的摄影了。这时报道摄影成为他的主要兴趣。他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民族--蒙族。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他当时恐怕还是那些以题材打比赛容易获胜的投机心理作祟，阿因此时并未脱离一个充满获奖欲望的爱好者趣味。为此目的，阿音想起了父亲贩盐的额吉淖尔，那是一个白云深处的地方。他去了，果然不出所料，额吉淖尔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旗）境内，而东旗恰好是在偏远的中蒙边境上。东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蒙族牧区，那里的蒙古族还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驮载着荒老沧桑的勒勒车、玉带般缠绕的草原河流、夕阳晨光中游涌的牧群和那些被风雕琢的蒙族人面庞，这些都让阿音欣喜若狂，他看到的都是最能进入摄影镜头的图画。
阿音开始了他的"创作"，也把自己的家搬到了东旗，甚至也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地道的蒙族名字--阿音，是取蒙语中"走很远的路"的意思，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决心。他好像忽然有了重新确认自己民族身份的愿望，他自认找到了心中的天堂。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切让他感动，此时他的心情应该正像腾格尔在他的"天堂"一歌中所唱的那样"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哎耶/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耶--"。内蒙古草原宏大的气象和游牧的蒙族同胞让阿音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他也忽然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他童年时代所没有的感觉。童年逼仄的生存空间，让他羡慕那些所谓的以汉族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而东旗那恢宏的天地气象和质朴的人们，则让他看到了纯净和顽强的生命力量。他决心为自己的民族拍照，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蒙古人的感觉和身份。
阿音开始了他的工作。他首先在东旗的镇上开设一家小小的影楼，作为自己生存的基地，然后再用经商所获得的利润进行他理想的实践。
不过没多久，阿音在开始的感动和激情之后，他感觉到了许多问题。随着对东旗的越来越熟悉，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看到了在美丽的彩霞和悠远的长调之后的种种。无数的现实，让阿音觉得彩霞不再绚烂，长调也越来越悲伤，他心中的圣域远非只是诗意。
东乌珠穆沁旗作为最典型的蒙族游牧地区这些年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全面的现代化浪潮中，这里也被深深地波及，早已不是一个阿音原来理想的世外桃源了。从上世纪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畜牧业的发展，草原上的牧畜群开始迅速扩大，导致草原的牧畜承载量不堪重负。于是，作为中国最好的两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草原（另一为呼伦贝尔）迅速退化，由原来没膝的草地变成斑秃般的草地，加之全球气候的变化，丰饶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也出现了沙化的征兆。蒙族牧民们在改革初始一些年获得一些令他们惊喜的收入后，迅速又被日益逼来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和商业市场规律所折磨。他们必须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畜群，以维持发展生产的需要，结果就是眼看着原来赖之生存的家园环境越来越恶化。他们投入的越来越多，但得到的却越来越少，因为生活的成本不断提高。没有人再骑马放牧，而是改成骑摩托车放牧，人们也越来越少使用勒勒车这样自然的运输工具，而是代之以汽车等的内燃机车辆。草越来越少，牲畜缺少食物，牧民们在冬季要从外地购买牧草。无所不在的现代资本也越来越频繁光顾这块偏远之地。他们在草原上掘地挖坑，寻找矿石；他们在草原上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耕耘播种粮食，因为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会获得更大规模的利润。羊群、牛群、马群和牧人，这些原来草原上的主人，现在反而成了可能被放逐的草原"异物"。牧民们被政府聚集起来像汉族一样村居，牲畜则围圈蓄养。更为可怕的是，从古代一路走来的游牧民族文化受到威胁。阿音悲哀地看到，他的蒙族同胞们在这场迅疾的"现代化"中，原来纯净的灵魂受到骚扰。他们渐渐丧失原来那种昂然于天地之间的自信。他们许多家庭，放弃自己的畜群，背离自己的家园去城镇和大城市去打工。他们在这种所谓的新生活中茫然无措，因为他们属于草地，并不熟悉新的环境。他们也没有除放牧之外的技艺，因此丧失了获得美好安详生活的权利。那原来与芳香草原相依相亲建立起来的人伦信仰与价值观，也渐渐沦丧，人们迷失了。人们相互之间开始变得冷漠，不再视远道而来的人为尊贵的客人。曾经驰骋广漠草原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和以卷席般的力量横扫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精神衰落了。甚至那些在草原上和蒙古人朝夕相伴的黄羊和苍狼也不再眷恋这块土地，它们乖巧地利用边境的铁丝网和凶猛的现代化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因为那绵延千里的铁丝网北面是尚可它们安憩的安全之地。[FS:PAGE]
阿音进入了悖论。他自以为摆脱了"文明"的汉区，终于找到他与他内心血脉相连的真正灵魂之地，但却与他一起雄壮走来的却还是那个来自汉区的现代文明。他刚刚熟悉的亲切的同胞们，也并不是他心中原来想象的那尊贵的英雄般的人们，他们已在现代化的绑架之下沉沦了。他们还依然纯朴，但却茫然，像被放回现代的远古物种，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无奈地挣扎。阿音的取景框也因之沉重，他觉得他仍然要抗争，要为最后的蒙古人留下身影和面容。他用最老实的"造像"方式，端庄地为东旗的蒙族人拍照，寻找他们那深藏在灵魂深处的尊严。他镜头中的蒙族人，突出了"蒙古人"特征的一切--他们站在风雪中，包裹的是他们生存的恶劣环境；他们坐卧在毡房内，周遭是他们安居的空间与家庭物品，窄小却温馨；他们坐在勒勒车上，那是他们跋涉遥远草原的小舟；他们怀抱着洁白的羊羔，那是他们未来生活希望的襁褓。在这些阿音镜头中的蒙古人脸上，都刻着沉着和乐观，就像那宏大宽广的草原般雍容。他们似乎随时都准备着迎接漫天的风和无尽的雪，与那些牛羊驼马共同走到日月终结。阿音在这些影像中，充分使用了摄影师的权利。他排除了绝对的现实真实，选择了他内心中的真实。他坚持用摄影寻找他的蒙古人，要为他自己的血统重新认证，要用自己的镜头重现蒙古人的尊严。阿音在自己的认证中，特意突出了蒙古女人的母亲形象。阿音的蒙古女人们，表现出真正草原主人的身份，她们承担了草原生活的大部分责任--哺育后代、操持家务、照看畜群。她们是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朵，也是最早凋谢的花朵。她们的身后，才是真正伟大的草原和不息的蒙古人。
阿音在深情地唱着赞歌之时，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的民族现实留下证据。他在拍摄每一个家庭和人物之时，都进行了细致的采访，记录了他们目前生活的真实数据--他们的羊群、他们的困境和愿望。这些都附加在阿音的影像中，让影像有了历史的依据。阿音知道，即使蒙古历史真会终结，他的努力也会给未来留下记忆。
阿音在寻找蒙古人时找到了自己。
啊，蒙古人阿音，一条遥远的路。

200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