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新闻摄影高峰论坛

     8月3日，大理艺术节期间，《人民摄影报》组织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摄影论坛——中国新闻摄影大理高峰论坛。现场发言极其活跃，而且论争不断。巩志明先生率先发言，而我则是第一个“跳”出来加以质疑的。接下来一直论争不断，总体说来是技术话语与人文话语的一次大碰撞。鲍昆老师的人文立场与批判精神非常鲜明，孙惊涛的发言则掀起了“骇浪”……而我的发言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理论思考。文学界的研讨会大多四平八稳，很少有开成这样的。所以更喜欢摄影界的率真和性情！

     下面是我的发言内容：

摄影何以“新闻”？

在进入正式话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北京天津这边正规点儿的早点铺很少，早上吃早点很不方便。今年春节，我突然发现家门口开了一家门脸很大的早点铺，进去一看，这家饭店不光卖早点，有人还在此办了个小影展，来烘托“年味儿”。办展的那个摄影人我认识，他不是正式的记者，而是某个知名媒体的通讯员，据说得过很多次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他看见我来了，忙请我帮他看片子，点评点评。我看完片子，想到的只有两个字——无语。他快退休了，是业余发烧友中的头儿，拍了一辈子的新闻摄影，但到头来一看，可以说全都是视觉垃圾。作为报社通讯员，他是优秀的，但作为摄影人，却完败。他一辈子都在拍视觉垃圾，比如新年到了，他就到古文化街上拍老太太戴花……说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啦，他就到农贸市场去拍人们拎着大鱼大肉……全都是笑模笑样的，特俗不可耐，是那种典型的“新闻糖水片”。我为什么对此会感到无语呢？因为他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不可能再去转型了。比如像某些人那样放弃“新闻糖水”而成为纪实摄影家。而他如果不去拍“新闻糖水”而去拍真正的新闻摄影，有可能报社反倒不用他的片子了，因为报社要的就是这种口味的东西。他毕竟不可能像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放弃这家报社，而去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之类的大媒体供片。所以我只能看着他继续拍垃圾而无能为力。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新闻摄影的问题，并不都在摄影，而更多的在新闻。有什么样的新闻理念，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闻摄影。二、在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里，像他这样的摄影人占多少比例？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都是些新闻摄影中的高端问题，可是像《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这样的高端媒体，在中国所有的报业中才能占百分之几？那些每天刊登视觉垃圾的报纸多到数不胜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可能不会去看《新京报》，去看《南方都市报》，但他们却会去看那些低端的报纸，去看那些“新闻糖水片”。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人的视觉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是被话语塑造的。老百姓的视野整天被这些低端的视觉垃圾塑造着，时间长了是会毁掉一批人的！这是有关中华民族整体民族素质的大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新闻摄影的问题不单单是摄影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新闻体制、新闻理念的问题，是新闻整个语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长久以来我们的新闻和文学一样，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是非独立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有所好转，话语管制或者说新闻尺度有所开放，但大多数中低端的媒体，还是弄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往宣传上靠。新闻当然有很多种，并不一定都是突发的那种，但也应该有一个底线，不能随便把那些歌舞升平的东西都拿来当新闻说事儿。我个人对新闻的判定是这样的：真正的新闻是为了发现未知的信息，而不是去证明被预设的已知俗套。比如说，[FS:PAGE]5·12大地震，5月11号人们还不可能知道。也有一些是可以预见的新闻，比如某年月日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我们可以预先知道，但会议到底是怎样开的，我们并不知道，需要到现场去观察去发现。而宣传就不一样了，会议还没开，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了，这个结论当然是预设的，所以他们到现场不是去发现，而是去证明，去证明那个早已被预设了的已知俗套。于是在这样的新闻中，摄影当然也就成为了这一俗套的图解，无非是把会场拍得庄严些，把鼓掌拍得热烈些，把人们的表情拍得喜悦些而已……“刘羚羊”、“张飞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造假就是为了证明意识形态想象中的“完美”，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想象中，是不允许“缺欠”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就是新闻被沦为宣传工具的结果。在这种“工具”的运行中，人们只需去证明而无须去发现，久而久之，人们的话语系统就被训练成了按“超隐喻”的编码规则去运转的机器了。什么叫思考禁锢？这就是。从不让你说，到你根本就不会说了；从不敢思想，到不会思想，直至失去自我。

新闻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守的底线，那就是去发现真相而不是证明俗套。我前面讲的那个通讯员的悲剧，就在于他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地证明那些已知的俗套，而对真相却从未发现。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按照被驯化了的视野去取景了，而他自己的眼睛呢，其实什么都没看见，完全是“睁眼瞎”。

在中国不仅仅是贫富两极分化，比贫富两极分化更分化的，其实是文化的两极分化。比如中国学术的高端，已经完全可以与西方媲美了，但一般的学者却连基本的规范都不懂。摄影更是这样，我们中国的摄影家可以接连不断地在“荷赛”等国际大赛中获奖，而低端的呢，像我前面讲的那个通讯员，却一辈子连新闻是什么都没弄懂！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又何止千万？对这种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是，既不能因为有那么多人在“荷赛”获了奖，就忽视了中国摄影中落后的一面，也不能因为有千百万个像我说的通讯员的那种摄影人就无视中国摄影的进步。

前面我说的低端的一面比较多，接下来再说说高端的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派情结”思考过没有，从刘索拉、徐星到余华、格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作家投身到“现代派”的思潮中去？我对这一段的文学现象做过研究，我的结论是，那是中国当代文学对话语资源的一次集体寻找。因为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资源，也就是以白话文为特征的现代文学话语资源，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已经被彻底地污染掉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在提倡“思想解放”。但“思想解放”是要以话语的解放为前提的，没有话语的解放，“思想”只能从一种“禁锢”走向另一种“禁锢”。也就是在这时，人们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了，已经陷入了空前的“能指的危机”。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说“失语”——确实，是真的失语了。那个时候批判“四人帮”的话语，其实也同样是文革时使用的大批判式的话语，只不过是批判的对象换了而已。人们在话语方式上，已经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噩梦般的俗套。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必须去寻找新的话语资源，否则就只能复制文本垃圾。而寻找新的话语资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去重新发现古典；二是去学习西方“现代派”。孙犁、汪曾祺们等走的是第一条路，刘索拉、徐星们走的是第二条路。所以“现代派”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创作方法、文学技巧之类的问题，而是话语资源的重新寻找与话语方式的重新编码的问题。

就像文学界至今都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结”一样，摄影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也同样有着“荷赛情结”吗？中国摄影家的“仰视荷赛”，其实也是正常的，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里，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摄影家同样面临着对话语资源的重新寻找，否则一按快门，就是俗套。前些年摄影界有过一次大讨论，是关于“白沙杯”摄影大赛里一幅获奖作品的，记得那幅作品叫《走出大山》，拍的是山里娃娃去参军时的画面。今天在座的贺延光老师就是那次大赛的评委，贺老师等评委给了这幅作品一等奖，而事后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影友们批评说，参军应该是光荣的事，是保家卫国，应该满脸喜悦如沐春风才对，怎么能眼神中带着忧郁呢？这样的片子怎么能获奖？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思维方式，这就是俗套！这就是“超隐喻”！[FS:PAGE] 这是用“虚假”来质疑“真实”！我当时写了篇文章，批评了影友们的僵化观念，并指出“超隐喻”是阻碍中国摄影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摄影家对“荷赛”的“仰望”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以走出“超隐喻”的怪圈子。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复杂多了，一方面是仍有那么多的摄影人在中国特色的“超隐喻”的陷阱里苦苦挣扎，而另一方面呢，却又与包括西方摄影师在内的所有摄影人一样，面临一个人类共通的问题——后现代的幻象。也就是说，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困惑却已经来敲门了。比如前些时大家都在讨论的“荷赛”获奖作品《复制战争》。

《复制战争》这类作品已经跟我们传统的理念有很大出入了，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在看到这组作品后，突然发现，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后现代摄影呀。

摄影会不会走向后现代？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已经越来越虚拟化、文本化了，而以现实生活为拍摄对象的摄影，又怎么可以不随之变化呢？我继“超隐喻理论”之后研究的就是“新媒体理论”。我曾预言，在“新媒体”的时代，文字文本与图像文本会走向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也就是说文学与摄影会联姻。因为文与图的分离是纸媒体的特征，而在数字网络时代，这种分离就没有道理了。严格地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新闻摄影，也基本还是以纸媒体作为主流媒体而建构的，当数字网络、3G等新媒体成为主流媒体后，新闻摄影也必定发生重大的规则上的转变。这也正是我所要探讨的问题。以前的法兰克福学派称商品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在今天，技术本身其实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复制战争》在今天看起来或许还很标新立异，还会引发讨论，但当有一天，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已被各种文本所覆盖时，我们就再也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那时的摄影将注定成为复制的复制，泡沫的泡沫，文本的文本。

人类社会在发展，图像技术在发展，尤其是进入了网络数字时代以后，大量的照片、图像、视频会越来越多，直至铺天盖地……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甚至认为，这些不断自我复制的“类像”最终会取代现实。他说当IBM的技术复制了地球以后，地球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他甚至写了本书叫《海湾战争没有发生》，因为战争一经媒体的播报，就完全成为了一种符号间的的转换，而与事实没有多大关系了。鲍德里亚讲的虽然有些夸张，但道理上是对的。今后我们的现实世界，肯定也会被大量的图像文本以及各种各样的“类像”所覆盖，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镜城”。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现实”也就无法再去“直面”了，真实与非真实之间最后的疆界也将随之消弭……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拍摄甚至可能会成为复制的复制的复制的……因为你拍摄的现实本身已经被层层覆盖，你还能再拍什么？你想不“后现代”都不行！

去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后，我就有了这种感觉，这次到云南来，这种感觉就更突出了。那就是我们正面临着“影像之熵”的来临。文学其实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摄影呢？其实也就是“拍什么”和“怎么拍”的问题。那么当所有的主题都被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当所有的技巧也都被无限地花样翻新地反复使用之后，摄影还会留下些什么？一切都将似曾相识，一切将成为旧瓶装旧酒……后现代的拼贴、戏拟也许是唯一的突围之道，但突围之后又如何？还不是符号之间的游戏和空转？

我在看影展的时候发现，当大量图像把一个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的感受能力就会降低，就会视觉疲劳。无论这些图像单个儿看起来多么精彩，但铺天盖地地放到一起后就会显得雷同，就会失去击中人心的力量。因为在海量图像的包围中，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日趋麻木。那么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里，当那些似曾相识旧瓶旧酒的图像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时候，当数字技术所生产的海量图像彻底覆盖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角落，摄影原初的意义是否还存在？图像文本会不会也进入到一种“熵”的状态？当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或其他更新鲜的玩意儿去任意观赏、窥视这世界的每一角落时，新闻还何以成为“新闻”？技术无止境，我们距离这一天也许一点都不遥远。所以我认为今天已经到了需要思考这一类“后现代”问题的时候了——新闻摄影会不会在技术泛滥中被彻底“耗散”？中国式的新闻摄影在与世界接轨的狂欢中，会不会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搭上的是“最后一班地铁”？[F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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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斓发言

会后与贺延光老师合影

会后晚宴上的“跳菜”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