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流传的因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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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流传的因果（一）

——评阿袁的小说

初读阿袁，便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以前并不知道江西有个大才女阿袁，去南昌评“中国小说排行榜”时，才读了她的《郑袖的梨园》，于是“惊艳”，于是吐血推荐，于是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写了篇《藏策评阿袁》。

写《藏策评阿袁》的时候，其实还只读过她两三篇小说，但阿袁的格局已然是看出来了。待陆续又读了她的其他小说后，更认定自己先前的印象是对的——阿袁的小说是有“来历”的。评阿袁的小说，仅评出个好坏优劣来，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皮毛，还需大处着眼，勘破其前世今生，方能明了那华美的文本之下流转的因果。可惜现在的文学批评，大多是皮货商的本家，只会看皮毛，至于那毛皮下面的基因构成是怎样的，就一窍不通了。喜欢张爱玲的多了，可真懂张爱玲的又有几个？

话说中国人真正作起来fiction来，是有了《新青年》以后的事。现在有学者说，其实早在胡适、陈独秀鼓吹“白话文”之前，各地的“白话报”就已经在大量刊登白话小说了。这话没错，但那是只是白话小说，而非白话fiction。Fiction这种西方的叙事文体，在中国原本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找不到可以对应的汉语的词儿，只有“小说”与之相近，于是便把fiction翻译作“小说”了，但fiction与“小说”毕竟只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新文化运动以后，像鲁迅那样的前卫作家们作的小说，其实都是fiction，是“西体中用”。 Fiction这个“西体”是一直延用到了今天的，早已成了文学界里的主流文体，以至于“小说”这个词儿的所指也早就发生了偏移，干脆就是fiction了。原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小说呢，海外汉学家们又不得不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奇书体”。

然而fiction的“中用”却没这么简单，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话语流变，还不大多是在“中用”上做的文章？一路呢，走的是“乡土”的路子，如废名，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另一路呢，走的是“现代派”的路子，有些近乎于“西体西用”了，如林徽因，如凌叔华，如施蛰存，以及《现代》作家群……而张爱玲呢，则是在“中体西用”这一平衡木上舞得最好的，难度最高的。她同样是个“现代派”，但却不是个依样画葫芦的现代派，而是个能将中西打成一片的“现代派”。其实她最最现代的，还是思想观念，她既不屑于迂腐的“启蒙主义”，更没有幼稚的“理想主义”，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世道人心，什么爱恨情仇……竟让这小女子一眼就都给看穿了。

不过这“乡土”也好，“现代”也好，后来却纷纷夭折了。小说的“中用”成了“政用”——为政治所用。照说文学与政治本来就是脱不开干系的，让文学脱离政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脱离政治”本身就很“政治”。其实关键不是文学脱不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平等的对话的关系呢，还是服从的乃至奴役的关系。很不幸，20世纪里的中国文学，先是作了政治的丫鬟，继而更降格成女奴，最后连奴仆也作不成了，竟至成了囚犯……这说的是小说的“前生”，再看“今世”呢，改革开发之后，最容易复苏的是“乡土”，贾平凹、路遥……多到数不胜数。最发展且壮大了的是“现代”，从刘索拉、徐星到余华、格非……然而能在“西体中用”这根平衡木上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却几乎没有。写“乡土”的固然可以很“中用”，手法上甚至也不难很“现代”乃至“后现代”，但毕竟缺少现代都市的经验，不是弄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幻像”，就是弄成了“底层叙事”式的“生死场”；而写“现代”的，又往往貌似“生活在别处”——不单单是故事的问题，而是话语，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话语。其实这是个自“白话文运动”开始时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何继承古典文化中的神韵，如何才不至与汉语悠久的话语资源断层的问题。张爱玲天才式的写作实践，给解决这问题寻得了一个路数，但当张爱玲成了“绝唱”后，这一路数也就日渐式微了。海外虽有白先勇承继衣钵，可在大陆却因“工农兵”文艺路线的挤压而彻底没落了，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大陆的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张爱玲这一号。提到现代文学大师，无非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就连文学“小师”也都让殷夫、柔石们占了，而张爱玲以及她的“路数”，都被从人间蒸发了。于是小说的“中用”，或曰“民族化”便从此走上了“方言化”的路子，谁的语言写得越“土”，他的小说也就越“民族化”，小说的“西体中用”，成了“土洋结合”。[FS:PAGE]

方言写作本非文学的正途，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竟成了文学的最高标准之一。“中用”即是“土用”，在一个以土为美，以侉为雅的语境里，张爱玲一派的路数自然也就断了香火，以至于改革开放了许多年以后，“张爱玲热”席卷了大江南北以后，仍然后继乏人。虽说也有一些大陆作家纷纷成了“张迷”，也试着做起了“西体中用”的工夫，但毕竟是裹过脚又放了的，走起路来总不免有些扭扭捏捏。又好比“漂白”了的杰克逊，变了的只是表皮，骨子里的基因没变。所以在“乡土”与“现代”都相继繁荣了之后，“张派”在当今文坛中，仍是“缺一门”。

明白了这些前世今生的因果，也就明白阿袁小说的妙处了，这叫大处着眼。虽说阿袁现在写的小说还远远比不上张爱玲，也比不上白先勇，至多是像了半个，但骨子里的基因却是靠谱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初读阿袁就“惊艳”的缘故，不是惊其皮毛，而是惊其内里。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一个作家能空前绝后，固然是一种幸运，但谁又能说就不是一种悲哀？尤其是当这个作家的话语资源里，蕴藏着话语流变的某种可能性甚至就是一种“文脉”的时候。

我对阿袁本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是大学里的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学院派作家。从新世纪之初才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而且写的作品也不太多，只有十几篇。但读过这十几篇小说之后，引发的感想却极丰富。前面说的都是大处着眼，现在该小处落笔了。阿袁的小说看上去就如张爱玲那袭“华美的旗袍”——旗袍是什么？旗袍就是小说的叙述话语，“华美的旗袍”说的是叙述话语的锦心绣口。按西方老派的叙述学理论，话语就是用来讲故事的，“华美的旗袍”就相当于小说的“扮相”……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从话语的表层看，这话在理：“旗袍”华美，讲的故事就好听，反之呢，就蹩脚。不过若从话语的深层看，就不是这个理了——故事难道就不是话语？难道会有脱离话语而存在的“纯故事”？所以按我的观念，话语非但不是服从于故事的，反倒是故事要服从于话语。因为决定了故事构成的，恰恰就是话语深层的语义选择。比如语义上陷入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那由此生成的故事也就好不到哪儿去了，无非也就是些好人与坏人、正义与邪恶、“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腐败分子”之间的斗法和道德说教而已。而一旦语义丰富了，故事也就丰富了，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观点：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

语言解放了，故事也就解放了，而最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也就真正的解放了。

20世纪的现代汉语写作，始终有一个瓶颈，就是与汉语的悠久传统相“隔”的问题。“五四”一代的小说家没能打破这个瓶颈，于是“伊”啊“呀”的，仿佛咬着舌头在说话。旧学的箱底子打乱了，欲说还羞，吞吞吐吐……西式的呢，也才刚刚操练，还远没运用自如。前一阵有80后作家质疑冰心等作家的语言水准，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

话语方式有局限，思想深度自然也就有局限，莫名其妙的感伤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呀，有时幼稚得就像青春期里“斯人独憔悴”的大孩子……

张爱玲是突破了这瓶颈的，她靠的是古典白话小说，也就是“奇书体”小说的滋养。她把“奇书体”的话语方式，与fiction式的小说文体打成了一片，西体中用，贯通了中西古今。张爱玲织就的这袭华美的袍，可不是单用来摆样子的，而是用来——呵呵——爬虱子的……把华美的袍与虱子撤在一起，张爱玲在语义选择上的复杂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此复杂的语义当然也就决定了她的故事，于是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主义思潮，到了她的笔下也不过就是些饮食男女的“传奇”而已。张爱玲是个直觉的解构者。